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侠气的中国文人—金庸

金庸是公认的“武林盟主”，侠风盖世。金庸的笔墨，关联了一代人的青春。他曾书写过的五千年英雄肝胆、九万里古道热肠，从此唯余字里行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全庸说这十四个字就是他的青春。谁都躲不开生死的审判。但是，金庸早就看淡了死亡。有人问他：“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他说：“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这像极了他笔下的大侠。

1924年，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镇查家。“一门五进士，叔侄两翰林”，他继承了家族好学的传统。在读书这方面，金庸也可算是个“痴儿”。家里藏书多，他便整天泡在藏书堆里，读得废寝忘食。也正是因为他少时就博读诗书，才能在写小说时将典故史拿捏得游刃有余。虽然出自书香门第，但是金庸可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反而在那个时代里还稍稍有些叛逆。遇见看不惯的事情就直说，这也直接导致了他高中和大学被开除了两次。

学业上的滑铁卢终结了他成为一个外交家的梦想。但是谁都没想到，这个被外交系开除了的浑小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象征。这或许是另一种更加适合金庸的外交也说不定。

侠，首先得是人。金庸相信，如果小说家只会哗众取宠，虚伪敷衍，那么他笔下的人物再正义凛然，也不会有半个人信的。

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全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金庸和朋友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每天一边写社论，一边写小说。他不仅将写小说的稿费全部投了进去，还高强度地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体力。有见证者说时常看到金庸在边上写，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金庸一边为正义发声，一边将家国天下写进了小说中。《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但是为正义发声的人，往往容易被冷箭暗算。在那个黑色时期，谁都不知道，一个好好的人会不会突然就没了。金庸却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空有一身本领却伤天害理，又哪里算得上什么大侠？从此家国情怀就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主要的命题。

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面对少数民族南下，毫不犹豫地把个人恩怨、一己得失放到一边，挺身而出，乃至献出生命。郭靖夫妇明知襄阳不可守，也不惜战死沙场。萧峰用气壮山河的一死，换取了宋辽多年的太平。《神雕侠侣》中的杨过、《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哪一个不是视家国高于一切!这种精神是超越民族边界的，也是“侠”的最高境界。且不说郭靖、萧峰这样的大侠，就是一般的侠义之士在民族大义而前，也从不会计较个人得失。金庸小说中这些充满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的侠士形象，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播下了“为国为民”的种子。

金庸说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憧憬着“侠”的时间，但是到了最后都会明白，我们只是普通人。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此后，他便成了一个闲人，江湖、武侠都被他拋在了脑后。所以，《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只是个小混混，他的身上有七情六欲，有妄想执念，却恰好是金庸武侠世界的最完美结束。江湖之中最多的，偏偏就是这样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成为萧峰、郭靖和韦小宝。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相。

相关链接

①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称得上中国现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就在于它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简而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展现社会时代风貌方面有鲜明特色，在创作技法上独树一帜，具有范式意义。

（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金庸的作品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血脉相连。他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了小说，提高了小说的品味，同时和我们所有的读者，我们华人文化圈里的读者，在深层次上有了一种心理的共鸣。

（摘編自陈洪《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花草院落

郑飞雪

①一年前去过那家小院，小院里花草的气息从不同的季节飘散出来。

②去往乡村的路途其实有些远，也坎坷，先穿越邻县的高速路，再盘旋到寿宁县高海拔的山路，一路翠竹林立，云雾缥缈，很快就忘却了身后的红尘。

③车子到达乡村后，双脚像兔子着落到青草地，我感觉又回到了出发地——家乡。朴实的村民从村街店铺里探出头，用与我家乡话相仿的方言向朋友问候着，有一两句拗耳，只稍慢下语速重复着，也能捕捉出话里的大致意思。错把他乡当故乡，便是此情此景的感觉了。

④空气中飘送着稻草香，小院位于青青的田野边，田边一条潺潺流水，像是专为客人引路的，沿着水流方向从东向西走小段路，到达宅院门口。那宅院，像临水的花，映照在润边。寂寞，却有寂寞的言语。探头，可见院子里摇摆着各色花草，像微信里的春景图一样春光灿烂，像主人一样熟悉亲切。当然，它们霸着这方水土，霸着这座院落，自然是院落里磊落的主人了。一群风尘仆仆的远客闻着香气，蜂蝶一样来寻访芳踪。

⑤很普通的一些花草蔬莱装扮着空旷的院地，院子显出特别的乡村格调，好像在这里遇见儿时的伙伴，笑容从模糊的记忆里慢慢显现，露出往昔熟悉的容颜，猛地一看，就叫出它们的名字：葵花、丝瓜、辣椒、月季、茄子……这些花草蔬菜，挨挨挤挤站满院子，像左邻右舍聚拢过来瞄一眼稀客。紫茄有些腼腆，见不得生人，静静挨着墙角羞怯着，吐出紫星星一样的花儿，这朦胧的花朵却如星光一样照亮城里人尘封的梦。一片菜花，一片开在院墙内的菜花，如紫云英一样勾起春天的梦幻，这是多么富足的分享。黄瓜很愉悦，纤巧的藤蔓沿着院墙攀升，像一首爱情歌谣，把明亮的心情传达远方。重重碧叶垂挂的瓜，是嫩黄色的。这纯净的颜色，一下子唤醒岁月深处单纯的记忆。它从母胚生长出来，就是以天然的肤色遗传命名。黄瓜，一个名副其实的乳名。而今市场菜摊上的黄瓜长满癞刺，襄着丝瓜一样的绿衣裳，像赶潮的青年装扮星范儿，让人据量时无从下手，也无法分辨内在的本质，锋芒毕露，完全改变了最初的基因。

⑥玫瑰躲在玉米棒下浅笑，鱼腥草簇拥着石榴花向墙角绵延，吊兰从假山的缝隙里冒出来，争着抢着在池水边摇头晃脑，蓬勃的生机在缠绕的枝叶间展现。让人感叹时光匆忙，也欣赏存在的诗意和温暖。与世无争的闲适，正是生命的从容与尊贵。

⑦朋友建房时突发奇想，在院里开辟了一块地，不灌溉水泥，花卉、蔬菜、野草可以在泥土里生长，错落有致、和谐生趣，让生活视野呈现出别样的风情。我喜欢这草木群居的院子，像主人相邀南来北往的客人，演奏着浪漫的交响曲，提琴、簧管、长笛……或舒缓，或激扬，或沉郁，或热情，或优雅，或荒凉，花草们用执着的深情，绽放成土地上坚定的生命。

⑧朋友说，这些花籽菜籽草籽，都是母亲随手撒下的。母亲年迈了，怕她走不上山坡，怕她在风雨里走不进田园，保留了这院内的土地，让她随性操持。一位母亲对生活的性情操持，就像蜜蜂在花丛中辛劳，像莱们草们执意要从土地里冒出来，没有人会阻止这天生的执念。子女对母亲的了解如花草与泥土相通，泥土培育花草，草木感知土地深处的脉搏。母亲的脚步移动着，在东边撒下一粒籽，萌发一个芽；在西边栽种一株苗，结出一个瓜。枝叶蓬勃成一片欢愉的生命，年迈的母亲就喜欢这样的生命，相互依靠，相互缠绕，寂寞中滋生出许多热闹。一片瓜菜的季节延伸着一位母亲的时光，母亲的富足就是看着土地上的热闹。手抚过的花朵、瓜果、枝叶，盛开土地的温情，像母亲琐碎的叮咛，牵挂着远程的脚步。

⑨宽广的土地多像慈母，容纳了性格迥异的孩子。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费孝通曾言传统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林语堂亦言在乡土社会里，“人们总是避开法庭，95%的乡村纠纷是由那里的长者们来解决的。牵涉到一项诉讼中去，本身就不光彩。体面的人们都以自己一生从未进过衙门或法庭而自豪”。

其实，传统社会并非没有法律存在，只不过在乡村自治的情势下，法律不大需要或难以全面深入渗透到广大的基层社会。乡村靠礼俗解决纠纷，产生“轻易不告官”的习惯，出现如费孝通所言的乡土社会“无讼”特点。乡土社会中，人们靠礼俗和累积的经验足以应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礼俗文化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人们深受礼俗的浸染，“约定俗成、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入乡随俗、出入循礼”，“心理有依归、行为有参照”，人们因礼俗而有规矩，因有礼俗而形成德性。遵“礼”、循“礼”、守“礼”而使人们形成对“礼”的基础即“义理”的认同，“义理道德”就成为人们道德的表现形态，行为依规守矩不在于神性或契约的先在约束，也不在于功利或惩处的后在约束，而在于对义理认同基础上的行为德性。义在心中，心中有约，理在行中，行为有据。

在中国农耕文明的乡土社会中，礼俗成为“社会公认合宜的行为规范”。礼俗不同于法律、制度，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甚至具有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不仅通过自身来约束民众，还与法律相结合，化约为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在要求。有些礼俗还直接上升为法律，成为强力约束机制。夏律中的很多法条就来自远古礼俗，周公制的“礼”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律令的重要。汉朝的道德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道德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即在司法中引经决狱。唐律充分体现了宗法伦理关系中礼的重要性。宋、元、明、清各代的法律，基本依循唐律，遵循“出礼入刑”原则，仅在个别条款的定罪或量刑上略有增减。传统礼法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执行道德教化的职能。故而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礼的道德原则所支配，为礼俗文化所浸染。

礼俗既是传统道德的题中要义，亦是传统道德的社会展开，更是社会教化的有力保障。传统社会道德的维系主要靠人们内在的信念、社会礼俗及社会舆论，法律制度只是成为辅助性的保障机制，这与西方缘于信仰基础的宗教道德与源于契约基础上的义务道德有显著的区别。

（选自《北京日报》2018年1月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