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数据和故事（有删改）

（1）关于“大数据”有句名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2）在这句话中，大数据俨然成了一个新的“上帝”，人容易在如此理解里被大数据所管控，不时地失去自我主体位置，最终导致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迷惘与失误。

（3）通俗理解，“大数据”即是“大量”的数据。它解决了以往小部分数据时，必须由局部去推测整体的困难。如在大海航行时，航行者发现冰山一角，以往必须借助某种“算法”，去推测冰山的大小；在冰山“大数据”可得到时，整个冰山便容易把握，航行者不需要任何“算法”去推测。而且，如果数据可以“大”到无所不包的“全量”时，人类就能够呔大地提高趋利避害的准确性。试想，当你一眼就看清全部冰山，你自然就能够准确地安全航行。可见，大数据特别是“全量”的数据具有直观、结构清晰的特点，人类通过它，能够迅速把握事物的整体、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大数据是人类一种功能强大的工具。

（4）“功能强大”常常是被人们夸大的基础，而夸大的最高境界就是将被夸者置于神龛之上。当大数据经拥戴走向登峰造极时，它作为人的工具的特性便急剧弱化；相应地，它被赋予了某种超越工具的特性，大有替代人作为主体的部分作用。收集数据也好，分析数据也罢，特别是使用数据，本来都是人作为数据的主宰者所为。然而，大数据的神化，让这一切转化成了人在数据之下的被动适应——收集的数据越“大”，事物的直观性、整体性就越强，发展的趋势似乎就越容易把握，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就越明了，数据自身的主体功能似乎就越发突出，人对数据的使用就越容易被数据对人的指挥所替代；而数据的指挥越是强势，人就越容易屈从于数据的管控，这又会刺激起人们更多地去收集“更大”的数据，进而叠加性地加固数据对人的指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人退居于次位。

（5）这不是一种逻辑演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大数据”的人们，已经有了“宁可相信数据，也不相信人”的初步理念。例如，一些公司招聘新员工时，完全依赖于各种类型的考试成绩单和就读学校、学历、学位等组成的“大数据”，“准”比尔·盖茨、乔布斯类人士，肯定进入不了选择范围。在法律界，用“大数据”来分析人的犯罪倾向，并预测犯罪行为，提前给予监控，这实际上是对未来的犯罪可能而非实际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显然有损于人的尊严；犯罪学上有“犯罪性”和“犯罪”的区分，前者只是犯罪心理倾向，大量存在于人们之中，并非只有犯罪的人才有，即使用“大数据”分析某人的犯罪性，也不能认定犯罪行为一定发生。过于绝对地依赖和笃信数据，不仅在具体事项里会出差错，重要的，是人的主体性被侵犯，不论他们是招聘者还是被招聘者，也不论他们是“犯罪”的怀疑者还是被怀疑者。这些情况正符合西方人关于人的“异化”之说。

（6）其实，就人类说话的方式而言，除了数据，我们还有故事。故事和数据的不同，在于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已经存在甚至于记录下来了的真实信息，而故事则可能含有前者，还可以去“虚构”或是“创造”。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们的交流和交往，少不得数据，也少不得故事。有时候，故事的重要，还在数据之上。

（7）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圣经》，它就是由故事组成的。其中有数据，有他类信息，更有某种“上帝”赋予人类的精神期盼——实质是人类对于自我的认知和价值理念的创设，或者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的一种意识形态构建。正是这样的构建，创造了西方世界的文明史基础。《圣经》的历史地位高度，自不待言。

（8）华夏文明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许多历史学家，只能依据历史留下来的有限资料或“数据”，去分析、推测甚至于想象历史的过程，构建某种历史观或是意识形态。我们当下看到的华夏文明史，有真实的历史记录，更多的则是历史“故事”的创造。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中的大多数细节，不是历史中人的言行自然记录，一定是他人或史家的推测或“虚构”。延续着中华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传统或价值观，并不因为这些“虚构”而失色。相反，正是它们，组合成了较为清晰的文明色谱，让后人承接了文化的精髓而繁衍了强大的华夏民族。

（9）现代计算机、网络、传感和移动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创造出了大数据的时代。当下人类历史的许多细节，已经被有形和无形中存在的设施所自动记录，并且由庞大的存储系统保留下来，不再需要史家的“虚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从纯粹技术的角度讲，这是可能的。可以想象，当人类一切的言行，自然界的所有变化，都能够时时刻刻地被传感器、移动网络和存储设备所收集时，历史本身的“大数据”就已经集合起来，“虛构”历史细节的空间就没有了。

（11）然而，即使是史家完全没有必要去“虚构”历史，也无法不去“创造”由史而来的价值观、信仰或是在精神层面上完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于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延续的正向理念。现代的数据可以是很大，但它们不会自动地生成价值评说和善恶区分，更不会自动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由大数据组成的历史经历，有其自身的存在逻辑，却未必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合理存在，如一味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经历，并不表明人类美好未来会在此种速度下到来。只有人类自身和谐、圆融地发展，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才是人类的长久发展之道。当历史的细节不需要“虚构”时，人类历史的信仰和价值观，仍然还是需要创造的。事实上，以往史家“虚构”历史细节，根本不是就“虚构”而为，而是冲着信仰和价值观来的。

材料一：

海归学成回国，或开始进入工作单位，或雄心勃勃地开始自主创业。但我们接触的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会倾诉自己刚刚回国的那一段感到迷茫的日子。原本以为是回到了熟悉的家乡，结果发现人脉、工作节奏内容，甚至周边的街道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因中外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海归在回国找工作时难免会有一些不知所措，如果对个人的职业发展缺乏明确的规划，就会更感茫然。

在互联网上查询，可以找到许多“迷茫”的实例，但对此却少有专门的研究。这种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程度或轻或重的抑郁情绪，给海归带来了困扰，浪费了个人和社会资源。

分析海归产生迷茫情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应届毕业的海归，其就业优势并不明显，有些企业甚至偏爱国内毕业生；二是创业型海归，会面临所有创业者在创业初期所遇到的困难，各种不熟悉的日常事务，让他们应接不暇，处理不利，从而产生沮丧和自我怀疑的情绪；三是一些海归没有足够清晰的个人职业目标，对于工作高不成低不就，个人期待与现实产生落差，造成失落感；四是对离国多年后的回归存在文化“断层”的担忧，许多人反复问自己，“我真能够融入国内的社交圈子吗？”

(摘编自夏周祺《海归有归来“迷茫期”吗？》）

材料二：

《2019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在京发布。报告称，30%的留学生认为第一份工作完全未达到预期；而在企业方面，27%的受访企业认为海归的自我评价过高。

《报告》显示，海归人才在国内就业遇到一定阻力，近70%的留学生归国后遇到了文化理念、落户、政策限制等难题。

2019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预计达到834万人，“就业难”问题愈发突显。但与此同时，海外留学生归国比例也不断增加，国内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吸引了大批人才回归，人才市场趋于饱和并竞争激烈。这也直接表现在海归人才的薪资水平上。《报告》表明，近三成海归2018年实际工资不足10万，而有近五成海归期望2019年可以拿到10〜15万的年薪，从薪资水平上可以看出，海归学生并不如往日风光。

《报告》显示，英语表达能力、宏观视野和适应能力，是海归的三大竞争力。约七成企业仍然重视海归招聘，68%的受访企业表示有海外校园招聘的意愿；65%的受访企业会针对暂未回国的候选人设置专门的面试流程；同时，64%的受访企业愿意为海归提供额外的福利待遇。而外企和民营企业，在此意愿上更为强烈。

学历显然是海归的一大传统优势，这一点，从企业端也得到了验证。但学历并不是企业考察人才的第一要素，分析根据受访企业需求所绘制的海归人才画像时发现，受访企业普遍更看重与“实际工作表现”相关的素质，比如实习（工作）经验、相关工作技能。调查数据也显示，约八成的受访企业更倾向拥有2次及以上实习经历的海归。可见目前企业的人才需求是以务实为导向的。

(摘编自人民网《调查:27%的受访企业认为海归的自我评价过高》）

材料三：

就业市场上，“海归”群体曾经在企业的争抢中享受过尊荣。然而，随着归国留学生的数量与日俱增，这种追捧迅速退潮，许多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也因此陷入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尴尬境地。

事实上，很多留学生在自己选择出国，或被父母送到国外的时候，对国内就业环境的现状都缺乏了解。相比瞬息万变的就业市场，学生和家长头脑中的观念，往往高度依赖旧有经验，因此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出国留学都是一件极其艰难也极其风光的事情，海外名校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更是实打实的“硬通货”。当时，在许多专业领域当中，国内高校的教育水准都低于外国名校，而能够出国留学并且愿意在毕业后归国的人才，又凤毛麟角，因此，市场对“海归”的追捧，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但是，市场永远有市场的逻辑。抱着“镀金”心态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海归”人才的稀缺性迅速消失。而国内高校近些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在无形之中削弱了“海归”的竞争优势。

其实，归国留学生群体的海外学习经验自有其价值，问题在于，衡量他们才华与能力的标准，并不只有初次就业的薪资这一条。留学经历的宝贵价值，也并非只体现在就业市场上“卖个好价钱”。留学生的独特经历，使得他们在国际视野、适应性上占据优势。如何认清自己，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将决定他们人生道路的宽度。

(摘编自杨鑫宇《“海归”不只为“卖个好价钱”》）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应该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其应有的载体，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学、哲学角度研究经学，但和以西医的方式研究中医一样，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摧枯拉朽式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的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晚清道咸以后，清朝的社会政治系统已经开始发生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经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然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所谓“同光中兴”，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种新变不只是作为常道的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还是在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也是极有争议的，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的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人文学科，同时也包括杜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发掘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够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仍然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该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一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了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该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该显示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由于古礼的原则至少在汉代以后就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的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更深入的清理，因此应该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来说，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仍然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