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前信息的困境由过去的匮乏转化为过剩。一方面，海量信息以其无序性挑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无效信息、虚假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人们应用媒体的能力和时间有限，如何快速高效获取所需信息成为迫切需求。诸如“今日头条”等资讯类App，借助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技术，根据用户的数据自动过滤掉部分信息，在短时间内呈现给用户更多的有效信息，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户信息过剩的困境。

信息化社会的加速发展激化了现代人追求个性化的心理需求。市场需求决定着供给，用户对于个性化信息的需求，刺激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产生。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技术，通过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实现有效的个性化服务。这种基于算法的个性化的信息推荐服务，较之传统的人工信息在内容的把关上更为精准，给用户带来直接的“私人定制”感，真正实现了用户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摘编自齐沛尧《浅析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

材料二

算法主导的信息分配机制，高效地打造了一个“私人定制”的时代。然而换个角度看，技术、算法与其说是引领者，不如说是迎合者；与其说是提供思考的导师，不如说是强化偏见的囚徒。技术为用户量身打造信息，开启了符合读者口味的一扇窗，却关上了多元化的一道门。我们或可名之为“孤岛效应”——在自我重复、自我肯定、自我强化中，公众的知识、思想逐渐固化，成为海面上的一座座孤岛。只看自己喜欢的、只读自己认同的，难免会带来固执己见、固步自封的危险。

（摘编自《算法时代，人民日报透过舆情看大势》）

材料三

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更多关注，催生了“流量焦虑”；而智能推荐改变原有分发模式，又带来了“算法焦虑”。流量焦虑之下，各种“哭晕体”“震惊体”频现，偏激观点、浮夸文风令人不适；算法焦虑背后，则是所谓的“推荐阅读”助长了虚假信息、低俗内容的传播。现实中，一些互联网信息平台确实在内容审核上下了大力气。某信息聚合类APP的员工中，内容审核团队几乎占去了一半。但“偏轨”问题一再发生，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内容的生产靠“众包（一种新闻生产模式，新闻机构通过网络平台邀请用户为新闻报道贡献内容，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性，承担包括消息源、文字记者、摄影师、评论员等多种角色）”、内容的分发靠算法，这些具有媒体属性的平台，既缺少“总编辑”，也缺少“把关人”，技术取代内容成了主角。生产和分发一旦“去编辑化”，审核团队人再多，也无法应付海量内容。而如果媒体平台变成了纯粹的流量平台，既难言质量，也难保导向。

技术承载着价值，决定了它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比如，在决定给用户推送哪些内容时，不但要考虑用户的个人兴趣和习惯，帮助他们“各取所需”；更需要对内容产品的质量做出全面评价，善于辨别真伪、敢于判断对错。技术不是号称中立、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启发思考、启迪智慧、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流量入口。

重视技术带来的问题，并不是要拒绝技术，而是更需要保持技术敏感，学会“驯服”算法、驾驭技术。算法的优势在于充分了解读者、不断回应诉求。这也启示主流媒体，不能再“埋着头”创作、“仰着头”传播，而必须发挥技术的“赋能”作用，让主流价值搭上新技术的快车。

（摘编自《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

宋词的演变发展历程曲折，其经历几个世纪，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

词最初在唐代就开始出现了，词的产生最初源于燕乐，其作为一种与燕乐相配合的唱词，在晚唐五代以后才被人们简称为曲子词。唐代诗人李白的《菩萨蛮》，以及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忆江南》都属于最早的文人词作，它们标志着词体形成的萌芽状态。这些唐代诗人在词中继承并发扬了民间曲子词清新流畅、情真意挚的优良传统，不仅增加了词作的底蕴和表现力，而且其沉郁雄放的词风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唐代的这些文人词作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

词至宋初，在题材与语言风格上，大体已经形成定局。尤其是以柳永为代表的时期，词的内容、体制、风格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柳永不仅发展了长调的体制，而且还丰富了词的创作方法，同时，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境界，对宋词后来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北宋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日益集中，加上北宋词人懂得音律的更多，不仅自己能调曲，而且尤善作词，因此词调大盛。这一时期，宋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

北宋中期以后，苏轼首先举起改革旗帜，开创了豪放一派，不仅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扩展了词的内容，而且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并提高了词的意境。在这之前，宋词依然流连于写作男情女爱与离愁别恨，而苏轼词的出现开始在词中强烈表现个人的建功立业愿望和明确的爱国主题，其词风开始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精神与气概，并且苏轼敢于以诗入词，不仅突破了词在音律方面过于严格的束缚，而且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这极大地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词发展到南渡时期，其主要代表词人有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陈与义等。由于时代的巨变，这些词人都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他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这些都影响到了他们的词作、词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其词作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情感更显得沉郁忧愤。他们的词作大多表现出记忆中民族昌盛景象与眼前耻辱地位的对比，昔日享乐生活与眼前窘迫情状的对比，全社会收复失地的激情呼声与朝廷孱弱懦怯的对比等，因此这些词主要表现出了南渡战乱时期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尤其是李清照的词，更是确立了宋词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她自成一家，独创易安体，词风朴素清新，手法细腻完美，并且雅俗兼用，达到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和谐统一。因此，她被誉为婉约之宗，她的创作不仅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更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词至南宋前期，开始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词坛更是大家辈出，名作纷呈。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词人是辛弃疾、陆游、姜夔等人。他们继承并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派，使得词的内容越发博大精深，风格更为浑厚雄健，因此把宋词的创作推向了高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词人当属辛弃疾，他不仅继承了苏轼的革新精神，进一步扩大了词的内涵，把词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并且他创新式地以散文化的笔调写词，并且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尤其是他创作的词风雄壮慷慨，意境阔大，表现出了词人坚定不移的爱国思想。

词发展到南宋后期，由于时代的原因、文人地位的变化等，因此开始走向衰落。继而被元曲、元杂剧等取而代之。比如南宋灭亡以后，元政府的文化政策决定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倍受歧视，他们变得门第卑微、职位不振，这些促使当时写词的文人开始从事戏曲活动。加上进入元代以后，只有宋的一批遗民还在写词，比如张炎、王沂孙、周密等，但他们的影响毕竟有限，因此，宋词开始日渐衰微，并由元代活泼口语化的、受民众欢迎的新的文学样式曲所代替了。

宋词从唐、五代、北宋初年的诞生期，到北宋中叶到南渡的发展期，再到南宋前期的繁荣期，直至南宋后期的衰微期，其演变发展过程可谓曲折而丰富。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深受人们喜爱的同时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宋词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一代文学之胜。

渔鼓

刘绍英

芦苇砍倒后，长哥把丝网一条条收进了船舱，又从舱底翻出用布兜衷着的渔鼓，就上了岸。

渔鼓自是好材料做成，鼓筒溜溜的光滑，竹纹清晰，看得出来，夏天的时候已经喂过桐油了。上端系了 一块红绸布，好似姑娘辫子上的红绸结。下端绷上了蟒皮，用手拍上几下，那梆梆的声音浑厚經锵，便会直往心里钻去。

渔鼓是长哥父亲留下的。每到芦苇欲倒后，父亲就会与长哥背着布兜，抱着渔鼓，沿澧水河挨家挨户地送吉祥。父亲的声音浑然低沉，有了些苍凉，长哥的声音清脆高亢，透着年轻，鼓声打出的节奏则沉闷敦厚，似八月隐雷。这时，农闲下来的乡亲，渔鼓打到哪，他们就 会跟到哪。走过整个村子，送给各家的唱词都各不相同。回来的时候，糯米糍粑、绿豆皮、米 泡芝麻糖之类的，就会装满布兜。更有些小把戏，好奇地偶尔伸出手去摸一把渔鼓，便一路 跟着父子俩，直到父子俩上了船，他们才怏怏地转去。每到这个季节，乡亲们似乎伸长脖子 等着父子来，一年上头，家家图个吉利热闹。父亲死后，长哥就没再一个人上岸打渔鼓。

长哥翻过了堤坡，就走进了堤坡下的村子。 

村子里很安静。有几只鸡在路边悠闲地抓着草堆。长哥走到第一户人家的门前愣住了，门上了销。长哥记得这家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姑娘红唇白齿，长得好看。每次父亲与长哥 来，她都会给父子俩泡上一杯茶，茶递到长哥手里，姑娘就会说：“喝茶润嗓哩！ ”长哥看她， 她就红了脸，头一低，进到里屋去了。等到长哥渔鼓的声音响起，她又会从房里出来站到旁 边很认真地听。记得那年回到船上，长哥晚上就做了个梦，梦里自己娶了这个姑娘。

长哥有些沮丧，拿渔鼓的手很自然地垂了下来。

长哥走到第二家去，刚到院门口，一条黑狗冲了出来，对着长哥狂吠，吓得长哥手里的 渔鼓差点掉到地上。

“谁来了？ ”院里一个气力不足的声音。

 “我，打渔鼓的。”长哥忙回答，还是抬起腿进了院门。狗伸着红舌头，望着长哥已不再吠。

长哥看见了一个老人衷着床被子躺在藤椅上，在屋檐下晒太阳。太阳正照在老人的脸 上，那脸便有些生动。长哥走到老人的跟前，老人眯着眼，看着长哥的渔鼓咧嘴就笑了 ：“哦，打渔鼓的呀。我耳朵背，听不见。儿子到乡政府去了。”

长哥点了点头，心里明白，家里没有其他人，老人耳朵又听不见，这渔鼓要打给谁听呢？ 长哥还记起，这是村主任家。平常这个日子，村主任家是最热闹的了。

长哥向老人告辞，抬头看一眼明晃晃，却有些寒冷的日头，就走出了院门。

长哥想：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往前走呢？这样想着，脚步却没有停止，又走到了第三家。这家很热闹，堂屋里有十来个人在看电视。电视的声音特别响亮。长哥把渔鼓拍了两 下，声音沉闷低回。没有一个人回头。长哥把渔鼓又拍了两下，这次的声音有了些激越。两 声渔鼓响过，长哥自顾自地唱了起来。屋里的人这才齐刷刷地转头。一大嫂从椅子上站了起 来，走到长哥跟前说打渔鼓的，等我们把这集电视剧看完。 ”

长哥看见，那些转过来的头，马上又转向了电视机。

长哥说：“我到其他人家去了再来吧。”

大嫂说你不要去了，村里的人基本上都在这里。”看着长哥满脸的疑问，大嫂继续说：“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了，老弱病残留着看家。”说着，给长哥拉了把椅子，便不再理长哥，眼睛又盯向了电视。

长哥依照大嫂的招呼坐下了。坐下的长哥没有看电视，手摩挲着渔鼓有些粗糙的蟒皮。渔鼓上端的红绸布已经很旧了，那还是爹在的时候，在镇上用两斤鱼换的。

坐了一会儿，电视插播广告，那些头扭了过来。有几个半大的孩子起身围住了长哥打 渔鼓的，给我们唱流行歌曲吧。”

“唱两只蝴蝶。”

 “唱老鼠爱大米。”

长哥起身。这些前几年还流鼻涕的小把戏，像野地里的蒿草，窜高了。

长哥歉意地说：“我不会唱流行歌，我打渔鼓就送吉祥，说水浒，说好汉故事。”说完，长哥就把渔鼓敲了两下，和着节奏，用他逐渐低沉浑然的声音唱了起来：“ 一送恭喜二送财，三送……”

这时，广告已插播完毕，那些头又都扭向了电视机，不知谁把音量开大了一些，渔鼓的敦厚的梆梆声和长哥逐渐有了些苍凉的声音就一点也听不见了。

母亲的小木匣

王举芳

母亲说：“小木匣的锁坏了，你给我换一个吧。”我接过母亲手中那把带着岁月锈迹的锁说：“行，下班后我去修锁匠那里看看。”

还没下班，接到多日未见的同学电话，说他来出差，想见面聊聊。我想锁早一天买晚一天买没事儿，下班后便拉着同学一起吃晚饭。吃完饭还没到家，单位领导打来电话，让我明天出差一周。

出差回来，妻小声对我说：“咱妈那木匣子里装的是什么宝贝啊?”

“咱妈能有啥宝贝?”

“整天走着坐着都抱着那个木匣子，仿佛里面有天大的秘密。”妻努努嘴示意我，“喏，你看，睡觉都抱在怀里呢。”我望向坐在躺椅上睡着的母亲，果然，她的双手妥帖地把小木匣搂在胸前。

这个小木匣是外公做的。外公是个木匠，那年有人拿了木材给外公，请他给即将出嫁的女儿做两个柜子。柜子做完，外公用下脚料做了这个小巧玲珑的木匣。外公虽是木匠。但外婆是个病身子，加上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的吃喝，没有余钱给就要出嫁的母亲买木材做嫁妆，小木匣成了母亲唯一的陪嫁。

母亲欢喜地抱着空空的小木匣走出外公的家，进了奶奶家的老宅子，开始了另一段人生。记忆中，母亲总把小木匣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上面的小铜锁一直是锁着的。少年的我对小木匣充满了幻想与好奇，终于趁母亲不在家，用锤子把小铜锁砸开，迫不及待地打开小木匣，里面除了一股淡淡的松木香味儿，什么也没有。母亲回家后很生气，一把拉过我，摁在床边，照着我的屁股啪啪狠劲儿打，边打边说：“让你起邪心。今天不让你长记性，以后你也会对别人的东西起邪心。人，不能对别人的东西起歪心和邪心，你知道不知道?你说你记住了没……”那顿打啊，我的屁股都被打开花了，好长时间都得趴着睡觉。

小木匣也不总是空空的。刚参加工作那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女孩喜欢书和苹果，我想用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赢得女孩的芳心。母亲拿出小木匣，拿来两个红红圆圆的苹果洗净、擦干放进去。把我给女孩买的书放在苹果上面。十几天后打开小木匣，里面的书散发着淡淡的苹果香。我把带着苹果香的书送给女孩，女孩望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欣喜与娇羞。

后来女孩一家南迁，我的恋情就如风筝一般断了线。

“锁买来了吗?”母亲醒了。

“没，我明天一定买。”说完这话又过了四五天，我才去买了锁。母亲很高兴，没有责备我的拖延与忽略。小木匣上了锁，母亲依然一刻不离地抱着它。

“我跟你说，我那天看见老王头和咱妈一起逛街，两人聊得挺热乎。你说咱妈是不是黄昏恋了啊?”妻说。

“咱爸去世快二十年了，咱妈要真找个老伴，我还真同意。”

妻说：“我也同意。”

“妈，我看王叔挺好的，哪天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吧。”我试探着对母亲说。

“你王叔一点都不好。哦，我是说他可悲惨了，儿子儿媳要抢他的银行卡，这不，他说让我给他保管着。我说可不能放在我这里，我让他约了他的儿子儿媳，我去和他们谈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欺负老王头，就让老王头和他们脱离关系，然后把所有的钱和房产全部捐出去。我会陪老王头一起和他们战斗到底。他们都吓坏了。我这像不像你们说的‘女汉子’啊?”母亲笑了：过了一会儿，母亲抚摸着小木匣严肃地说：“我的小木匣，不能装别人家的东西，装别人家的东西，沉啊。”

母亲走得很突然，却很安然，就那么抱着小木匣在躺椅上睡着了，再也没能叫醒。

母亲离世一个月后，我让妻拿出小木匣放在桌子上，小木匣在母亲的抚摸和时光的浸润里闪着光。我轻轻扭动钥匙，打开小木匣，一股说不出的厚重味儿扑面而来。

里面放着我和妻的结婚证。

“妈这是怕我们离婚，把我们的结婚证藏着，日夜抱着……妈……”妻禁不住哭泣起来：妻用泪眼望着我说：“我们再也不要一吵架就说离婚好不好?”

“嗯。”我的眼睛也开始潮湿。

小木匣里本应装着属于母亲的故事，而普通平凡的母亲一辈子没有秘密。

妻擦干泪，郑重地把结婚证放回小木匣里，锁好，放在了枕边。

(选自《时代文学》)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高阶人工智能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电影、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高阶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