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想象

王生平

艺术贵在创造，科学贵在创新。艺术是情感的表达，追求的是美；科学是理性的事业，追求的是真。二者似乎不搭界，但都离不开人类的想象力，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

艺术不是科学，但艺术创作却具有科学的品格，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就是这个意思。古人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深沉慨叹；今人把“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中的“是”改成“这”，而提议者被尊为“一字之师”；著名钢琴家因演奏成名的钢琴曲错了一音而后悔。这一切都说明了艺术上的一字之差、半拍之慢，是美感强弱的构成因素、决定成分。尽管艺术采用的是形象的表达方式，但它的表达也有一个基本的技巧适中问题，也要符合客观的规律即科学问题。无科学性，艺术表达就不会有美感，也就难以为人所理解。

科学不是艺术，但科学发现也常有某种艺术创造的品格，即使有了新的突破、价值和意义，也会是“睫在眼前常不见”，只是有些“美妙”感，至于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不能说清楚、道明白。杨振宁20世纪50年代关于“交换规范场论”的论文就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只觉得这篇文章很美妙。到了60年代，才觉察到它的重要性。我到1964年以后才清楚认识到它跟数学的关系。”(《杨振宁文集》)电报的发明者美国人莫尔斯原本就是画家，1832年10月他在由法国返回美国的轮船上，一名叫杰克逊的医生在介绍一种叫“电磁铁”的新器件时说：“实验已经证明，不管电线有多长，电流都可以神速地通过。”正是这句话使莫尔斯沉浸在神奇的幻想之中，他大胆设想：既然电流可以在瞬间通过导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电流来远距离传输信息呢？这个想法使他坐卧不安，从此以后，他告别了艺术，投身到科学领域，专门研究电流传输信息的问题，最终发明了电报。美国发明家郝奥发明缝纫机的针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环”结构，都是在“无意识”的梦中完成的。钢筋混凝土的发明者既不是著名的建筑师，也不是卓越的力学家，而是一位整天摆弄花草的法国园艺家约瑟夫·莫尼埃。这些事例意味着，科学发现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它还依赖于艺术的想象力、创造力，依赖于人们的灵感和顿悟。

上述的创造和发现说明，艺术与科学、美与真，有重叠、有交融，二者是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统一。王国维曾提到了这一现象，他通过对辛弃疾词《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的研究，认为“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1964年8月，***在同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时也认为，“这首诗含有地圆的意思”。西方物理学家海森堡说“美是真理的光辉”，而爱因斯坦直接把科学发现称为“自由创造”，表达的均是同样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审美与科学殊途而同归：同归于历史、实践和生活，分途在求真、抽象与求美、具体的社会分工上。分工的优点是产生了专业和特长，缺欠是出现了职业的痴呆。中外先贤、学者给了我们以忠告。达尔文说，若有来生，不再成为制造公司的机器，每周要读诗、赏画、学音乐。工程院院士许国志诗云：“他生倘得从吾愿，甘为诗书再献身。”由于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又由于生活、实践是整体的、不能分割的，产生了专业和特长的强强联盟，消化着消极的弊病，使二者互补成为主流，于是便有了科学与艺术的相得益彰态势。科技美学的诞生标志着这一点，而美育学科的建立，则意味着我国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方面将大有作为。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启示我们，不论是理论创新、科技创新还是其他创新，都不仅需要科学的逻辑推理，而且需要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仅需要理性，而且需要感性、直觉、顿悟。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高理性思维能力，不断提高艺术品味和形象思维能力，这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那古典的醇香

①真静啊，这淡季的博物馆，静的不仅是那些沉寂了千年的文物，还有每名参观者的脚步，以及窗外射进来的午后的阳光。这种安静，真让人全心全意地将情感投注在那件件珍品串连而成的文明的河流里，让灵魂经受一次愉悦的洗涤。

②淡季只是一种说法，是与自身比较的一种粗略的结论。实际上，中国的博物馆似乎很少会有旺季。当然，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临时性商业展出除外。当我踏上中国历史博物馆高高的台基，走到“中国通史陈列”那清冷的售票窗口的时候，还望了望对面恐龙特展售票口长长的队伍。人们被报纸电视这舆论的双桨驱使着，如争食的鱼儿一样争先恐后地要一睹那些冒牌古生物的姿影，却全然不知就在这一墙之隔，货真价实的中华古文明瑰宝长年累月地绽放着寂寞的光泽。

③你就走在平和澹远的寂寞里，远古的狩猎声砸夯声歌舞声兵戈撞击的金属声诗仙斗酒成诗的笑声抑或塞外夺宝的呐喊声，早已在辽远的历史时空里化为不可逮捉的微量元素，于是大厅里顶天立地的巨大玻璃柜里那些斑驳的陶器，生了绿锈的青铜，还有那些巧夺天工的玉器和精美绝伦的漆器，让你确信历史的存在，让你知道远比你的生命久远得多也壮丽得多的事物，让你明白了自己的生命是从怎样的一条抵抗着风雪与粗砾并荡漾出绚丽浪花的河流里延伸而来的。

④那商代的兽面纹象牙杯、春秋的错金筒缶、东汉的彩绘石俑、大诏的螺钿古镜、北朝的莲花青瓷尊、明代的铜胎掐丝珐琅方炉，还有清代徐扬所绘的气势恢弘的乾隆南巡图深深地感染着你，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温柔地在你的身体里弥漫开来。这些古董走过了无数的腥风血雨、时代震荡，经由无数英雄美人的手一年年一岁岁地传递到你的面前了，历史那在你的感觉里一向厚重的帷幕，此刻竟宛若将你和古董隔开的玻璃一样轻薄和透明，于是你不知是自己误入了秦汉，还是唐风宋雨跨越了时间之海将你浸润。总之你的内心是踏实的，你的心灵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而这辉煌的文化殿堂，正是你精神上温暖的摇篮啊。

⑤博物馆的这份阒寂令你充分体验到了在文化的河流前独步的好处：它总不会使你过分地嚣张。正如一位作家说的，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大喜大怒大哀大乐都不至于了，所有的情绪都似乎冲淡成互容的境地。所以，眼前的完美令你深深陶醉的同时，你也感到淡淡的哀伤。你不知这份忧郁都是从何而来，也许，当一个人孤独地浸在一种美丽之中，幸福和感伤就会同时到来。

⑥你贪恋这一份沉浸，守护着它，不愿意它被打碎。你分明知道，打碎它是那么容易，只需跨出博物馆的大门，走到熙来攘往的街衢。博物馆北面，就是那条全世界都熟悉的繁华又繁忙的大街，大街的东西两侧，挑着东单西单两大商业中心，而博物馆的南面，确切地说是城市中轴线的南方，连接着从前大门大栅栏到天桥的热闹街巷。在那些地方，你可以如同其他任何人一样沉醉在新工时制给人们带来的最初的欣喜之中，逛商场喝咖啡看新引进的外国大片吃最新式的洋式快餐，而丝毫不会想象，在这种奇异的地理组合中显得孤独和尴尬的博物馆里蕴含的古老文明，会怎样强烈地撞击你感情的堤坝。是的，当你和周围的人们一起将时间淹没在那无穷无尽的细枝末节之中，你不可以理解，在那些陈旧不堪的古玩意前站立一会儿，对你，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⑦你想起美国人。或者是物质上的富庶，或者是没有历史的缺憾，形成了他们对古代文明的一往情深。几年前，当中国出土文物展在加拿大展出，那神奇的金缕玉衣、楼兰古尸，竞吸引许多老美坐着飞机不远万里前去参观，购票的队伍要排出好几条街远，人们打趣道：Just 1ike the Great wall(如长城一般)。长城，他们是那么自然就谈及中国的长城，仿佛那也是他们可共享的遗产，而当我们的始皇大帝开始修筑不朽的长城，整个西方尚处于耶稣诞生前的沉寂，骄傲的欧罗巴兀自荒原接天，辽阔的北亚美利加大陆犹是苍鹰和原始部落的天下，而在华夏，在《诗经》、《楚辞》闪光的华章之外，秦帝国横扫六国的马啸声里，长城，已经耸起了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脊梁!

⑧你把目光从那些满面沧桑的鼎爵尊皿中收来，环顾一下四周，发现前来参观的中国人人数果真不及远道而来的外国人，你不知这是巧合，还是包含着某种必然。那些为了一次中国文物展览愿跨越北美大陆的美国佬一定会费解，在孕育了那样的文明的中国，人们为什么对自己的璀璨历史表现出如此的冷漠。莫非是他们制造的狮子王还有阿甘，把中国人都吸引走了么？那么令人目眩神迷的现代高科技艺术，真的比人类几千年的文明的索缆更有牵引力？如果人们已不习惯于回首往昔，而是沉浸于瞻望明天，那么哪一个绚烂的明天，不是从一个辉煌的过去中脱胎出来的呢？这样想着，你多想走到午后阳光灿烂的街上，走到人头攒动、正在举行时装展示会的购物中心，走到挂着轻松喜悦的微笑的人们中间，告诉他们别忘了这凝结了祖先五千年智慧的殿堂，别忘了好好看看自己的文化啊。你要对他们讲：只有在那里，你才会真正懂得，在这个充满了喧哗与躁动同时对未来又有着这样那样的猜测、憧憬与希望的世界上，一个中国，秦皇汉武的后代，所具有的价值。

汉学大师饶宗颐

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事实上，饶宗颐既非学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自学成材的大学者。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宁愿独自一人躲进藏书楼自学。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虽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学能力。

1949年，饶宗颐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但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满世界留下了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他的习惯是每一个问题都要穷追到底，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

不少人将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认为他们在治学上既博且深，在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但王、陈二人皆没有饶宗颐在艺术上的成就。饶宗颐精通古琴，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有人评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炼，他在技法上已经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与人生观，也圆通无碍地融在画中，使其画作成为了传说中极其罕见的学者画。

对老庄和佛学的参悟，让他对生死有超越性理解。曾有人问及他对王国维的评价，他说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他认为，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

（摘编自历史研习社《悼念饶宗颐》）

相关链接：

①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摘编自饶宗颐语录）

②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完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著作《敦曲》，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摘编自中国评论通讯社《先生走好》）

他们的圣诞，怎么就成了我们的节日？(时事评论)

庄礼伟

圣诞节是基督徒纪念耶稣诞辰而形成的节日，在圣诞前夜，他们要去教堂，肃穆地迎候这个“宁静夜，圣善夜”。

在中国，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教堂、没有耶稣的圣诞节。然后，在一个远离圣诞节的日子，当我们回想起满城被商业绑架的圣诞气氛，回想起我们有口无心的“祝贺圣诞”，和电邮里群发的“圣诞快乐”，并联想到“后殖民”、“单边主义”、“文化霸权”等政治词汇，联想到炸馆、撞机、对台军售等等政治事件，我们会有点不甘心地发问──“他们的圣诞，怎么就成了我们的节日？”“他们的公元，怎么就成了我们的纪年？”

向纵深处看，西方更有许多东西我们是无法回避的（而我们能否也为这个世界贡献一些别人也无法回避的东西？）。我们无法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立宪、代议制、电气化、工业化──它们都是源自西方的产物，我们无法回避市场经济，无法回避高科技和因特网，我们无法回避“和世界接轨”（其实就是“和西方接轨”），我们无法回避ISO9000无法回避GDP、WTO。我们测量自己的生活如何地好了，也要使用德国人发明的“恩格尔系数”。

这时候，我们有一种在精神上被剥光了的感觉：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成为说着中文的西方人了么？

西方在近代启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的进程，但人类的进步不能以人类多样性的丧失为代价。事实上，就人类的纪年方法而言，“西元”也只是其中一种。

今年是“耶诞”2002年。今年也是“佛诞”2546年。今年是犹太历5763年。今年还是“孔诞”2553年。今年还是“穆诞”多少多少年，等等。在中国大陆，采用西元纪年也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今年还是农历壬午年，今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乡野的老农在这方面比我们更有学问，因为这是他们的纪年。

这时候，我开始羡慕一些人，他们活在“公元”的世界里，却在内心深处守着另一种纪年。

在文化上，中国有着风格鲜明的传统和纪年体系，对于世界来说，这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人文资源。一年中西方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等等，而传统的中国人在一年中也有自己的时间刻度和嘉会安排，一年的节日以春节开始，以春节结束，祥和饱满。

春节之后，有元宵节，孩童们看尽“一夜鱼龙舞”，而他们也将慢慢地明白“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况味。

然后有清明、暮春时节，“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还有孔夫子和他的学生们，“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等的放达！我猜想这帮疯狂的书生一定是光着身子“风乎舞雩”的。

然后有端午，龙舟犁开夏天的水面，长者们庄严地祭奠屈原的英魂。

然后是色彩浓烈的秋天，节日密集的秋天：七夕（七月初七）、中元（七月十五）、中秋（八月十五）、重阳（九月初九）。

七夕夜仰望星河时的惆怅与温暖，虽然不如“圣诞”时分伯利恒上空的寒星那么形而上，但它恰恰显现了当世极其匮乏、而中国传统精神中极其富有的人伦气氛。四季里的社戏、傩戏、祭祖、驱鬼、逐疫、送灶神，也远比一个万圣节丰富。

然后是把酒围炉、阖家尽欢的小年、大年。

中国人传统的、地方的节日，还有许多许多，都是贴近土壤的节日，都蕴含着独特的信仰和哲理，我们应当善待这些节日和文化血脉。我们不能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一天，除了一大堆GDP之外，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民族，变成了“伪西方人”。

当然，西方的节日可以成为中华文化的补充。

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依然倾心于在中国上下五千年里，从土壤中、从坎坎伐檀的河岸上产生的那些敬畏、疑惑、愤怒、释然、欢欣、谐趣，依然倾心于那些把传统中国人平淡生活连缀起来的嘉节时令、文化血脉。我将在冬夜仰望星空，但它不是天使传达“救主降世”的短信息时，伯利恒牧人所仰望的星空，而是五千年来我们的先辈托怀星汉、寄意寒星的星空，星星织构成雄浑的象形文字，永远让我们膜拜。

（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广东人文学会副会长，时事评论人，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