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莫基者之一，他和黄纬禄、屠守锷、梁守槃一起被誉为“中国航天四老”。

任新民是安徽省宁国市人。1940年，任新民毕业于重庆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赴美留学后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被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为讲师。1949年8月回国。

1952年，任新民进入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钱学森在东北参观重工业工厂时注意到了任新民，邀请他一起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任新民欣然应允。1956年8月调任北京参加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筹建工作。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自己的“航天人生”，他的一生就与中国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开始，任新民在五院担任的是总体技术研究室主任，后来很快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他第一个任务是去接收从国外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测绘仿制，探索导弹和火箭知识，大家互教互学。在导弹研制冲刺阶段，外国专家全部撤走。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在中近程导弹的自行设计工作中，任新民担任副总设计师，主管发动机研制工作。“东风二号”于1964年6月29日飞行试验取得圓满成功。之后，由任新民全面负责研制工作的“东风三号”研制成功，使中国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完全独立地拥有了中程导弹。

任新民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被亲切地誉为航天的“总总师”。

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一次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最后被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而运载它的火箭为“长征一号”。任新民担任该运载火箭的总负责人。经过5年多的艰苦奋斗，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成功发射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揭开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序幕。任新民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研制试验的有功人员，被周总理称为“中国放卫星的人”。

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城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任新民担任发射区技术总指挥。

在1986年到1990年5年的时间里，任新民相继领导研制和发射成功了5颗通信卫星，为我国的电视、广播、电教、通信、数据库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86年前后，年逾古稀的任新民，又被任命为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改进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等5个工程的总设计师。1988年9月，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发射第一颗风云一号气象卫星获得圆满成功，当天就收到卫星云图照片。

1986年他被任命为对外商务发射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1990年初春，他坐镇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主持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地将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准确送入预定地球同步轨道，圆满完成了发射任务，实现了我国用国产运载火箭进行国际商业发射零的突破。

1992年中国的载人飞船工程在全国各地有关单位全面开展起来。此时任新民已经是77岁的老人，但他仍然坚持参加研制中的各重大技术难题研讨会、各类评审会。后来的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他都要亲临现场。

2003年10月15日，迈入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一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送着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载上太空遨游。

有人说，任老的一生波澜壮阔，因为参与了众多航天工程的论证、实施。但他自己却说：“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

今年我国新书品种的增速有所下降。但即使这样，我国年均出版图书依然超过 50 万种，其中新书超过 25 万种。就品种而言，我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但与其 他文化领域一样，出版领域也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出版业因此努着劲儿要加快改革、优化结构，尽快推出能够“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佳作。

在这一大背景下，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品种已经够多了，当务之急是把总量降下来，把质量抓上去。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机械和僵化地理解这一观点，最终很可能图书品种降下来了，精品力作还是没见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我国图书品种的快速增长，理解其内在的原因和意义。

对图书总量的认识只有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看，才能充分理解总量巨大的深刻意义。我国图书品种在 2013 年突破 37 万种，5 年内就达到了 50 多万种。这是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业深化改革、激发活力的成果。拉长历史的视野，这 5 年图书品种的快速增加使我 国在历经 500 多年后重回世界第一出版大国的位置。

一个国家图书品种与印数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通常而言，图书品种越多意味着文化科技发展越快，意味着人民文化需求越旺盛。据学者郑也夫研究，我国曾在1000 多年中持续保持图书品种世界第一的位置。但自 15 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图书品种增 长缓慢。1600 年，欧洲各国拥有的图书 125 万种，中国拥有图书 1.4 万种，前者是后者的 89 倍。1900 年，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西方的图书种类达 1125 万种，中国 12.6 万种，同样是 89 倍。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图书反映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政治、文化等领域 的新知，而我国图书还局限于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国用了 500 多年时间才重回世界图书种 类最多的位置，这一成就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出版人不懈奋斗的结晶和改革开放伟大时代所创造的奇迹。

每年 50 多万种图书看似不少，但就人均而言，我国图书无论是品种还是印数都不算多，一年 90 多亿册图书平均到 14 亿人头上，每人还不到 7 册，如果再去掉教材教辅等出版物，人均图书占有量就更少了。为了加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理应大力鼓励创作、鼓励出版，加速知识文化在全社会的涌流与普及。为此，出版业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也要更快地发展自己。

当然，50 多万种图书不可能本本都是精品，难免存在部分图书质量、品位低劣，但 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否定 50 万种图书的巨大意义。总量多，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国出版业完全有能力在加速发展中实现结构优化。对此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出版业既要“有高 原”，也要“有高峰”。“高峰”和“高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高峰坐落于高原之上，高原之下是宽广厚重的根基。而高原和高峰都需要时间的沉淀，每年 50 多万种图书正是诞 生高峰之作的根基。

 (摘编自《人民日报》张贺《图书出版，要数量也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