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自古就是重要的书画材料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帛书帛画用的就是丝织品。唐宋之间，丝织品是文人绘画的主要材料，传世唐宋绘画中大多数是绢本。到明清之际，绢本逐渐减少，纸本增加，但仍有不少书画以丝绸作底，称为绢本或绫本。约从宋代开始，丝绸还成为书画的装裱材料。宋元时主要使用缂丝和织锦做裱材及包首，明清时较多地用锦绫来装裱书画。因此，丝绸与美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与美术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丝绸生产场景作为常见题材频繁出现在古代美术作品中。

商代青铜器上已见有蚕的纹饰，战国时期则有许多带采桑场面的青铜壶，采桑图反映了当时采桑女劳动、欢爱、歌舞、祭祀的情景，十分生动。汉魏六朝至隋唐，丝绸生产场面经常出现在画像石、画像砖、壁画、木板画上。

最为有名的反映丝绸生产过程的绘画作品是南宋初年于潜县令楼俦绘制的《耕织图》，以当时的农业和丝绸生产为题材，共设耕图21事，织图24事。其正本进呈宋高宗，被翰林画院摹绘成彩色绢本，收于宫内，成为皇室成员了解蚕织生产的参考和欣赏品；副本留在家中。现传宋元时期的《耕织图》版本有吴皇后题注本、梁楷本、程棨本等。其中吴皇后题注本绘有最早的脚踏缫丝车和提花绫机，生动而详尽。

明清各朝，《耕织图》摹本纷纷问世，尤其是清代特别重视。康熙三十五年，皇帝命宫廷画家焦秉贞仿楼图绘成《御制耕织图》，并亲自写序作诗，刊发各地，劝谕农桑。后来雍正、乾隆各朝也予以效法，一时间摹刻《耕织图》之风大盛，一些农书、方志上也印有《耕织图》，连许多石刻、窗户木雕、瓷器彩绘、年画纸币、墨砚上都有《耕织图》。《耕织图》的盛行，还导致相同类型《棉花图》的诞生。

丝绸与其他装饰艺术的关系也很密切。丝绸曾是室内装饰的墙布，因此在建筑图案中经常模仿丝绸的纹样。青铜器、陶瓷、漆器、金银器等装饰纹样也都曾跟随丝绸装饰之风，或与丝绸风格互相影响，体现着共同的时代特征。例如，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各种礼器上出现的动物纹样的周边和间隙之处填满了各种小几何纹，如回纹、雷纹等，可能正是由于几何纹暗花织物上加以动物为主题刺绣的影响所致。宋元之后的设计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锦地开光图案，以小几何形的琐纹如曲水纹、锁甲纹、球路纹等作地，上布带环的窠状纹样作主题，无疑也是于丝绸图案设计，并大量出现在瓷器、金属器、漆器及建筑等几乎所有的艺术中和生活用品上。

丝绸与艺术的关系还可以在音乐领域中找到。据史载，野蚕丝一直被用于制作琴弦，由此看来，作为中国器乐主要形式之一的弦乐也离不开丝绸，中国古代的器乐也因此被称为“丝竹”。

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早已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战争留下的破败局面，中唐士人将儒学视为疗救之方，将儒学与诗文的载道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白居易、元稹等发扬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大力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新乐府创作，写下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的作品，希冀以此“救人病，裨补时阙”。唐代士人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将自己的治世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儒者的姿态写入唐诗；而“合时”“合事”的新乐府创作，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真挚、强烈、沉重、深刻的情感，从创作的角度实现了理念、心性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在中晩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还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

（摘编自王聪《儒学在唐诗中的精神转化与呈现》）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节选自《***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

中国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正如《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把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也是主客体的相融。这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

中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涅槃经》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生长。什么时候砍伐呢？《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外，还要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决不含糊。

（材料2、3选自人民网）

仁与孝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仁”作为儒学核心理念,结合时代需要演化为“仁德”(完美的个人修养)、“仁爱”(理想的人际关系)、“仁政”(完善的政治统治)思想,形成了完备的“仁学”体系;“孝”作为孔子思想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同时又贯穿于“仁德”“仁爱”“仁政”之中。

孔子使孝由源出的宗教意义转化为纯粹的伦理意义,从宗教道德传统转化为个人道德修养及家族道德原则。孝成为一切高尚道德的内在根据,在具体践行过程中,奉行孝道成为建立各种美德的起点;实践孝道的过程就是仁德不断扩充发展,进而实现孝的目标,同时进达仁德境界的过程。孔子提出:“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是仁德的基础,在家里行孝尽悌就是仁德培养的开始,是达仁的有效途径,从而实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境地,最终达到仁德兼善天下的目的。

孔子的仁强调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要求人们用博大的胸怀去爱人,发自内心深处的爱亲之情成了仁的根本内容。对父母的亲亲之爱即“孝”,就自然成为仁爱的起点。孝与仁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百姓通过对父母的亲情之爱推己及人,彰显个人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和担当,不断追求仁爱的最高目标。孔子以“爱人”回答樊迟,意在强调家庭是人际关系的起点,爱从家人开始,进一步推扩到爱他人爱万物爱万民,进达仁爱境界。孔子希望通过孝建立起良好的家庭秩序,从最基本的亲亲之爱入手,通过发自内心深处爱的情感表达,达到博施于民的仁爱大道,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人民和谐。

孔子从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之间的自然“亲亲”出发,将孝的功能推扩到社会和政治层面,试图较为圆融地和解家庭、社会和国家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各安其分,才能营造一个安定、和谐、有序的社会,君主才能实现有效统治。在家能够孝悌父母兄弟,就形成了亲亲、尊尊、长长的社会伦常秩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然循规蹈矩、克己复礼,犯上作乱的事情不会出现,使父母不至受辱,使家族不至蒙羞而尽到孝道。孔子认为孝是为政的始基,孝悌是可以实现和操作的道德实践,从孝悌在家庭内部的实行推扩至整个国家,仁政的目标就可达到。

总之,在孔子由仁德、仁爱而达仁政的具体途径中,孝始终贯穿其中。孝是仁德的根本,是仁爱的根基,是仁政的根源。孝是仁得以塑造的道德根据,是仁得以展开的实践基础,是仁由下而上得以施行的内在动力。

(节选自《论孔子之仁与孝》,作者丁立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