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北宋元丰元年，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提出了一个在儒学史和庄学史上都颇为著名的命题一一“庄子阴助孔子”，提出“庄子盖助孔子者”，对孔子“阳挤而阴助之”。此说一出，有人击节赞赏，也有人大不以为然，此说遂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②我们认为苏轼所说的庄子，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庄子，而是一个苏轼化了、士大夫化了的庄子。只有从士大夫精神的视角看，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苏轼“庄子阴助孔子”说的价值。概括地说，苏轼提出士大夫化的庄子具有如下意义：

③第一，“庄子阴助孔子”说维护了儒家的正统地位。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不论社会如何动荡，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朝廷的正统思想。苏轼在理论上为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庄子阴助孔子”说并不是对儒家思想的公然背叛，它的大前提就是以孔为尊，维护孔子在学术史的独尊地位，维持儒学在士大夫精神中的主导地位。

④第二，“庄子阴助孔子”说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调和了儒庄矛盾。一般人看来，庄子是一个“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道家代表。北宋朝廷亦反对庄子思想的传播。《宋史·吕公著传》：“（元祜元年）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安石）。”当苏轼提出“庄子阴助孔子”说之后，庄子成为儒家队伍中的一员，庄子思想从此在儒家殿堂中可以光明正大地存在。此说分化和削弱了道家队伍，把敌方阵营中的二号人物纳入孔子阵营中，壮大了儒家的声势，增强了孔门的势力。

⑤第三，将庄子思想引入士大夫精神层面，为士大夫阶层指出了一条通往精神自由的路向。苏轼意在为士大夫阶层构建这样一种精神范式：孔子是大圣，孟子是亚圣，庄子是爱儒尊孔、教外别传的孔门弟子。孟子与庄子，一主一副，从不同的角度弘扬孔子思想。士大夫阶层本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人格，进入官场之后，在精神层面有诸多压抑焦虑，很容易产生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矛盾心态。而庄子思想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生的自适，在士大夫精神中引入庄子思想，为士大夫精神增加了新内涵。庄子思想客观上可以缓解士大夫的身心紧张，让他们在精神层面上能够有所舒缓。解决了庙堂与江湖的矛盾，引起后世许多朝廷之士精神层面的共鸣。

⑥苏轼提出“庄子阴助孔子”之说乃是出于维护儒家发展的需要，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此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庄矛盾，为庄子思想的发展开拓了新局面。从这个角度看，“庄子阴助孔子”说自有其历史合理性。

（选自孙明君《苏轼与士大夫化的庄子》，有删改）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王润泽

方汉奇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方先生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所涉研究方向要正确，框架体系要经得住实践检验，史料也要全面重新开拓。

方先生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特点时说：“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做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言论。”

方先生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料第一、多打深井、厚积薄发，这是先生研究新闻史的特色，也是特长。

和许多研究者不同，方先生的研究之路始于高中时代的集报活动，到大学时，他已集有1400多种报刊，而且不少是“海内孤本”。他集报最多时有3000多种、5000余份（1947年10月）。

正是利用如此丰富的一手史料，方先生大二时（1948年6月）就写出13600多字的新闻史文章《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8期。

由于一手史料丰富，方先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很多，如第一次关于中国最早官报雏形“敦煌进奏院状”的研究，关于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开元杂报》的研究，第一次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文革”期间，方先生下放到江西，出发时带去所有书籍，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作学术积累。他曾写下10万张学术卡片，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得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有中国珍贵的唐归义军“敦煌进奏院状”原件，便邀请驻英的新华社记者孙文方帮忙调阅誊录，开始对这份报纸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开元杂报》等其他唐代文献记录，考证出“邸报”的出现不会晚于唐朝，中国官报雏形从唐朝就开始了，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肇始。这一系列结论目前被大部分新闻史学者接受并认可。

我曾经用三层境界来诠释方先生的史料解读功夫：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最难的是最后一部分。

方先生对历史背景和文献勾连有着深厚的积淀。如果没有对汉以降“邸”制的清晰了解，对邸吏制度和地位的详细考察，如果没有对唐宋以降各种官职和机构的了然于胸，对宋以来各种文化活动、出版技术的熟知，甚至对文人在文字音形上的变通嗜好，想厘清各种正史中所忽略的新闻传播史，是不可能的。

方先生曾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属于文化史的部分”。后来，有人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是否应该对“报刊”先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后才能进行研究，否则会影响中国新闻史的合法性。先生则表示，欢迎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各有所长、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彼此交流，共同提高。

我曾跟方先生闲谈，如果各种研究流派都兴旺起来，或许先生的研究也可以称为“方汉奇学派”？先生回答说：“我不喜欢标新立异，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史学工作者。”

我是在工作之后跟随方先生读博的，由于工作关系能常常陪伴在先生左右，耳提面命，而他的那种平和之力却无法言传。时间越久，就越品出学问之味。既然献身学术，就要好好做下去。学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就是学术，不在于教授几级，不在于头衔几何，甚至无论课题多少，也不在评奖高低，仅仅是一份执着和坚持，正如先生所言，不怕慢，不要停。

钱穆先生曾总结过中西学术本质的不同，西学为学术之学，喜欢概念和理论的创立创新，而中学为“治平”之学，是人性和学问的统一，因此中学学术之最高境界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统一。在方先生这里，我看到了这样的统一，他树立了学者的“标杆”。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