带上她的眼睛

刘慈欣

我要去度假，主任让我再带一双眼睛去。主任递给我一双眼睛，指指前面的大屏幕，把眼睛的主人介绍给我，是一个好像刚毕业的小姑娘，在肥大的太空服中，她显得很娇小，她面前有一支失重中的铅笔飘在空中。

我问她想去哪里。

“那就去我们起航前去过的地方吧！”她说。

这里是高山与草原的交接处，我掏出她的眼睛戴上。所谓眼晴就是一副传感眼镜，当你戴上它时，你所看到的一切图像由超高频信息波发射出去，可以被远方的另一个戴同样传感眼镜的人接收到，于是他就能看到你所看到的一切，就像你带着他的眼睛一样：它还能把触觉和味觉一同发射出去。

“这里真好！”她轻柔的声音从她的眼睛中传出来，“我现在就像从很深很深的水底冲出来呼吸到空气，我太怕封闭了。”

“可你现在并不封闭，同你周围的太空比起来，这草原太小了。”

她沉默了，但几秒钟后，她突然惊叫：“呀，花儿，有花啊！上次我来时没有的！”

是的，广阔的草原上到处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小花。“能近些看看那朵花吗？能闻闻她吗？”她问。我只好趴到地上闻，一缕淡淡的清香，“啊，我也闻到了，真像一首隐隐传来的小夜曲呢……”

来到一条隐没在草丛中的小溪旁。她叫住了我说：“我真想把手伸到小河里。”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溪水，一股清凉流遍全身，我又听到了她的感叹。

“你那儿很热吧？”我想起了屏幕中窄小的控制舱和隔热系统异常发达的太空服。

“热，热得像……地狱。呀，天啊，这是什么？草原的风？！”这时我刚把手从水中拿出来，微风吹在湿手上凉丝丝的。

我带着她的眼睛在草原上转了一天，她渴望看草原上的每一朵野花，每一棵小草，看草丛中跃动的每一缕阳光；一条突然出现的小溪，一阵不期而至的微风，都会令她激动不已……我感到，她对这个世界的情感已丰富到不正常的程度。

夜里我刚睡着，她就通过眼睛叫醒了我：“请带我出去好吗？我们去看月亮，月亮该升起来了！”

我在睡意朦胧中很不情愿地起了床，对着夜空说：“你在太空中不也一样能看到月亮？喂，告诉我你的飞船的大概方位，说不定我还能看到呢。”

她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自己轻轻哼起了一首曲子，她说：“这是德彪西的《月光》。”

第二天清晨，阴云布满了天空，我从眼睛中听到了她轻轻的叹息声。

“看不到日出了，好想看草原的日出……听，这是今天的第一声鸟叫，雨中也有鸟呢！”

又回到了灰色的生活和忙碌的工作中，以上的经历很快就淡忘了。但在我的意识深处，有一颗小小的种子留了下来。在我孤独寂寞的精神沙漠中，那颗种子已长出了令人难以察觉的绿芽。虽然是无意识的，当一天的劳累结束后，我已能感觉到晚风吹到脸上时那淡淡的诗意，鸟儿的鸣叫已能引起我的注意……世界在我的眼中仍是灰色的，但星星点点的嫩绿在其中出现，并在增多。有一天，上班时我走进航天中心高大的门厅，一幅见过无数次的巨大壁画把我吸引住了，壁画上是从太空中拍摄的蔚蓝色的地球。那支飘浮的铅笔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同壁画叠印在一起，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

“我怕封闭……”一道闪电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除了太空，还有一个地方会失重。

我发疯似地跑上楼去找主任，“是为了小姑娘来的吧。”主任说。

“她到底在哪儿？！”我大声问。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她是‘落日六号’的领航员。”

一切都明白了，我无力地跌坐在地毯上。

“落日工程”是潜入地球深处的一系列的探险航行，“落日工程”的前五艘飞船都成功地完成了地层航行，安全返回地面。但“落日六号”飞船发生事故，误入了地核区域，就如同登月飞船偏离月球迷失于外太空，获救的希望是丝毫不存在的。

在“落日六号”上，航行组上的其他两名航员因事故相继去世，只剩下她一个人。现在“落日六号”内部已完全处于失重状态，飞船已下沉到6300公里深处，那里是地球的最深处，她是第一个到达地心的人。

“落日六号”的中子材料外壳足以抵抗地心的巨大压力，飞船上的生命循环系统还可以运行50至80年，她将在这不到10立方米的地心世界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我听到了她同地面最后通信的录音，这时来自地心的中微子波束已很弱，她的声音时断时续，但这声音很平静。

“……今后，我会按照整个研究计划努力工作的。将来，也许会有地心飞船找到‘落日六号’并同它对接，但愿那时我留下的资料会有用。请你们放心，我现在已适应这里，

不再觉得狭窄和封闭了，整个世界都围着我呀，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上面的大草原，还可以清楚地看见那里的每一朵小花呢……”

在以后的岁月中，地球常常在我脑海中就变得透明了，在我下面6000多公里深处，我看到了停泊在地心的“落日六号”地航飞船，感受到了从地球中心传出的她的心跳，听到了她吟唱的《月光》。

有一个想法安慰着我：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离她都不会再远了。

（有删改）

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图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甲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乙

拿来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局面，我国有识之士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有助于当时的国人“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获得思想解放，因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一些人的拿来主义慢慢地变了味，不再是借鉴扬弃而是照抄照搬，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于是，大量西方的思想观念、理论主张被不加辨别地“拿”了进来。久而久之，一味“拿来”伤害了中国理论的原创力，一些中国学者也因此失掉自信：无论概念、理论框架还是研究方法、思维模式，都不顾我国现实和语境，盲目按照西方的模式走，深深打上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烙印；而像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张培刚的农业工业化理论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理论，即便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也不能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

实事求是地讲，我国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起步较晚，需要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理论工作者产生了自卑心理，认为凡是西方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先进的，凡是基于本土视角和本土经验的研究都是低层次的、上不了台面的，进而奉西方理论为圭臬，不问合不合时宜、合不合国情，削足适履，盲目“拿来”。实际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用，必须在学习借鉴的同时依据国情自主创新。

思想理论是总开关，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灵魂。在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一味“拿来”“唯洋是举”，是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一味“拿来”的理论缺乏我国实践支撑，只能停留在思维层面，不会与社会实践发生“化学反应”，难以对实践起到科学指导作用。更为严重的是，不合时宜、不加取舍地照抄照搬，很可能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还应看到，“人心就是力量”。思想理论工作归根到底是解放思想、争取人心的工作。少数西方国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搞“颜色革命”，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做思想舆论工作，利用技术优势和话语霸权进行文化和价值观渗透。一些披着“普世”外衣的理论被一些发展中国家“拿来”，导致思想混乱甚至社会动荡。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一旦因“思想动乱”导致内乱，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对一味“拿来”进行矫正。

（节选自《人民日报》）

生机勃勃的太阳花

一天清晨，太阳花开了，在一层滚圆的绿叶下边，闪出三朵小花。一朵红，一朵黄，一朵淡紫色。乍开的花儿，像霞那么艳丽，像宝石那么夺目。在我们宁静的小院里，激起一阵惊喜，一片赞叹。

三朵花是信号。号音一起，跟在后边的便一发而不可挡。大朵、小朵，单瓣、复瓣，红、黄、紫、蓝、粉一齐开放。一块绿色的法兰绒，转眼间，变成缤纷五彩锦缎。连那些不爱花的人，也经不住这美的吸引，一得空暇，就围在花圃跟前欣赏起来。从初夏到深秋，花儿经久不衰。一幅锦缎，始终保持着鲜艳夺目的色彩。起初，我们以为，这经久不衰的原因，是因为太阳花喜爱阳光，特别能够受住烈日的考验。不错，是这样的。在夏日暴烈的阳光下，牵牛花偃旗息鼓，美人蕉慵倦无力，富贵的牡丹，也早已失去神采。只有太阳花对炎炎赤日毫无保留，阳光愈是炽热，它开得愈加艳丽，愈加热情，愈加旺盛。

但看得多了，才注意到，作为单独的太阳花，其生命却极为短促。朝开夕谢，只有一日。因为开花的时光这么短，这机会就显得格外宝贵。每天，都有一批成熟了的花蕾在等待着开放。日出前，它包裹得严严紧紧，看不出一点要开的意思，可是一见阳光，就即刻开放。花瓣就像从熟睡中苏醒过来了似的。徐徐地向外伸张，开大了，开圆了……这样一个开花的全过程，可以在人注视之下，迅速完成。此后，它便贪婪地享受阳光，尽情地开去。待到夕阳沉落时，花瓣儿重新收缩起来，这朵花便不再开放。第二天，迎接朝阳的将完全是另一批的、成熟了的花蕾。

这新陈交替多么活跃，多么生动！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太阳花在开花的时候，朵朵都是那么精神充沛，不遗余力。尽管单独的太阳花，生命那么短促，但从整体上，它们总是那样灿烂多姿，生机勃勃。

开完的太阳花并不消沉，并不意懒。在完成开花之后，它们将腾出空隙，把承受阳光的最佳方位，让给新的花蕾，自己则闪在一旁，聚集精华，孕育后代，把生命延续给未来。待到秋霜肃杀时，它已经把银粒一般的种子悄悄地撒进泥土。第二年，冒出的将是不计其数的新芽。

太阳花的欣赏者们，似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世界，一个科学的、公平的、友爱的世界。他们像哲学家那样，发出呼喊和感叹：太阳花的事业，原来是这样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呵！

“中庸”辨义

彭国华

①“中庸”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被误解、误用，颇有辨析的必要。在有的人看来，所谓“中庸”，就是做人要圆融，善于“和稀泥”、当“老好人”，搞折衷主义、模棱两可；做事要平庸，不出头、不冒尖、守“本分”，满足于随大流、跟着走。但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儒家关于“中庸”的原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整体认识和评价。事实上，这种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庸碌无为的“老好人”、“本分人”并非儒家所尊崇的“中庸”之人，而是其所贬斥的“乡愿”，这种人格与品行也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孔子说：“乡原（愿），德之贼也。”

②将“中庸”理解为“乡愿”，除了少数人是刻意而为、混淆视听之外，大多数人是出于对“中”、“庸”二字的望文生义：将“中”理解为“走中间路线”，将“庸”理解为“平庸”。不过，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我们来看看相关文献中的解释。在《中庸》一书中，“中”与“和”是放在一起表述的，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此可以看出，“中”在这里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距离概念，是所谓“时中”，即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表达合适的情感，而不是折中调和或不分场合地率性而为。对此，《中庸》进一步解释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关于“庸”，汉代学者郑玄的注释是：“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也就是说，儒家所谓“庸”，就是人伦日用；所谓“中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中和”的理念，追求言行在时机、氛围等方面的恰如其分，不失礼、不失态、不偏激。用俗话说，“中庸”则大致相当于 “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或“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中庸”或“中和”的理念还可以超越人伦的领域，运用到人与自然关系上：人们通过对自然界万物生长与四时变化规律的领悟和顺应，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中庸》中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③儒家认为，在人伦日用中做到“中庸”，即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是一个极高的境界，需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运行规律、运行法则有深刻的体验和把握。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至少需要做到四点，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破除种种思维定势和主观成见，通权达变、相时而动。为此，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关于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礼”、什么是“孝”等基本伦理问题时，总是避免给出概念化、程式化的答案，而是根据不同弟子的气质禀赋和不同的言语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明和阐释。从教育学的角度说，这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而从伦理学的视野观照，这就是他引导弟子追求“中庸”境界的具体实践。黑格尔曾因《论语》中缺乏概念和范畴的思辩而给予这部经典以至孔子本人相当消极的评价，其实，这恰恰体现了儒家伦理智慧的特色所在。

④人们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生活，为人处世就需要“与时偕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努力破除种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这样才能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这，可能就是儒家“中庸”思想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