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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中国童书比不上外国童书?这个固有印象可能已经被打破了。北京时间4月4日,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获得了2016年的国际安徒生奖,实现了华语作家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
“我讲了一个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作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他获奖后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文学、儿童文学的信心。“这次得奖的意义还在于帮我论证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判断,即中国最好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平的儿童文字。”
30年前就看好曹文轩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张秋林十分兴奋,“当时我就觉得他会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领军式人物。”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曹文轩的获奖是一种文化自觉,会整体提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信心。”
出版行业另外一位资深人士则向本报记者表示,被认为是中国童书市场“黄金时代”的过去十年,用“野蛮生长”来形容更恰当,但曹文轩的获奖一下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关注度和创作水准。
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卢俊说,中国儿童文学市场确实很火,但这个市场应该用更好的商业理念、价值观去规范、定义。不过,无论怎样,曹文轩的获奖,对于中国童书发展都有巨大的积极影响,曹文轩获奖之后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摘自2016年4月6日“一财网”,有改动)
材料二:
北京时间4月4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儿童文学的“诺奖”桂冠,首次花落中国。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儿童文学读者群,近年来的童书阅读热,更凸显了儿童文学市场的“饥饿”。不少人认为,曹文轩的获奖,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一份自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认为,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雨果奖一样,曹文轩此次获奖,也许能缓解中国儿童文学渴望被世界认可的焦虑。这是一次提振信心、扩大视野、走向世界的良机。
尽管对中国儿童文学充满自信,但曹文轩仍有忧虑,“童书市场的整体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利益这条狗,撵得我们不停地往前跑,往金山银山跑,以金钱来衡量并炫耀它的价值,忘记了儿童文学对孩子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这个局面需要得到调整,需要我们的作家能够退回来,退到文学,退到艺术。”
“我国儿童数量多、需求大,作家资源相对紧缺。”张克文指出,我国目前有3亿多未成年人,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也形成了巨大的利益诱惑。人人都想来分一杯羹,全国580余家出版社,有520多家都在出版童书,但却像一盘散沙,个头不大、实力不强、专业性也不够。激烈的竞争,还催生出急功近利的氛围,导致童书质量参差不齐,同质化严重。
“一方面,留给作家创作的时间、编辑打磨的空间都变得比较紧迫,缺乏时间与耐心去打磨精品;另一方面,优秀的作家作品资源被各家激烈争夺,有的作品形成了庞大的系列、过多的版本,也造成了孩子的选择困难。”陈晖说。
“市场上很多工作室攒出来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学生中很有市场,但质量堪忧。”刘国辉曾跟曹文轩去一个县城推广文学阅读,当地语文老师告诉他们,一些过于强调娱乐性、胡编乱造的书,孩子们难以分辨、难免喜欢,但对于成长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儿童文学健康发展,离不开作家的自律,更需要发挥、利用市场的自我调节。
(摘自2016年4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毫无疑问,中国儿童文学有高原和高峰,但也有低谷和沙漠。从1996年到2016年, 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图书出版、儿童阅读推广,发生了巨变。但我们与世界上的儿童文学强国、童书出版强国相比,依然还有差距。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前副主席、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前主任海飞认为,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的两大软肋是“格局”与“想象力”。“我们的作品缺乏令人震撼的文学大格局,缺乏令人震撼的文学力量。”海飞说,“国内儿童文学界始终有现实主义文学与幻想文学长长短短之争,其实我个人认为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中国脍炙人口的古典名著《西游记》,西方畅销全球震撼世界的《哈利·波特》,毫无疑问是文学想象力之王。”
(摘自2016年4月6日《河北日报》)
材料四:
随着童书市场的继续繁荣,投入到童书市场的人才、资本将持续增加,童书市场将进入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动荡期,或者说将进入一个剧烈的变化期。对于目前在童书市场厮杀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说,一个残酷的时代即将来临。“黄金”是大家的“黄金”,“白银”却不是谁都能捡到的“白银”。“强者”凭借着已占有的出版资源、渠道资源、专业人才资源及品牌优势,将会愈来愈强,童书市场很有可能会进入“大鳄"时代,原本很弱小的出版社可能会更加窘迫,非专业的想来捞一票,更大的可能是铩羽而归。
无论是几百家出版社对几十个实力作家的争夺,还是对境外童书版权的哄抢,都显示出,目前国内童书市场对于出版资源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但僧多粥少的局面暂时很难改变,竞争只会更加激烈。类似浙少社对各社的“掐尖”、众多出版社与书商提钱坐等“凯迪克奖”揭晓、莫言获奖即身价几何倍增等等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出现。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不太可能出现某一元素为王的现象,成功的出版商必然是综合竞争的胜利者。但显然,中国的童书市场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黄金十年”应该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一个作家、一个选题甚至是一本书,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出版社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渠道是“黄金十年"的一个败笔。但未来几年,童书市场的最大变化,很有可能出现在渠道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渠道为王”的时代。掌握、利用好新的渠道,整合好各种渠道资源,一些出版商很有可能就会一飞冲天。
(摘自2016年3月12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有改动)
注:凯迪克大奖是美国最具权威的绘本奖。
【小题1】下列针对上述材料的理解,最为准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和材料二传递的重要信息有相同之处,都报道了曹文轩获奖消息,都介绍了曹文轩获奖的意义。
B.材料二着重阐述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出版、市场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表达了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忧虑和绝望。
C.材料三中,海飞认为我们与世界儿童文学强国相比依然有差距,呼吁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文学大格局和文学想象力。
D.材料四写到中国的童书市场并不成熟,预言未来几年的童书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渠道为王”的时代,一些掌握渠道资源的出版商会一飞冲天。
【小题2】结合以上四则材料,谈谈你对我国构建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强国的看法。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8-04-12 1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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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的题。
天堂的隔壁
任林举
世人没有见过天堂,当然想象不出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看了玉树那蓝得透明的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天堂,玉树起码是在天堂的隔壁。
在玉树那几天,我每天想方设法与玉树人接触、攀谈,想了解一下那场地震对玉树人的心理冲击到底有多大。如果可能,我愿意用我自认为还有一些力量的手,轻拂去大灾后落在他们心头的阴影或尘埃,但实际上每每受到抚慰的是我自己。从他们生命里散发出的东西一次次将我感染、净化
且不说官方人士的妥帖言语、身体力行,也不说那些披着紫红色僧衣手摇着转经筒的僧人,也不说那些歌者舞者的纵情抒发、慷慨激昂,我们只说民间,说那些如草一样平凡的普通民众。
七月的玉树清晨,清凉如水,工地上忙碌了一夜的施工机械停止轰鸣,迟睡的建筑工人们尚未起床,空旷的街上,有一男一女两个老者在忙碌,他们不停地把街上的碎石、泥块儿和纸屑收到塑料袋里,扔到街边的垃圾箱。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身着便装的环卫工人,但后来看到真正的环卫工人时,才知道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居民。那一刻,我觉得他们有一点亲切和熟悉,也有一点陌生和异样,甚至有些无法确定他们心里装的东西比如情感、观念以及其他的一些想法等,是否完全和我们一样。毕竟,他们世代生长在高原,那是离天更近的地方。
转过身,我突然看到了一个老妇人正俯下身去,从土中挖出一块刻着“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的嘛呢石,轻轻擦拭然后摆放到显眼的地方。湛蓝的天是她的背景,洁白的云朵如花,绽放在她的头顶,与她神圣的表情、凝重的姿态、身上黑白相间的衣裙构成一种完美的呼应与映衬。这幅令人心动的画面,让我想起了米勒的《拾穗者》,但这位老妇人手中握着的并不是麦穗儿,而是通往天堂的钥匙。在她身后,是绕嘛呢石经城转经的人流。人们并没有因为大地震改变了嘛呢石经城的排列秩序和状态而降低对它的信任,每逢初一、十五仍然人如潮涌。
直到太阳西沉,转经的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顺时针一圈圈绕着嘛呢石经城旋转不停。据说,有个别极虔诚的人,即便是夜晚也要不停地转下去,真是不舍昼夜啊!时光如无声无息的流水,显然,那些转经的人选择的是在顺流而下,所以他们尽管有时看起来像是在争分夺秒地奔忙,但本质是淡定和从容的。因为他们心中并没有名誉、功利的欲求,他们自然不必焦虑与急躁。
突然想起另一种方向的旋转,逆时针的旋转。小时候家乡有磨道之驴,蒙上“蒙眼布”后就会绕磨道一圈圈儿旋转,是逆着时针而动,好像它那么一圈圈儿拼命奔跑就能把痛苦劳累的时光冲销、磨灭。后来,我发现,世界上所有跑道的设计如出一辙,所有赛场上的运动员,也都依然在沿着逆时针方向奔跑。虽然那些争夺名次的人们,内心里并没有驴子的苦难,但他们永远逃不掉内心的焦虑、紧张与恐惧。
这一点,正是身处高原有着极深宗教情结的人们与我们之间在人生观及宇宙观方面的根本不同吧。或许,只有那些住在天堂隔壁的人们才能准确感知、适应天地自然的脉搏。
时间的下游,才有真正长远的未来。
离开高原,离开玉树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高原上的各种事物之中,能不能找到一种最能和那里的人文精神契合的东西?于是,我眼前再一次浮现出覆盖了山川、大地并为高原上一切生命提供生存基础的草。
玉树的草,永远都在山坡或平坝上匍匐着,什么时候看见它们都是那个样子,似乎一千年没有长高,一千年也没有死去。它们并不像低地的草,受阳光、雨露等养分的蛊惑,拼命地向上生长、拼抢空间,占得先机便在丰衣足食中葳蕤繁华,占不到先机便在贫寒交加中奄奄一息。春来不可一世地昌盛,秋去惨不忍睹地凋零。它们似乎从来也没有把生命的目标放在资源的拼抢与自我膨胀上。如果生的终点必然是死,繁荣的结局必然是衰败,作为草,为什么要拼尽气力去生长呢?所以这里的草并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在安守贫瘠和宁静中,保持一份优雅的高贵。春去春来,别处的草,已经是一度轮回了,而它们不过是睡去了又醒来,仍然以一种不变的生存心态和姿态注视着这个纷乱匆忙的世界。
草一旦活成了精,就会比花更有味道、更有深度。花儿只是装点一个季节,而草却用生命营造一种境界。我不敢断言,玉树的草都已经活成了精或玉树人个个如成了精的草,但我敢说,不管谁到达了这样一个有高度的玉树,就不得不想一些与这个高度对应的东西。
(选自《作家》2014年第2期,有删改)
【小题1】玉树人生命里散发出的什么东西“一次次将我感染、净化”?请简析一下。(4分)
【小题2】文中插入了逆时针旋转的事例,在文中有何作用?(4分)
【小题3】文中写玉树的草主要运用了什么手法?写了它的哪些特征?(4分)
【小题4】本文以“天堂的隔壁”为题有什么好处?请结合文意加以分析。(6分)

同类题2

材料一:
唐诗的语言
事实上,唐诗给人们留下的一般印象,不但比它以前的历代诗歌容易理解和感受,而且比它以后的宋、元、明、清的诗歌也更容易理解和感受,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历史上也有不少作家们简单地理解了这一特点,以为只要文字浅显明白就行了,其结果浅显明白固然达到了,而语言的丰富性和形象性则往往显得不够。而唐诗语言的特点,正在于不仅仅是浅出,而乃是“深入浅出”。这中间的相互关系,其实正因其“深入”,所以才得以“浅出”,因此不仅是晓畅,而且是丰富;不仅是易懂,而且是意味深长。这里的“丰富”和“深入”也仍然指的是艺术的精湛。
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一些作品,形象的感染力很强,而思维的慨括性却很弱,例如一些艺术感很浓而艰深费解的诗篇。这些诗篇所含有的思想性也许较强,也许较弱,总之,语言表现上都是朦胧的,具体的如李贺的某些作品。这也就是说深入而不浅出。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富于形象;诗歌语言能不能够深入形象的领域,事实上关系着诗歌能否充分地占领它的艺术领域。但是语言首先又是要建筑在慨念基础上的,这也就要求深入浅出的高度统一。诗歌语言为了适应这个要求,因此形成它自己特殊的语言形式:一种富于灵活性、旋律性的语言,以便于丰富的想象与清醒的理性,直觉的感性与明晰的概念之间的反复辩证交织;一种仿佛带有立体感的语言,明朗不尽,而不是简单明了。也正是这内在的要求,才形成它外部完整统一而有节奏感的形式。诗歌的节奏形式并不是外加的装饰品,也不是仅仅为了易于背诵这样一种简单的目的。
唐诗出现在社会发展与诗歌语言发展都是古代历史上最好的时刻,这正是一个春风得意开花结果的季节。它超过了以前,也超过了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事实,将是有益的。
隋唐的统一,南北文风的交流,是唐诗语言成熟的社会条件,这首先就表现在诗歌形式的进一步成熟,七言诗开始进入了全新的局面。五言乃是介于四言与七言之间的形式。五言、七言相得益彰,共领了此后的诗坛,也便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唐诗的高潮。
七言与五言比较起来,是一种更显得俚俗而易于上口的诗歌节奏,这是因为五言的上半行还具有四言的节奏性质,所以就更文雅些、持重些。而七言的彻底性正是语言的一种进一步解放,诗歌形式的真正意义,本来是一种语言的解放,它的规律性、统一性、节奏性,乃是属于一种掌握法则后的真正自由。而这个法则又是建立在日常语言的现实基础上的。从《楚辞》开始的全新的语言的诗化,到此才达于成熟的高潮。它的明快流畅,也正是它的彻底性的实现;于是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活泼。这成熟的过程,自然也还有社会原因。六朝时代是弥漫着贵族气息的,我们只要回顾一下门阀全盛的东晋,所保存下来的玄言诗,多数正是文雅的四言;也可想见更接近于生活口语的七言,在当时的诗坛上是难得立足的。等到隋唐统一,基本上结束了门阀制度,才彻底地改变了面貌。但是东晋之后,门阀势力却已在逐渐削弱,鲍照之后,七言诗事实上也在一点一滴地发展着,特别在北朝民歌中,情况更远胜于南朝,这些都是文学史上大家所熟悉的,这里就不详加叙述了。
七言诗在这南北文风交流的高潮上,就如一个翻江倒海的弄潮儿,成了天之骄子。北朝作家温子昇的《捣衣诗》,所谓“蠮螉塞边逢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前人评之为“直是唐人”,这便是南北文风交流的先声。而南朝作家则从学写七言的《燕歌行》开始,“妙尽关塞之状”,也为唐代的边塞诗打下了基础。诗歌语言到此,便真正进入了“深入浅出”的天地,像“弯弯月出挂城头”,“北斗七星横夜半”,“楼前相望不相知”,“一贵一贱交情见”,这么接近于生活口语而又如此形象的语言,便是唐诗语言上最不可及之处。
唐诗语言是高度诗化的,又是日常生活的;这种语言的更深的基础,则是唐人的现实生活。唐代从分裂中获得统一,又摆脱了六朝门阀势力的残余,使得唐帝国如日中天,走上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一种生活的信念,高瞻远瞩的气概,青春的旋律,少年人的精神,朝气蓬勃地展现在眼前。所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丰富而健康的生活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生活本身就近于诗。
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镇前吹笛声。
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王维《同崔博答贤弟》)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少年行》)
这些生活的画面,只能是唐人的,这种诗歌的语言,也只能是唐代的。如果说先秦时代曾经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唐代便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音乐、舞蹈、绘画、雕刻、书法,无一不在向顶峰发展,以不同的表现形式鼓舞着生活;这就必然带来了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丰富了生活中的想象的飞翔。唐诗的语言不过是唐代文化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它是诗的,也是生活的;其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只是它更为深入于形象的领域。
语言的诗化,正如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语法,一是它的词汇。以前者为基础的如五七言形式的成熟,虚字可以省略,新鲜的表现手法等等,使得语句更精炼、更自然、更解放,而后者则是它的丰富的语汇,这些语汇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基于生活而形成的、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很少都同时由他自己来创作诗的形式、诗的语法、诗的词汇等。而是基于前人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累积的无数成果而创作的。杰出的诗人之不同于一般人,往往在于他更善于吸取累积的成果而进一步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首成熟的诗歌,都可以说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收获。而词汇的累积,则更非一朝一夕之事。
所谓诗的词汇,并非在生活的词汇外另外有什么词汇。那种词汇也是偶然有的,则近于典故的性质(当然也不完全同于典故),如金波之为月光,银海之为雪景,芙蓉之为羽帐,玉著之为眼泪等等,写诗时虽可以适当地用这些,究竟主要不能依靠这些;正如写诗主要不能依靠典故一样。诗歌中的形象最好是直接从事物本身得来,所以《诗品·序》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至少说明了最平常的真理。而诗坛的普遍繁荣,正是要建立在这最平常的真理之上的,可是一般生活语言中的词汇怎样能成为富于诗意的词汇呢?这仍然是与实际的生活分不开的。
1963年11月4日
(节选自林庚《唐诗综论》)
材料二: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能舍弃语言,又不应被概念和逻辑性所局限,这就要有特殊的处理办法,诗歌因此又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最起码的一点,在形式上,诗歌要分行。古典诗歌过去是可以不必分行的,那是因为古典诗歌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节奏性,不分行也等于分了行。分行也好,节奏也好,都是为了有理由摆脱散文与生俱来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使语言中感性的因素得以自由地浮现出来,这也就是诗歌语言的飞跃性。节奏是富于跳跃感的,它有利于诗歌语言的飞跃,从日常的语言中萌发出特殊的语言,捕捉到我们日常语言中所难以捕捉到的新鲜感受。唐诗在诗歌语言上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为语法而有的虚字都可以省略,因为这些虚字都没有什么实感,省略了就更有利于飞跃。古典诗歌的语言越是具有这一特性,也就离开散文越远,这也就是“诗化”的过程。诗化而自然天成,一点也不别扭,这标志着古典诗歌语言的真正成熟。诗的语言因此才更灵活、更有弹性,一瞬间便能捕捉住新鲜的印象。古人谈画竹,“如兔起鶻落,少纵则逝矣”。作诗也是如此,“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感受是瞬息万变的,诗的语言也必须具备这种飞跃性。这是诗歌语言的能力问题,有了这种能力,才有表现的自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捕捉到新鲜的感受,完成艺术上的充分表现。
现在再回头来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的“见”字,一本又做“望”,那么究竟哪个好呢?当然是“见”字好。因为“望”是连续地做了两件事,采菊与望山,而“见”是从东篱采菊直接飞跃到南山,从隐居的局部生活中飞跃到归隐的终身行止,其所以“悠然”,不正是无愧于平生吗?南山是陶渊明生活中朝夕与共的,看一眼不过是家常便饭,但今天的南山是不待看而来了,倏然映入眼帘,不期然地面对面,仿佛如同初次的相会,因而别有天地。这便是语言的飞跃所带给人的新鲜印象与无尽的言说。古诗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山本来就在那里,本来也是青的。但似乎在曲声完了时,这山峰才宛然在目,让人觉得格外地那么青。这青不是多染几笔颜色所能有的。从“曲终”到“数峰青”这种从听觉飞跃到视觉的例子也很多: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柳宗元《渔翁》)
山水本来就是绿的,不“欸乃”也是绿的,但在这“欸乃一声”中,这绿色就仿佛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感觉中出现,绿得不同寻常。又如: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四周都沉浸在音乐声中,忽然琵琶声收了,这才发现一轮明月正在波心荡漾,这时候的印象乃是最新鲜的。生活中的感觉是日常的、习惯性的,艺术则使人又恢复了新鲜的感受。而就艺术来说,它本来就是要唤起新鲜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生命的原始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它往往被习惯所淹没了。因为生活中一切都是照例的,不用去深想,也留不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感觉也就渐渐僵化、迟钝起来。例如我们经常往来于未名湖畔,其实往往是视而不见。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如果因久病住院,一旦病愈,带着一片生机走出医院时,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就都会感到特别新鲜。因为使人感觉迟钝的习惯性被割断了一段,就又恢复了原有的敏感。这敏感正是艺术的素质。谢灵运“卧疴对空林”之后乃出现了“池塘生春草”那样“清水出芙蓉”一般的天然名句,其所以鲜明夺目,就因为它生意盎然。
因此,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
诗的语言既然有飞跃性,也就自然趋于精炼。应该说,精炼是语言的一般要求,散文,甚至论文也都要求精炼,但诗歌因为是一种富于飞跃性的特殊语言,就更为明显。这种精炼不能理解为是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李后主的《浪淘沙》有一句诗:
别时容易见时难。
有人说是抄了《颜氏家训》中的一句话:
别易会难。古今所重。
是不是抄的呢?我想不是的,既然“古今所重”,人同此心,那么又何劳抄袭呢?但这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别易会难”,一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从概念上说几乎全同;从艺术上说则有天渊之别。前者只是说明,而后者乃成为千古名句。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就是从概念说是有尽的,都不过是“别易会难”。而作为艺术的表现则后者的感受显然要丰富得多,印象要深刻得多,这也就是意无穷了。
意无穷因此也就是诗的语言的飞跃性突破了一般概念的局限而翱翔于感性交织的天地。“别时容易见时难”比“别易会难”只多了三个字,而所得的却是更多,这不正是精炼的更为合理的解释吗?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小文《说水分》,“水分”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般说到文章里水分太多,是指空话、滥调太多,因此淡而无味。我所想说的“水分”乃是指水是生命的海洋,任何生命都离不开水分。《红楼梦》中说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个“水葱”似的人儿。干葱当然不行,光是葱也不行,这里的玲珑传神之处正在于那水分带来了鲜明的生意。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中有两句诗: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也有人认为是抄的,说是抄了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是否抄的姑且不论,反正王维的这两句要高明得多。这两句多了“漠漠”和“阴阴”四个字,为什么就会好呢?水田当然是“漠漠”的。夏木当然是“阴阴”的,这不是多了一点废话吗?其实不然。因为“水田飞白鹭”与“夏木啭黄鹂”是平行地写了两个景致,黄鹂在树上叫黄鹂的,白鹭在水田上飞白鹭的,各不相干,这里并没有飞跃的力量。多了”漠漠“和”阴阴“,就把它们连成了一片。阴阴让夏木有了一片浓阴之感,漠漠使水田蒙上了一片渺茫的色调,,岸上的一片浓阴与水田的一片渺茫起着画面上烘托的作用,这就是情景中水分的作用。从浓阴的深处到渺茫的水田,到鲜明的白鹭,越发衬托出白鹭之白与茫茫中飞动的形象,使得整个气氛鲜明活跃,潜在的感性因素如鱼得水地浮现出来,这才不是干巴巴的,而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则难免有些干巴,因为它缺少那应有的水分。
1984年12月
(节选自林林庚《唐诗综论》)
【小题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唐诗比后世诗歌水平更高,唐诗既语言浅白,又富于形象性和丰富性。
B.李贺的某些诗艺术感很浓,思想性较强,语言朦胧,但仍可算作“深入浅出”。
C.诗歌语言要富于灵活性和旋律性,这是为诗歌内在的理性表达服务的。
D.唐代是文化与艺术的高峰,生活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给诗歌创作者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
【小题2】根据材料一,关于七言和五言的表述,概括得不准确的一项是
A.五言诗歌和七言诗歌是唐诗高峰期的主要表现形式。
B.七言比五言更文雅和持重。
C.北朝民歌中的七言诗比南朝民歌的七言诗多。
D.七言诗形式上的成熟与南北文风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题3】关于诗歌语言的飞跃性,表述不符合文章原意的一项是
A.诗的语言因为具有飞跃性才更灵活、更有弹性。
B.“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见”字具有飞跃性。
C.“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是视觉到听觉的飞跃。
D.“水田飞白鹭”与“夏木啭黄鹂”诗句里面没有飞跃的力量。
【小题4】根据材料一、二,分条概述唐诗语言的特点。

同类题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189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湖南沅州府衙内,一群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秀才,聚在一起游园赏花,吟诗作画。有画牡丹的,有画荷花的,有画兰花的,有画菊花的。而有名举人则画了株棉花,那株棉花,俏生生地立于洁白的宣纸上,枝叶扶疏,蓓蕾初放,清逸中透出温暖安稳气象。题字也绝:此君一出天下暖。此人就是熊希龄,新科举人。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二十四岁,他又顺利中了进士,还被光绪帝“点翰林”。

可是,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又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他以为他倾心倾力推助的波澜,将席卷一切旧的、破的东西,让新世界的春花遍地开放,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庚子事变后,在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大力保荐下,熊希龄充任清廷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在整治东三省经济的过程中,被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后来这尊“财神”却被袁世凯一眼相中。熊希龄虽力辞五次,仍被推着就任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可是,袁世凯让他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袁世凯的目的达到后,他原形毕露,很快以大总统的名义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熊希龄也辞职下台。当了袁世凯的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一时间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熊希龄的人生跌入谷底,仕途之门也砰然合上。

1917年的夏末秋初,北方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近两万个村庄被淹,六百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为救济灾童,熊希龄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这就是香山慈幼院的前身。1920年,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六百四十名孤贫儿童。六年后,在院儿童已接近两千人。香山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他更是毁家纾难,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幸福基金。熊希龄也因此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亲临战场,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潸然泪下。他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只说大话不做事,1933年4月,他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慰军。后来,熊希龄组织慈幼院内二百多名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到战区医院看护伤兵和难民。淞沪会战时,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他不但不躲避,还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十字会会员,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熊希龄这一株朴实的棉花,在那个多灾多难、贪腐成灾的中国,虽历经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但仍无怨无悔,默默地将温暖送到人间。

【小题1】下列对文中有关内容的分析和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民族危亡之际,熊希龄充满豪情壮志,向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运动并协助其推行新政。
B.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希龄组织慈幼院的男生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到战区医院看护伤兵和难民。
C.熊希龄雄心勃勃,渴望有番作为,组建一流的内阁,结果却被袁世凯欺骗,一番付出,付诸东流。
D.熊希龄看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用募捐甚至捐出家产的实际行动支持***”的称号,都直接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和品性。
D.熊希龄在解决香山慈幼院经费困难时“毁家纾难”及抗日时期四处奔走的行为,是他为了在被世人诟病后挽回自己颜面,找回自己尊严的体现。
【小题3】当熊希龄在世人的指责与诟病中跌入人生低谷后,他仍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请结合材料分析他能如此作为的原因。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历来比较一致,大多赞成唐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入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样的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第11期,有删改)
【小题1】下列各项中,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县令、太守相继来刘家为其儿子提亲,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并不十分看重是否寒门、门阀等级、头婚二婚等问题。
B.现代人的婚姻爱情观更看重地位、头婚、富贵,不大看重人品,这一点看来还不如刘兰芝时代更开明开放。
C.焦母与兰芝都想在感情上独占仲卿,因而婆媳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于是焦母处处为难兰芝,这是唯一原因。
D.《孔雀东南飞》的主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而是写出了病态的心理的危害。
【小题2】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刘兄的做法“合情合理”的一项是(  )
A.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刘兄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
B.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
C.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D.如果刘兄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
【小题3】下列各项中,对作者得出作品主题的理由的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
B.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也不会那么看重的。
C.刘兄有错,他帮助刘母劝兰芝;他也有点虚荣,尽管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
D.焦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拆散了这对鸳鸯,导致了刘焦的爱情悲剧。

同类题5

三、材料概括分析题。

在中国,文学的源头究竟是神话,还是六经呢?刘毓庆认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他的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

中国古代没有神话概念,这就意味着神话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而存在。所谓的上古神话,其实是对上古史的一种记述方式。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说:“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当下文学史著作中所讲述的上古神话,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共工触山等,并不是产生在上古,而是战国以后,真正属于上古的神话很有限。像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这属于上古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有历史作内核,其实是上古史的神话化。

即使神话存在,也构不成文学之源的功能。所谓“源”,一定要形成对“流”的规定性作用才行。即所谓“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它要决定其“流”之巨细清浊。只有有了“流”,“源”的意义才能成立。尽管中国上古产生过神话,但这些神话对中国文学并没有规定性,形不成“源”的功能。无论怎样抬高它,它也无法取得像希腊神话在欧洲文学史上那样的地位,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并不像研究者所说的那般巨大。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问和思考:假如没有上古神话,中国文学是否会逊色?中国文学史是否会改变它的形态与发展方向?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巨星如“李杜”“苏黄”“唐宋八大家”是否会出现?我想结论是很清楚的。

假如没有西方学者神话研究的理论与观念的输入,恐怕至今人们也不会意识到有神话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神话,中国文学史不会重写;而没有六经,中国文学史则必须重写。因而把神话定位为中国文学之根,是不能成立的: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之源,是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的结果。

(摘编自《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有删改)

【小题1】根据材料,概述刘毓庆认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的理由。
【小题2】刘毓庆对上古神话有哪些看法?
【小题3】请以东西文学为例分析文学领域“源”与“流”的特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