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诗云》，讲述了一个外星超级智慧生命体试图用“大数据”征服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小说想要表达的是，技术是反诗意的，对于依赖个体心灵和内在情感的诗歌来说，技术永远无法触及诗歌的本质。日前，《清华附小六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的报道又引发众人关注。这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将诗词作为“数据”进行检索研究是否合理？让小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进入诗词是否合适？

诗词与大数据能否相得益彰，要从二者各自的特质说起。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赏析的角度，诗词都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艺术，正所谓各言其志，诗词中大多寄托着作者的情感体悟，而诗作的水准则由诗人的才性神思所决定。诗词中的意象和兴味往往只可意会，需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达成某种精神上的默契。

对诗词的欣赏研究，不能一味寻章摘句，因为一首诗词首先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营造出自洽而完整的意境。然而，大数据分析是一个纯客观的方法，是对客观数据的碎片化处理：如对苏轼全部诗词进行分词研究，再从中分析出高频词，此时苏轼的诗词是以“数据”形式呈现的，仅仅是一个个语词的序列，而非气脉浑成、寄托深远的活泼的整体——这不啻为对诗词的解构。

不可否认，大数据在检索、统计、定位方面的高效便捷对研究工作确有帮助，但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不能代替对作品本身的体察涵泳，正如捷径无法代替苦功。对苏轼诗词中高频词的搜索定位，只能得出某些外在印象，无法细腻深刻地触及其内涵和意旨。

小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诗词教育？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有绵延不绝的“诗教”传统，古典诗词的关键功能在于涵养人的性情，使之归于温厚。正如钱穆所说，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全部人格，它对读者的劝诫安慰如朋友兄弟般亲切。伟大的诗人修辞立其诚，吐露真性情，读者阅读其诗，不仅会为其真情感动，也很容易为其人格及人生境界感动，而心向往之。小学生使用大数据固然有助于培养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但这与诗词的教育旨趣相异。拿苏轼诗词来说，让孩子们将其看作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从具体作品中感受苏轼的悲欢离合、开朗豁达与家国情怀，并进一步培养起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不是比作为大数据视野下的客观对象而得出粗浅认知，要更有意义吗？

《庄子·天地》篇激烈地拒斥技术，认为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心灵的遮蔽。那么小学生使用大数据，有没有技术的“滥用”之嫌？这个问题姑置不论，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蓬勃诗心不要就此被遮蔽。

（摘编自文汇网）

进入

朱以撒

①院子里有一棵朴树，明显是从别处移植过来的，已显出苍老之相。为了防止倒伏，工人们在树干上钉了许多大钉子，以便木桩撑住，几次下来，一个树干就集中了不少锋利的钉子。早先工人来拔过一次钉子，无奈扎得太深，有一枚钉子的头拔了出来，身子却永远留在里边。

②一棵有能力长到摩天的大树，对于扎入体内的钉子，居然无能为力，只能逐渐地壮大，使钉子越发渺小。也许那个钉钉子的人也觉得不妥，想着日后要记着去把它拔出来，谁知时日过去，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③今日的木匠已经不是鲁班的传人了，他们荒疏了榫卯的组合功夫，而借助于钉子。打钉机一梭子过去，木板已相拥在一起，这使工作进度迅疾起来。早先请一个木匠到家，管他吃住，把一些曲里拐弯歪瓜裂枣般的木头疙瘩扔给他，让他做这个，或者做那个。木匠不吝惜汗水，却吝惜一枚小小的钉子。他又是锯又是刨，又是凿孔，又是做榫头，一个进入，一个含纳，严丝合缝，然后像庖丁解牛后那般，轻松地坐下来歇会，卷一支烟，吸着。钉子是机械的产物，各种形式的钉子天数一般地生产，天数一般的房屋正在装修，如果像旧日木匠那般，速度会慢的让人受不了。现在参观一些古建筑，讲解员说木料的组合找不出一枚钉子，参观者也不为之感动，并不觉得因此就有美感——他们对两种材料如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不在意，更不以为榫卯组合是一门艺术。那么，钉子的盛世就到来了。

④越来越多的人用钉子——一枚小小的钉子居然有如此大的力量，它的身体钻入木墙、土墙，仅仅露出一个头观望世界，就可以挂一个沉沉的镜框，或者一袋重物。我当年的房东，有一面土墙几乎都打入大小不一的钉子，挂上农家大大小小的物件。一堵墙就是一个储存器，靠一枚枚钉子来承担，除了不占地面的位置，又高高挂起远离了地面的潮湿，使人觉得巧妙不过。那时每一家都有一把羊角锤，正面击打钉子，反面可拔出钉子。一枚钉子可以反复利用，有的钉子在反复进出时失去了笔直的造型，惜物的人舍不得丢弃，会翻来覆去地敲打它，使它再次笔直。当人们举着锤子击打钉子时，钉子的价值就产生了。

⑤和钉子不同的是螺丝钉，它不是直接进入的，往往借助螺丝刀，拧着，螺旋式地缓缓进入，显示出咬合的紧密。慢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力量，如同一个人徐缓中进展的人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螺丝钉被赋予革命性的含意——每个人都是渺小之至的，但钉于一处就可以产生作用。时时匆匆，把这种观念吹老，更多的人反螺丝钉的固定而行，不断地弃旧迎新，哪一个槽口也不能留他太久。这也使他们充满探魅的活力，不断探索前路，体验新鲜，感受陌生，挑战角色，直到一把年龄，才乐意稍稍跓足。

⑥以前我觉得树木是大地的钉子。它的生长是天意的，也许是风把种子刮到这里，或者飞鸟把粪便中的种子排泄到那里。它们生长起来后，抽枝散叶越发茂盛，风雨是撼不动的。就算雷劈火烧，也是原地生原地死。后来我的想法变了——拔钉子的人来，先挖坑，接着动用吊车，即便一棵树再蟠龙奇崛，虬干坚实，也抵不过吊臂的伟力，有如旱地拔葱，那些隐秘的地下根须，带着泥块，裸露在眼前。此时，任由人去摆弄了。当然，大地最大的钉子是建筑，无数的水泥桩钉入地下，几十米，几百米，许多高层在这些桩上矗立起来，可扪星月。这些巨大的钉子展示了一个城市的繁华，人居其中感受到它的富足，还有拥挤、嘈杂，尤其是它的坚硬，使城市的柔和大为削弱，婉曲不再。人们在坚硬中生，坚硬中长、长居，已成了必然，就是见了电梯作垂直起降的坚硬气味，也习以为常。外出，到偏僻山乡欣赏老房子，全木质结构，气息安和，让人觉得和祖先近了，说好啊好啊。可是黄昏来了，回去的心就急切起来，没有人愿意住下，觉得还是城里的坚硬更让人快活。

⑦我少年时脚板被钉子扎过。当时没有穿鞋，光着脚到处奔跑，有时被锈蚀的钉子扎了。更多的时候是被到处疯长的植物刺痛的，奔跑时一脚踩下，尖锐的刺立即进入皮囊，人顿时哭叫起来。肢体被扎入，由于太深，最精华的部分就留在体内了，有时手不经意抚过，里边一阵痛楚。不由得想到立足的大地，有多少坚硬之刺进入它的深处，永远拔不出来，夜阑更深时，能否听到它无奈的呻吟。

（选自《散文》2017年第2期，有删减）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剖开的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贮存水，用双手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当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杯饮”之类的仪式称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喝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这对于理解中国礼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礼记》中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关于礼的起源的认识与实践是十分类似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同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