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话，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密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15版）

建筑成为一个重要的审美对象，首先是因为它凝聚着人类物质生产的巨大劳动，是人类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直接成果。建筑虽然起源于防寒、祛暑、荫蔽、安全等实用的生活要求，但在建筑史上，人类为解决生活实用而付出的劳动却远远不如为非实用的方面付出的多。宫殿、庙宇、祭坛、陵墓、教堂、纪念碑、园林等等，这些全部或基本上服务于精神生活的建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住宅、作坊、堡寨等服务于物质生活的建筑。建筑形式、建筑风格的演变，往往是一代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最敏感的见证。在西方，人们形象地称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历史”。

人对建筑的美感，客观上于建筑的形式，舒畅、别扭、恐怖、惊讶、幽静、轻松、肃穆……这是视觉反应的直觉情绪；质朴、刚健、柔和、雍容、华贵、纤秀、端庄……这就进入了初步的审美判断。所有的这些主观的感受，无不是建筑的序列组合、空间安排、比例尺度、造型式样、色彩质地、装饰花纹等等外在形式的反映。但是这些感受(美感)又不是抽象的，其中往往包含着某些特定的内容，因而使得建筑的美感有可能突破单纯形式美的法则而深化发挥。像秩序井然的北京城，宏阔显赫的故宫，圣洁高傲的天坛，诗情画意的苏州园林，清幽别致的峨嵋山寺，安宁雅静的四合院住宅，端庄高雅的希腊神庙，威慑压抑的哥特式教堂，豪华眩目的凡尔赛宫，冷峻刻板的摩天大楼……所有这些具体感觉形式，无不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因素，以及整个时代的民族的审美倾向，无不包涵着悬念、感触、素养、格调等等主观因素。建筑的美感是朦胧的，但又可以是明确的；是抽象的，但又可以是具体的；是无声的空间凝聚，但又可以是有声有色的时间的延伸。

目前对建筑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甚至给建筑美学下一个定义也是困难的。但是，把建筑作为一项艺术门类，从它的艺术特征，它的艺术风格和它的形式美法则入手加以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探索更为深入广阔的课题。例如，建筑美感的组成因素，特别是它的心理构成因素，建筑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自然美与环境美在美学内容，形式美的形式与发展等等。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试图重新找到中国文化根性，展开从思维方式到价值体系的新论述。在这样一个回头细看的过程中，传统文学生活中大量新事实被看见，与此同时，学界越来越进入到“史实还原”的阶段——在意识到要注重还原事实、还原历史现场之后，“中国文论”研究越来越多探向历史维度。当下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大量新事实充分发现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大的理论综合，超越以往对中国文艺的阐释与解读。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论要避免前面几个历史阶段带来的局限，发展出像中国哲学、中国历史那样强大的辐射力和解释力，发展出新的理论论述。这个新论述就是“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这一新论述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中国文学艺术的时代，这与中国文化整体复苏和社会普遍文化自觉是相适应的。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这是发展的重大机遇所在。与此同时，中国文论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