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人们往往会讴歌“企业家精神”，但却排斥“自利”，殊不知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自利驱动的，当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得回报时，他就难有激励去发挥自己的才能，鼓励企业家精神就要肯定人的自利。

②人都是想改善自己的境遇，企业家当然也不例外。个体的自利动机既有可能是想赢得他人的尊重，也有可能就是想多赚钱，我们不能对这两种“动机”加以区分，事实上也是难以加以区分的。不同的自利动机都有可能促成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不能看他的动机，而要看他是不是敢于承担风险，具有创造性和判断力等等。

③在合法的前提下，企业家越是自利，越有可能发挥才能。市场竞争促使企业家努力服务好消费者，只有这样，企业家才能赢利。市场经济的奥妙，就是使得企业家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这也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既然企业家为他人创造了财富，那么有机会获取利润回报也是自然而然的。

④从广义上说，“利他”也是一种“自利”，因为利他也是使自己得到更大满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关心企业家的动机究竟是自利的还是利他的，而是要关心企业家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正当的规则。正当的规则保障企业家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是“自利产生公共利益”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那种最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也是最有利于自己的，这种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被越来越多的人模仿，便成为规则。货币、语言和法律都是这样产生的。这些规则协调个体的行动，把无数个体的自利行为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

⑤在这些正义的规则中，一个重要的规则是“产权制度”。企业家精神必须在产权制度上得到体现，实际上，正是企业家的财产权使企业家承担风险，也获取相应的回报。假如没有人为企业的经营承担风险，那么这样的企业严格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合理的产权制度会把企业家的自利和企业的发展协调起来。假如一种制度鼓励企业家付出，但剥夺他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取收益的机会，那么这种制度就会扭曲企业家的行为。

⑥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的创造性是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肯定企业家的自利，在产权设计上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收益权，会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造性，这不仅会促进企业的发展，也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摘编自朱海就《企业家精神与自利》）

记住一棵树

非 鱼

跑，继续跑。

那时你还叫刘秀。你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汗水湿透了中衣，嗓子里有咸腥的味道。身后是嘶喊声震天的追兵，你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活着，成了你最奢侈的希望。

跑，继续跑。

远远地，山坡上有炊烟袅袅升起，你使劲咽了口唾沫。炊烟于你，是一种残忍的诱惑，你既不能摆脱王莽的追兵，又不能进村去讨一碗粥喝，尽管你早已经饥肠辘辘。

跑，继续跑。

嘶喊声似乎小了远了，你瘫坐在田埂上，肚子越来越饿，如无数的小鼠探出尖利的细齿咬噬着你的胃壁。仰头，是一株硕大的棠梨树，一颗颗棠梨如青核桃般在风里轻轻摇晃。你又咽了一口唾沫，急慌慌地揪下几颗啃起来。呸——你又吐出来，小小的棠梨太酸了，还涩。

“难道，天要灭我刘秀吗？”你扔掉手里的棠梨，长叹一声。

突然，一个妇人从山坡上袅袅向你走来，面若一轮明月，发髻高挽，手提一只黑褐色的陶罐。你有些迷惑，这山野之上，怎么会有如此娴静貌美的妇人出现？

妇人微微一笑，问你：“我给夫君送饭归来，见你在摘棠梨，可是饿了？”你点点头：“可是……”

妇人说：“我知道。”

你看见妇人摘下十几颗棠梨放进她的陶罐里，找来一把干柴点燃。不一会儿，罐里传来阵阵清香。

胃里的小鼠更加用力地咬噬，你口干舌燥，唾沫也没有了。火熄了，罐凉了，妇人说：“吃吧。暂且可充饥。”

端起陶罐，棠梨温暖的汁液流进嘴里、胃里，你吞食着果肉果核，如果可以，你甚至能吞了陶罐，那一刹那，你忘了汉家天下，酸甜温暖的煮棠梨就是一切。

放下陶罐，你用宽大的袖口擦一擦胡须上的棠梨汁，欲道一声谢，可眼前早已没有了妇人的踪影。你仰天长啸：“哈哈，莫非上天来助我！”

跑，继续跑。

此刻你气力大长，飞一样，在山坡上、塬上奔跑，一路向西。追兵的嘶喊听不到了，伴随你的只有风。

风，不停地吹，吹过黄河两岸，吹过你冕冠上的旒，叮当作响。哦，你已经是汉光武帝了。锦衣玉食，如今你什么也不缺，可是，太官准备的八珍之味依然让你提不起胃口，你挥一挥宽大的衣袖：“拿下去。”太官属下的大官丞已经换了五个，还要怎么样？

棠梨，对，就是棠梨，是那位妇人为你在陶罐里煮出来的棠梨啊。你舔了舔嘴唇，仿佛那酸甜温暖还在。

怪不得太官，他哪里知道你的威仪荣华之下，掩藏着什么，那一路的逃亡，有过多少的生死瞬间，那一罐棠梨，才是永远的美味。

再次来到那座小山村，前去打探的人却回报：“村里没有此人。”派了更多的人，再找，依然是没有这个人。

你弃辇登上那座小山，站在山顶上，村庄里鸡犬之声相闻，绿树掩映，细细的炊烟从树梢上升起来。慢慢从山上向下走，你来到了那株棠梨树前，早春时节，雪白的棠梨花将整棵树笼罩，金黄的连翘在山坡上绽放，麦苗青青，蜂飞蝶舞，热闹非凡。

笑容在你的脸上绽放，如棠梨花朵般灿烂。作为大汉的天子，子民安居乐业，你能不高兴吗？找不到为你煮棠梨的妇人，但棠梨树在，不能当面感谢妇人，但村里的百姓在。你下诏，赐给这个小村庄一个好听的名字：罐煮梨村，免除村里所有的税赋、丁役。

得知这个消息，村里的老幼妇孺一齐跪在你面前，你一指那株硕大的棠梨树，说：“我，是棠梨树上结下的果，你们，也是。棠梨树佑护着召公，也佑护了我，我会永远记得这棵树，记得罐煮梨。”

后来，有人告诉你，那个美丽的妇人是荷花女的化身，是召公派来的。你沉默良久，冲着罐煮梨村的方向拜了三拜。

当然，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都不重要了。

你是刘秀，你是汉光武帝，你是大汉中兴之主，你是能把一棵树记在心里的人，这就够了。

汉字之恋

王蒙

中国文化的首要特色是什么？或说是儒家文化，或说是稻米文化，或说是重食的文化……我个人则愿意说，首先是汉字文化。

汉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瑰宝，它的形象性、多媒体性、体系性与关系、道理的自足性，无有其匹。它强调整体、强调根本、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与通达，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走向与中华儿女的命运。

1994年，我在纽约资深的华美协进社演讲，一位当地的听众问：“为什么华人都那么爱中国？”我回答，第一，我们都爱吃中国饭菜。第二，我们都爱汉字写的唐诗宋词。

我的意思是唐诗宋词是汉字的范本：整齐、音乐性、形象性、全面的符号性、“合理性”、同音字的联想与发挥、对称或对偶性与其辩证内涵、字本位的演进性质，都令人神往乃至痴迷。我们永远无法用“Bairiyi shan jin，Huangheru hai liu”替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不，拼音文字与汉字书写起来，印刷出来，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年轻的时候并不这样想，那时候我很激进，相信汉字影响了识字的普及、造成了长期的封建专制的说法。现在，汉字已经完全感服了我。它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微妙，那样的丰富，那样的方便，字重心长，多彩多姿。无怪乎古人说它的诞生使得天雨栗、鬼夜哭，它是鬼斧神工、惊天动地的伟大创造。它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电脑输入的问题，它同样完全可以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需要。

而且，他对于中华儿女来说是牵肠挂肚，凝结团聚的象征。没有汉字，中国早不知分裂成多少块了呢。一行方块字，双泪落君前，这是中华学子的共同体验，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汉字在，中华在，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向心力在。

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读写用汉字，本身就是一种韵味悠长的文化习俗与文化享受。明窗净几，文房四宝，添香研墨，笔走龙蛇，这是何等的快乐，何等的脱俗与超拔！

可惜的是，当下在青年人中，对于汉字的识读写用，有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一是错别字到处出现。一是成语熟语的乱用误用。如说搞得不好是“差强人意”，说防御守卫是“守株待兔”，说轻忽大意是“不以为然”。一是称谓用语的误用，如将令尊叫成“你家父”。一是把简化汉字时原来两个字归并成一个字的，为了还原成繁体，而搞笑搞错，不伦不类。如将“塔什干”写成“塔什幹”，他不知道，“幹”与“干”原本就是两个繁体字，“干”是用在天干地支上的，而塔什干的地名，即使没有简化，也从不用“幹”字的。至于把“山谷”写成“山糓”，把“文学系”写成“文学係”，就更令人笑掉大牙了。

网上用一些怪字和莫名其妙的词儿，本来无伤大雅，可以任其自生自灭。但用得太滥太俗太恶心了，终非善事。把“东西”叫成“东东”，不过是开一个极浅的即无文化含量的玩笑，属于小儿科的贫嘴罢了。把“女生”叫成“驴生”，已经是谑而略虐了。把某一年的流行字说成是“被”，不无趣味与含意。把打气、鼓劲、提神非要说成是“给力”，则又回到了小儿科或牙牙学语的水准了。少年儿童当然有权发明各种说法嘲弄法玩笑话，但与此同时，恐怕还得学点识读写用我们伟大汉字的真学问。不然，等到您二十、三十岁了，仍然是只会这一类半通不通的话与字儿，长得太慢些了吧？

还有书写。我最近得到一本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初期白话诗稿》，是当年刘半农编辑的，内收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陈衡哲、陈独秀、鲁迅等人的白话诗影印手稿，令人爱不释手。说实话，这样的书我们看的不是诗句而是书写。李大钊的字浑厚大气，沈尹墨的字深沉中显出潇洒，沈兼士的字收放自如，胡适的字比较书卷气，陈衡哲的字傲然有棱角，陈独秀的字极富才华，而鲁迅收在此处的字则显出一种稚拙。太有趣了。

学会辨识、阅读、书写与欣赏我们的汉字吧。其乐无穷，其妙无已，作一个热爱汉字、敬重汉字、保护汉字的正确性与美妙性的中华学子吧，而后才谈得到继承与弘扬中华的优秀文明。

鲁迅：反抗者的精神文本

林贤治

①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    的方面，也有     的方面。说到小说创作，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人生，把别人和自己统一到他的小说里来了。

②因为志在启蒙，作为小说家，鲁迅一开始就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也就是说他必须把一个充满疑问的现实世界揭示出来。这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吃与被吃，各种各样的吃。鲁迅把世界截然分为上下两大层面，在小说中，虽然也着意暴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却更多地倾注了内心的悲悯，描述底层的不幸、那许许多多人们的被吃的情形，有学者统计说，《呐喊》、《 》计二十五个短篇中，便有十三篇描写了二十四个人的“狂”与“死”。死亡家庭成员有四种人：革命者或先觉者，知识分子，普通人，还有儿童。统括起来，都是社会的无权者和弱势者。夏济安对鲁迅小说里的黑暗面有特别深的认识，他指出：“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不仅散文诗，小说也如此，他的小说中很多生动的形象都有着那样一种苍白的色调、呆滞的目光、缓慢而静悄悄的动作，以致在死亡完全抓攫他们以前，他们就已经有点像死尸了。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多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了他的著作。”一个恐怖的、悲惨的、荒谬的世界何以能够长存？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国民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对此，鲁迅的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其实当时作者本人未必便有答案，惟是留下艰难摸索的印迹，作为暗示读者的记号而已。

③我们看到，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若干个线头，可以由读者把它们同其余各篇的线头任意接续到一起。于是，诸如生存权利、权力资源、权威关系、集体行为、规范与行动、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同一性与异化等等，都落入到一张无限展开的闪烁不定的罗网里，无论从哪一个端点出发，都会找到最深远的根据；也无论沿着哪一条线路追索，同样会发现为周围的异已力量所牵掣的个体。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异形而同构的。所谓同构，并非是故事结构的雷同，而是通过苦难的叠加、主题的重复，强调存在的本质所在。这种相似性，使得同一个社会事件或个人行为，同时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进行，并且经受同样的震荡。作为启蒙思想家，鲁迅不能不重视一个病态社会的精神状况，在他那里，有两个中心意象：一个是关于“铁屋子”的，一个是属于“荒原”的。不同于封闭和压迫，荒原感是敞开的，弥漫的、延绵的，人坠入其中而无可措手，其实这也是一种深渊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对普遍的痛苦、恐怖和焦虑的一般的表现上面；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往往把这些异常强烈的尖锐的悲剧情感，化为一种寂寞感呈现出来。寂寞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先觉者的寂寞、勇士的寂寞、知识者的寂寞，但也有劳苦者的寂寞。像鲁迅这般细微地描画小人物的寂寞，在中国作家中几乎是没有的，在世界作家中也非常少见。

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的伟大之处，还不只在于抚慰寂寞的灵魂，当众多的个体组成“孤独的人群”时，鲁迅又把寂寞的消级的方面放大了给我们看——它是如何易于导致主体感的丧失，自由意志、热情和力量的消解，这就是看客形象系列的创造。看客的形象是混沌的形象，在庄子寓言里，凿窍而混沌死。但是，中国社会往往缺乏手持斧凿的精神战士。这是可怕的。

⑤文学是经验的产物。作家无论如何夸大想象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文字都带着自传的性质。鲁迅的小说，所写大抵是个人经历和见闻，即便如《 》，均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史籍，而许多人物，也都是他所熟悉的，是穿戴了古衣冠的现代人，他无须编造离奇的情节，只须在记忆中选择日常性的材料，深入发掘其中的意义，然后把这些富含意义的材料加以改造，或由此生发开去。他喜欢使用“拼凑”的方法，理论家叫作“典型化”，而且把它划归到写实主义的名下，未免过于狭窄。他使用这一方法，其实是出于主题的需要。他要求集中。个人的生活印象因集中而变得尖锐、鲜明和特异起来，思想与美，就在这惊异中产生。

（节选自《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有删节）

公民是个普世的概念

⑴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公民？因为他或她，不能当臣民，也不能做“顺民”。

⑵在中国，“公民”意识的缺位，来自沿袭千百年的臣民、顺民、子民观念。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经历了从“子民”到“国民”的进步；然后又从“国民”改入“人民”的行列，一圈圈转磨，却滋生出更多的顺民、愚民甚至于“文革”暴民。虽然“公民”一词自建国始已进入国家宪法，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一步看似近在咫尺，历经近一个世纪仍然步履艰难。

⑶翻开“五四”的页面，一批文化精英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凭借独立思考之理性精神，勇于探索社会出路之责任意识，积极投入到挽救国家危亡的行动中。当时无论是工商界的罢市罢工，还是各个阶层的抵制日货行动，甚至是底层劳动者抗击自身卑微地位的斗争，整个社会都在试图寻求“独立人格”与“个性解放”。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以青年知识精英为首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责任等意识，实际已悄然在社会肌理中生根发芽，“公民社会”的雏形开始具备。从这个层面来说，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实质正脱胎于“五四”。

⑷然而，由于战乱、运动、传统惯性等种种原因，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不发达，一直不足以影响政府决策，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也一直没有完成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根本转换。近几年，“五四”所倡导的公民精神终于获得了成长的机会。2007年，政治学者俞可平以一句常识性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名震四海；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阐述中国市场上国营、民营、外资三股力量在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对公民社会成长产生的积极作用；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因为“反乙肝歧视”，当选为“2009年度中国十大法制人物”……

⑸是的，他们都是公民。作为公民，地位有高下，名气有大小，但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是相同的。我很佩服两位中国公民：韩寒与郝劲松。作家韩寒积极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其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智慧的言说和理性的态度，树立了一个公民样板，“公民韩寒”成为一个蕴含着青春和寄托了希望的流行称谓。作为法律工作者，公民郝劲松挥舞“法律斧头”，以“不服从”的劲头，勇敢地站出来，依法理性维权，成为一个“勇于用法护法的公民”表率。一位网友说：“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对民意的谦卑，正是公民社会一个获得理性光照的公民的高贵举止。”

⑹公民要“说话”。公民表达是为了公共利益。作家鄢烈山把自己的写作称为“公民写作”，说“首先得把自己当成公民，表达是最基本的权利”；摄影师卢广用照片“说话”，以《关注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呼吁政府与民众保护环境；中国绿眼睛保护组织，以“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为使命，用眼睛“说话”。2009年广东番禺“反垃圾焚烧行动”被视为公民用行动“说话”、理性维权、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本。这一事件最终获得了多赢的局面：居民保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公众增强了社区意识和环保意识，媒体坚守了新闻操守，政府学会了协商与对话，体现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空间和潜力，也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在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促成并逐渐成长起来。

⑺公民是人，公民的生存生活环境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应该是尊重公民权利、公民自我做主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而“身体维权”，则是2009年公民在尊严遭践踏、利益被侵害的时候，公民以一己之力绝地反击的一曲悲歌。无论是工人张海超被逼无奈开胸验肺，最终推动了职业病相关法规改良；还是司机孙中界为尊严一怒断指表清白，揭开上海钓鱼案黑幕，无不显示公民维护个人尊严和权利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当下中国社会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之间的距离。

⑻公民权利是国家的底盘，而“公民”本身更是一个普世的概念。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首位变性人阿曼达·辛普森为商务部工业安全局高级技术顾问。是啊，变性人也是人，也是公民，也有平等参政的权利。公民社会，哪有那么多的身份禁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