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 摊

夏天敏

日子漫不经心地把一切熏旧，熏得斑驳、残败、开裂、焦黄，人也不能幸免。昔日的戚爷早已被历史的风烟卷走，不留一点痕迹。现在的戚爷，是地道的戚爷了，头发枯白，满脸皱纹，眼睑下垂，两眼暗淡无光。几十年的光阴，他在这个小酒摊上把自己坐成了一尊颓败、松烂的雕像，但他依旧坐着，直到生命终结。

儿子出落成当年的自己，身材挺拔，相貌端正。他终归是成才了，读完大学，留在省城的大机关。果然不负心血，没几年，成为最年轻的处长。女儿呢，花样的美丽，诗样的空灵，有体面的工作，在小城医院做医生。

为了不让他再去摆摊，家里和他产生了诸多矛盾。儿子休假回来，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接待小城的体面人物。现在，他们的庭院明丽芬芳，花儿常开不败……隐藏在儿子内心中的，是爹的粗鄙，是那个小城深处癞疮一样的摊位。

戚爷誓死守住他的摊子，耐心的劝导，真诚的谈心，温馨的话语，痛苦的眼泪，统统无用。戚爷像坚贞的烈女，为了心中的那座牌坊，对任何威逼引诱都无动于衷，因为他心中有个梦。

年龄越大，那个信念越强；年龄越大，守望越坚。这么多年，戚爷为了那个约定那份守望闹了多少笑话。他去追过女人，多少次都是又尴尬又失落；他随时瞟女人，以至于大家都认为他是花痴，是好色之徒……

戚爷还有个怪癖，隔三岔五，他要到那面围墙下睡一夜。他用破披毡盖住了头，耳朵却支棱着，一有脚步声，立即掀开张望。戚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年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他和新婚不到半年的前妻走散了。那时，天才蒙蒙亮，黑暗在小街里幽灵样徘徊，东方的一抹曙光，才轻轻吻住关帝庙前大槐树的末梢。

戚爷爱做梦，尤其爱做和前妻有关的梦。这个梦，似乎是一个故事中的片断，总是不停地出现，每次都惊得他冷汗涔涔，惶恐惊悚；每次都让他心生悲冷，久久沉浸在梦的氛围中。

把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梦和关帝庙下算命解梦的刘半仙说了，刘半仙说，这是一个人在等你，在找你，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人家要苦苦找你呢？戚爷不敢多讲，刘半仙的话让他更加坚信，前妻还活着，前妻一定会来找他的，在这座小城，在小街的这座宅院的墙下。

不知不觉，小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戚爷摆摊的地方，是老城里的古城区，这里陈旧、古老、历史悠久，这么个地方是不能开发的，就像一个年龄很大的老人，有了病也不能动大手术，一动就没命了。

可是有一天突然说是要拆迁了，拆迁就拆迁吧，能住上新房子当然好了。也有反对的，多是老年人，他们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年轻人呢，他们巴不得离开这个拥挤肮脏的环境。

其实他们不知道，县长和书记并没有要拆迁这片城区的意思，一个连工资都发不了的县没有实力来做这事，开发商看不上这里。是省上的一个厅级领导，在一次宴会中对小城的领导说，你们是父母官，关心一下我的老家吧。他说了他的意思，县长说主要是钱的问题。厅长说，这个嘛你缩小点范围，就搞关帝庙下面那片，钱的事，我帮你们协调。厅长正是戚爷的儿子，厅长为戚爷死守在小街那面老墙下摆摊的事烦恼不已。

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这里就成废墟了。在这片废墟中，徘徊着一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他孤独无助的眼里，流淌着无奈、凄苦、绝望。他顽强地寻找着，寻找那个他坐了几十年、守了一辈子的酒摊的位置。终于寻找到了，他搬了个小凳子坐在那残砖破瓦的土堆上。但轰隆隆的推土机响起来时，他还能坐下去么？

他要坐下去，他要坚守那个等待，那个排遣不掉的梦。

诗分唐宋，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面对唐诗，宋人一方面想尽力摆脱唐人影响，构建起新的诗歌模式；另一方面，又在被动甚至主动接受唐诗影响，在唐诗中寻找创作源泉和灵感，甚至寻找诗歌革新的依据或动力。宋诗发展的每一重要阶段，基本都有唐人的影子。“晚唐体”是宋诗发展过程中，最能体现宋人这种心态的诗歌流派，同时也是“江西诗派”之外，宋代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因此，“晚唐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晚唐体”是宋代诗坛的独特存在，盛行于宋初与南宋中晚期，在诗坛的历史使命前后不同。“晚唐体”诗人多为隐士、僧侣或具有强烈隐逸倾向的中下层士人，在现实社会中属于边缘化群体。学术界一般认为，“晚唐体”诗歌宗奉贾岛、姚合。宋初“晚唐体”的盛行是历史惯性，是晚唐五代风气在宋代的自然延续，“晚唐体”诗人“九僧”与寇准、钱惟演等当时诗坛、政坛的重要人物和士大夫阶层都有诗歌酬唱活动。南宋“晚唐体”是在“江西派”与理学诗统治诗坛，而“江西派”陷于“杂博者堆对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困境之时，在叶适支持下，由“永嘉四灵”的倡导和实践而逐步为诗坛所接受，尤其在“江湖诗人”中产生较大影响。其历史使命是革新“宋诗”，救治诗坛弊病。因此，南宋人对“晚唐体”的态度因其诗学立场而有所不同。可见，“晚唐体”既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宋诗”形成、发展的基础与变革推手，研究“晚唐体”实际就是研究整个宋代诗歌发展史。

从诗歌风格类型看，“晚唐体”属于清瘦型诗歌，与之相对的是富贵型诗歌，深入研究“晚唐体”，能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开辟新思路。从现有材料看，富贵型诗歌早在先秦即已出现，《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其意象、辞藻皆带富贵气。而清瘦型诗歌大致是从六朝以来隐逸之士全面介入诗歌创作开始逐步生成，如陶渊明《有会而作》《咏贫士》诸作，无论意境还是语辞，皆有清淡寒蹙之意。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开始初步形成清瘦与富贵两类诗歌对立互补的格局。清瘦之诗从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开始，一路经大历十才子，到姚贾及李洞、杜荀鹤、喻凫、许浑、许棠、郑巢、周贺、周朴等中晚唐宗贾诗人，格局越来越逼仄，景物越来越细碎，意象营造和风格追求越来越走向清淡和寒瘦，甚至枯寂。富贵之诗从李白开始，经李贺、韩愈、李商隐、杜牧、韩偓等一路向前，虽路径不同，但或辞藻丰赡，或意境瑰丽，总体带有较为明显的富丽之气。进入宋代，“西昆体”承商隐衣钵，“江西诗派”“脱胎换骨”之法亦使诗歌辞藻丰赡，而显学问之富丽，“晚唐体”则意境和语辞皆清冷寒瘦，“吟边莫问红尘事，只住茅茨亦自清”（薛嵎《闲居言怀》），“稍觉道心胜，渐至诗脾清”（罗与之《玉梁道中杂咏》），“斜阳照孤影，诗骨瘦崚嶒”（戴复古《山中少憩》）。

可见作为清瘦型诗歌的代表，“晚唐体”本身也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漫长的发展脉络，而且在唐宋两代基本与富贵型诗歌各占诗坛半壁江山，前赴后继，互相补充。

（摘编自王胜明《晚唐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