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庄子和屈原一起飞翔

朱以撒

深秋，在商丘的土地上走动，抬眼便可望见脱光绿叶的枝条。这时便可以看到挂在树杈上的一个个空巢。巢的主人都往南方过冬去了，它们有着矫健的翅膀，随着时节的转凉，毅然起飞，抛弃当时辛劳筑就的巢。巢无法跟着飞翔，随着黄叶落尽而暴露无遗，秋风秋雨扑击着它，空巢就日渐一日地残破了。

这时我想起商丘的一个古人——庄子。庄子和远行的鸟一样，善于飞翔。

我接触庄子的文字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把他的作品和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子的作品比较起来读。老子的文字词约义丰，简练过了头，就让人恍兮惚兮一时摸不着头脑；孔子的文字要比前者生动一些，有的形象性足以令读者倾倒；孟子学说虽说是孔学的发展，但在描述上走向更精美细腻的刻画；至于韩非子的文字，善以寓言出手，挥洒轻松里，笑后颇寻思。我一直觉得这些文字如与庄子的文采相比，毫无疑问是素了些。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只大鸟如何地飞翔。

飞翔的庄子是因为他极少牵绊，以至于他的思绪上九天下九渊无所不达。他的笔墨华章，我一直以为是梦境行程中的记录，那么窈兮冥兮，总是染上一层梦幻般的色彩，创造出超现实的幻觉氛围来。读他的《逍遥游》，首句突兀而起：“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啧啧，真让人叫绝。那时候的人，自然属性那么浓郁，科学的利器离他们那么遥远，却居然生出这样的浪漫情调。

像庄子这般心灵善飞的人，是那个善于表现的时代的硕果。那个时代是“百家争鸣”、思想之花竞相绽放的时代。庄子是那时的一首诗，一首自由磅礴灵气冲天的长诗。庄子异于常人，他的笔墨里，不时就出现一系列怪状错落的意象，姑射山神人、浑沌、水、镜，都成了超时空的象征，这是常人难以理喻的。

在我记住庄子的这个深秋，也记起了屈原。从生命的状态上说，屈原也算是一个能够飞翔的人。由于这个相似之处，放在一起比较才更有兴味。

不同的是屈原不像庄子飞翔得那般轻松自如，他的牵挂太沉重了，他的心灵带着镣铐在飞，短暂的忘忧之后，又是深深的痛苦。后人看得比较痛心的是他对昏聩的楚怀王的痴迷和幻想，在他眼里，楚怀王、楚山楚水楚民都是连为一体的。屈原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肩住那已经走向衰败的楚国车轮子。可是谁来顾念他那逝水流年呢？

屈原是在远离朝廷后开始心灵飞翔的，洞庭、沅水、辰阳、溆浦、湘水还有汨罗江，那时是这么地水天相接或地广人稀，他的心境变得阔大起来。朝廷是回不去的，思路却异常发达和奇诡，他的腕下涌现出许多神灵仙人、虬龙鸾凤、香草美人。他让自己也生活在这个由自己想象编织成的意象世界里，自己也能饮朝露、食落英，浑身佩带着江蓠、辟芷、芰荷、芙蓉，散发着清香，宛若神仙一般。这个时候，应该是屈原最快乐的时候，他远离了龌龊，亲近了美好，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

如果说庄子的处世有一种怡然自得和自由不羁的平民气味，那么屈原的处世则很有几分英雄主义的色彩。

庄子和屈原是那个时节令人瞩目的人物，又是耐得住今人慢慢咀嚼的。而今人翅膀上牵绊越来越多了，浪漫地飞翔真有些为难。因为，那种岁月深处的古典浪漫已经被现代的潮水浸湿了翅羽，成了一道遥远的梦影。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打开书本，随便一瞥就能望得见《逍遥游》和《离骚》，不由自主地，心回到那久远的神秘里，和他们一道飞翔。

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这是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