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

张维为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中国的一个春运就有30多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和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举世罕见。以餐饮为例，欧洲最丰富的菜系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中国政治治理最困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不照抄照搬，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站、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实践理性和英国人崇尚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共通之处：大卫·休默、埃德蒙·伯克、伯特兰·罗素，如果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今天仍健在的话，他们会理解今天的中国。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劣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的发展模式有自己的缺陷，还在不断完善中。它充满生命力，西方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可以双赢；可以互相学习，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且在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面。西方不妨也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将有助于避免误判中国的未来，也可以丰富我们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我曾经在上海和《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我坦率地告诉他，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的话，那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对中国有好处，对西方也有好处，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因为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有删改）

汤粉

方丽萍

老柴是汤粉。脑残级别。一部汤显祖的《牡丹亭》看了不下百遍，从头讲到尾，一字不差。

老柴没能考上大学，他父亲老老柴说都是汤粉闹的。那几本破书老老柴之前藏房顶阁楼，老柴翻出后便如飞蛾扑火，之后书读得浑浑糊糊，写书唱戏倒痴迷。

老柴回花村种地，老老柴整日长吁短叹。老老柴近五十才得老柴这根独苗。老老柴祖上经商，村里那三进三落雕梁画栋外加戏台的大宅便是他家祖业，划成分那会被划地主，大宅充公。老老柴近四十才娶了位病歪歪的女人，女人生下老柴不久病故。

老老柴又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将这独苗呵护成人，原指望他好好读书光宗耀祖，重续柴家威名，没想他却一天到晚扎进汤显祖的“四梦”出不来。

不久，老老柴慢性支气管炎发作，一口气没上来，也挂了。这年老柴23岁。

没了老老柴管制，只剩孤家寡人的老柴更加肆无忌惮。地种得敷衍了事，却整日抱着“四梦”哼哼叽叽，走火入魔，村民都摇头，哪有肯上门提亲的。

春去秋来，一晃，老柴三十好几，依旧孑身一人。有位远亲念及老柴家香火，给他撮合位二婚头，三天后女人走了，说老柴就一废物。

从此，再无人管老柴家事，这倒正中老柴下怀。从此，老柴守着破泥巴屋每日写书唱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村民也见怪不怪。

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终于吹进老柴居住的花村，村民纷纷外出打工赚钱，之后或进城买房或把房建到交通便利的山脚，村里只剩老柴和另两位老人。老人过世后，老柴便成花村唯一留守户。

这年，一场大雨将老柴泥巴屋浇塌，老柴下山找队长，希望能住进自家老宅。队长征求之前里面住户意见，大伙想反正也不再回山里，与其任其荒废不如积份善心。

花村四面环山，海拔八百余米鲜有人踏入。偶有花村村民上山收稻想进村探探老柴消息，见大门紧闭，也只得做罢。

春去秋来，老柴像被遗忘般无声无息。

一晃又好几年过去了。一日，上面下派扶贫物资，队长想到老柴。从乡领回物资已暮色低垂，队长是急性子，想想上山抄近路也就七八里地，便挑起米、油上了山，赶到花村天色刚好完全擦黑。

队长站在老宅门前喊半天，无人应。队长想或许老柴有事还没回，便坐在门前石上等，不一会睡意袭来，队长头枕大米昏沉入睡。

半夜，冻醒。但见月色如银，老宅大门依然紧闭。正迷糊，只听隐隐传来戏曲声：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蘼外烟丝醉软，那牡丹虽好它春归怎占的先？闲凝眄，兀生生燕语明如剪，听呖呖莺声溜的圆……

队长伸手“嘭嘭嘭”擂门，边擂边骂：老柴，老柴！还以为你死了呢，害我在门口等半天，深更半夜倒唱得欢，死性不改，抽疯呢！赶紧开门！

戏声戛然而止。队长心一惊，侧耳细听，冷风嗖嗖，半天没见动静。

队长也是见过世面的人，自然不信神鬼，当即对门槛撒了泡尿，壮胆刚想伸手继续敲门。

一女声又唱起：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

队长当即吓出身冷汗。怎么还有女人？难道──

夜色魆魆，月光惨白，队长再不敢久留，连滚带爬跑回山下。

第二天，十几位年轻人在队长带领下上山。翻进屋里，但屋里屋外，楼上楼下寻遍，哪有老柴影子？人们面面相觑，笑话队长准吓糊了。队长斩钉截铁争辩自己昨晚真真切切听到有人唱戏，一男一女。但没人信他。

后来几位驴友上山游玩，晚上露营山上，半夜有人尿急，听到一男一女凄凄惨惨唱戏，一群人吓得连夜滚下山。人们这才信了队长的话。

关于花村老宅闹鬼一事越传越神，几位文物工作者也来到花村，老宅及其余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古街，加上花村山清水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他们欣喜若狂。不久，一位开发商听说了汤粉的故事，依照“临川四梦”，将这里打造成“梦园”，并拍了部电影。电影获奖后，人们纷纷走进花村，探梦、寻梦，聆听汤翁的故事，花村成了旅游胜地。

又很多年过去了，有在浙江遂昌打工的邻村村民。说看见过老柴拉把二胡，唱《牡丹亭》，一人唱两角。他喊老柴，但对方说他姓柳。

队长听了，脸上露出不经意的笑，嘴里却恶狠狠吐出几个字：该死的老柴！

紫红色的回忆

林清玄

几天前，我路过一座市场，看到一位老人蹲在街边，他的膝前摆了六条红薯，那红薯铺在面粉袋上，由于是紫红色的，令人感到特别美。

老人用沙哑的声音说：“这红薯又叫山药，在山顶掘的，炖排骨汤很补，煮汤也可清血。”

我小时候常吃红薯，就走过去和老人聊天。原来老人住在坪林的山上，每天到山林间去掘红薯，然后搭客运车到城市的市场叫卖。老人的红薯一斤卖四十元，我说：“很贵呀！”

老人说：“一点也不贵，现在红薯很少了，有时要到很深的山里才找得到。”

曾几何时，在那物质匮乏的时候，你是否也常到山上去掘野生的红薯，以前在乡下，红薯是粗贱的食物，没想到现在竟是城市里的珍品了。

买了一个红薯，足足有五斤半重，老人笑着说：“这红薯长到这样大要三四年时间呢！”老人哪里知道，我买红薯是在买一些已经失去的回忆。

提着红薯回家的路上，看到许多人排队在一个摊子前等候，我好奇走上前去，才知道他们是在排队买番薯糕。

番薯糕是把番薯煮熟了，捣烂成泥，拌一些盐巴，捏成一团，放在锅子上煎成两面金黄，内部松软，是我童年常吃的食物，没想到台北最热闹的市集，竟有人卖，还要排队购买。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或听说过这样的往事：我童年的时候家里非常贫困，几乎每天都要吃番薯，母亲怕我们吃腻，把普通的番薯变来变去，有几样番薯食品至今仍然令我印象深刻，一个就是番薯糕，看母亲把一块块热腾腾的、金黄色的番薯糕放在陶盘上端出来，至今仍然使我怀念不已。

另一种是番薯饼，母亲把番薯弄成签，裹上面粉与鸡蛋调成泥，放在油锅中炸，也是炸到通体金黄时捞上来。我们常在午后吃这道点心，孩子们围着大灶等候，一捞上来，边吃边吹气，还常烫了舌头，母亲总是笑骂：“夭鬼！”

还有一种是在消夜时吃的，是把番薯切成丁，煮甜汤，有时放红豆，有时放凤梨，有时放点龙眼干。夏夜时，我们在庭前晒谷场围着听大人说故事，每人手里一碗番薯汤。

那样的时代，想起来虽然辛酸，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我父亲生前谈到那段时间的物质生活，常用一句话形容：“一粒田螺煮九碗公汤！”

今天随人排队买一块十元的番薯糕，特别使我感念的是，为了让我们喜欢吃番薯，母亲用了多少苦心。

卖番薯糕的人是一位少妇，说她来自宜兰乡下，先生在台北谋生，为了贴补家用，想出来做点小生意，不知道要卖什么，突然想起小时候常吃的番薯糕，在糕里多调了鸡蛋和奶油，就在市场里卖起来了。她每天只卖两小时，天天供不应求。

我想，来买番薯糕的人当然有好奇的，大部分则基于怀念，吃的时候，整个童年都会从乱哄哄的市场寂静深刻地浮现出来吧！

“番薯糕”的隔壁是一位提着大水桶卖野姜花的老妇，她站的位置刚好使野姜花的香与番薯糕的香交织成一张网，我则陷入那美好的网中，看到童年乡野中野姜花那纯净的秋天！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朋友请我到福华饭店去吃台菜，饭后叫了两个甜点，一个是芋仔饼，一个是炸香蕉，都是我童年常吃的食物。当年吃这些东西是由于芋头或香蕉生产过剩，根本卖不出去，母亲想法子让我们多消耗一些，免得暴殄天物。

没想到这两样食物现在成为五星级大饭店里的招牌甜点，价钱还颇不便宜，吃炸香蕉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一盘炸香蕉的价钱在乡下可以买到半车香蕉吧！

时代真是变了，时代的改变，使我们检证出许多事物的珍贵或卑贱、美好或丑陋，只是心的觉受而已，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面目，心如果不流转，事物的流转并不会使我们失去生命价值的思考，而心如果浮动，时代一变，价值观就变了。

（摘编自林清玄《来自心海的消息》，有删改）

给生命配乐

侯建臣

有时候走在街上，总想哼一种调子。不管是什么调子，也不管跑调不跑调，就是很随便地哼，很投入地哼，哼着哼着，就发现原来那调子一直是和自己的脚步合拍的。哼着哼着，也就发现那调子原来也和自己的心跳声是合着拍的。

其实慢慢地发现，我们有时在干活的时候，。有时在沉感的时候，有时在痛苦的时候，有时在快活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哼一哼。哼一种老调或者哼一种新调或者就顺着我们的心跳哼一种不是调的调。那调要是让别人听了实在难听极了，而我们那时觉得是那么动听。那是真的动听，是全身感到舒畅的动听。

那一刻就觉得天底下没有什么比那种调子更让人觉得动听的了。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人不管是烦恼的时候也好痛苦的时候也好，只要一哼起-种属于自己的调子，就会慢慢地变得开朗，眼前的路也就开阔起来。 

我曾经好多次见过父亲一个人一边干着活，一边随意地哼着，父亲是一个木工，他一般戴着一顶很破的帽子，帽沿儿朝一边歪着，在帽子下面插着一支铅笔，他一边挥动凿子凿着木头，一边哼着调子，他在阳光下的影子显得十分生动。父亲的调子是那种很粗放的调子。我也曾经多次见过母亲一边收拾着家一边哼着，母亲哼得很细很细，被人听到了她就会不自然地笑笑。等人走了她就又开始哼了。其实那时我们的家是很困难的。父亲和母亲身上的担子也很重，可他们却会不时地哼出他们心底的旋律来，父亲和母亲都是这个世界上很一般的人，但在他们一边干恬一边哼歌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美很美，他们是在从心底灿烂他们的人生，他们是在用心歌唱他们所正在过着的生活。

很多年后我一想到小时候见到的父亲和母亲一边哼着歌一边干活的情景就忍不住在心中感动不已。 

很难想象一个能够很随意地从心底哼出歌的人会不热爱生活，会厌倦人世。

记得很小的时候。一个人天黑的时候要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回家，因为路远，而且还要经过一块坟地，所以就很害怕。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就跟在自己的后面。于是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我是大人，好像是要告诉谁似的。但这一招并不起作用，因为自己的心里很清楚并不是一个大人。就哼起了歌，哼得很响，在黑夜的旷野里就只能听到自己的歌了。那一刻似乎自己真的大了，那段路也在不知不觉中就走完了。 

在走那段路的时候，哼歌让我给自己创造了自信，使我从容地走过了一段本来就应该是很艰难的路。

我就想父亲和母亲在哼歌的时候是不是也在为自己创造自信呢？在繁杂的生活面前他们肯定也会感到压力和沉重。但哼着哼着，那些东西就显得很轻很轻了。我曾经问过他们，母亲没说话只是笑着，而父亲则是在沉思什么的样子，他们要回答的一切就在他们的笑容里和沉思着的眸子里了。

生活就是这样，父亲和母亲用他们心中的旋律使沉重的生活变得轻松起来了，倘若他们整日愁眉苦脸，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生活有时是一场大型交响乐；但生活有时又是很单纯的二胡独奏；生活有时是激越的，但大多数时间则是小河一样静静地流着。谁想让生活永远澎湃着激情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流动着的生活更能让人品出生活的真味。也更能让人陶醉其中。 

乐于给自己的生命配乐，起码说明我们还是很看重我们的生命，说明我们的生命还有值得我们为此而干下去的东西。我们也就会活得有滋有昧。

而给自己的生命配了乐，我们的生命本身也就有了色彩，有了旋律，有了让我们走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人需要的又是什么呢？

（选自《散文选刊》2001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