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的“大国学”

孟宪实

如何评价冯其庸先生的学术，这是一个难题。或许，只有“国学”这个词语，概括冯先生的学术人生最合适。众所周知，国学概念是在近代国运背景下为应对西学而产生的，国学因此成为国运的一个影子。艰难困苦，曲折沉痛，国运与国学的背景，就这样映照着冯先生的一生。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前洲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一年，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把末代皇帝赶出故宫。抗战时期，少年冯其庸，经历过死亡威胁和失亲之痛。因为家贫，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如果别人把读书当作义务，他则把读书当作享受。

以冯先生的经历看，他的国学修养，不能不归功于江南之地传统文化的丰富留存。冯先生总是说当年书少，读不够。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都是在初中之前。有一次，二哥帮他一次性买来史震林的《西青散记》、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琅嬛文集》，还有叶绍袁、叶小鸾、沈宜修等人的作品。有一个朋友，家里富有图书但不爱读，随手送冯其庸两册，一部是王士禛的《古诗笺》，一部是袁昶的《安般簃诗续钞》。说实话，今天的中文系大学生的阅读书目，也未必有这么多。

冯先生的戏剧爱好和修养，也离不开乡土的气息。秋天的时候，无锡各地都保存着社戏的传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一个以演昆剧著称的剧团，为挣口饭吃，在前洲镇演出了很长时间。包括冯其庸在内的一帮学生，不用买票就可以入场听戏，时间久了，冯先生与一些昆曲名角渐渐熟络起来，并与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1943年夏天，冯其庸再次失学，先是回乡务农，后来以教书为业，但读书写作，已经成为其日常功课。他的国学素养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饥一顿饱一顿”地持续修炼着。

1946年初，冯其庸入学无锡国专，接受了系统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冯先生至今记得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课和杜甫专题，他正确的学问方法，很自然引得学生登堂入室。冯振心先生开设的《说文解字》课，让他看到了学问的深奥。有一次，钱穆来国专讲学，告诉学子要从大处着眼，称作“我见其大”，这让冯先生特感震撼。

“文革”结束，在所有的运动冲击过后，冯先生留下了累累硕果。《瓜饭楼丛稿》分作三个部分，共三十三卷。另外，还有《瓜饭楼外集》十五卷已经提交商务印书馆。

冯先生的国学基础，归于文学的范畴似乎过于狭窄；他的许多国学之思，在后来的新学科中，无处投放。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盛情邀请已经离休十年的冯先生出山，他一生的国学积累，才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他倡导的导师制、游学制和国学论坛等办学特色，至今都在国学院施行。（有删改）

（相关链接）

冯其庸先生以其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

（《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庄子和尼采是处于不同历史时代的哲学家，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但相似的是，二人都对各自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批判，并作出自己的价值重估，着重强调人的精神自由。

”庄子的哲学是批判宗法制礼教文化对人性的束缚，强调对人的精神自由的追求。他认为“人为”和“自为”两种因素束缚着人，使人不得自由，他对儒家的“圣人”说，仁义礼智及当时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尼采生活在19世纪的德国，基督教教义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同时，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机器生产带来物质繁荣，人异化成机器的奴隶。欧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尼采的哲学是建立在希腊悲剧精神的重建以及反基督教文化之上的。他认为基督教是人追求精神自由的最大阻碍，因此他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认为一切价值需重新评判，每个人都必须自己作人生的决定和命运的抉择。

庄子身处动荡变迁之时，战乱频繁，死亡时刻威胁人类。人生是苦难的，生命如白驹过隙，短暂易逝，世人对死亡充满畏惧。庄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求得内心平静的方法，即站在道的角度看待生死，超越生与死的界限，视生死为大道的自然造化，顺其自然，将自身与道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心灵的宁静。“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社会充满凶险，生命朝不保夕，如何才能在“方今之时，仅免于刑”的社会中保身呢?庄子告诉我们“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有才能的人劳苦奔忙，结果往往“中于机辟，死于网罟”，所以只有像庖丁的解牛刀一样巧妙地避免与社会发生碰撞，才能够活得自由。

尼采同庄子一样，承认生活是痛苦的，人生道路充满荆棘，坎坷曲折，“我的生活是一副可怕的重担!”但他仍然愿意挺身而出，直面困苦，这也就是他所提出的“强力意志”，其根本特性是“有为"，即不断自我否定和创新。与庄子的清静无为相反，“强力意志”倡导的是一种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尼采对蕴含于人体之内的创造精神，也就是欢乐的酒神精神具有高度评价。酒神精神要求站在自己的生命之上，不去在乎生命的毁灭，越是濒临毁灭时，越是感受到因痛苦而刺激起来的兴奋，当面对世界和人生改造时，积极投入其中，悲切中怀着奋斗不懈的志意。“从生存获得最大成果和最大享受的秘密是：生活在险境中!在威苏维火山旁建筑你们的城市!把你们的船只驶向未经探测的海洋!在同旗鼓相当的对手以及同你们自己的战争中生活!”在这一点上，酒神精神比庄子安于命化于时、顺乎自然的处世态度积极，可取。

(摘编自田林《庄子和尼采的生死观比较》)

材料一：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居民消费提档升级，出游意愿持续高涨，旅游日益成为新时期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教育、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

据介绍，目前全国共有景区景点3万多个，红色经典景区300个，国家级度假区26个，休闲示范城市10个，国家生态示范区110个，还有一大批文化旅游、科技旅游、健康旅游、体育旅游等“旅游+”融合发展的新产品，初步形成了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并重、旅游传统业态和新业态齐升的新格局。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副司长单钢新表示，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继续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引导和促进各类资源与旅游业对接，不断丰富新产品供给，实现旅游供给更平衡、更充分、更优质的发展。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12月26日《中国旅游业正处于发展黄金机遇期》）

材料二：

2010-2017年我国旅游行业规模迅速增长（单位：万亿元，070）

（摘自前瞻产业研究院《2018年在线旅游发展现状与前景预测》）

材料三：

2019年正向我们走来。展望前路，中国旅游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将顺应时代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今年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标志着中国开启文化和旅游新时代，文旅产业也被公认为旅游产业发展的新蓝海。旅游的内容因文化的介入，其生产、分发、消费都将被颠覆，而文化的内容因旅游的融入也可以创造独特的场景价值和流量经济。如何使文旅融合不是简单的“文化+旅游”，而是达到“1+1>2”的效果，显然还需更多探索。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认为，伴随着文旅融合的持续升温，同质化发展问题凸显，市场将会加速洗牌。2018年，文旅项目频频落地，旅游企业开发文旅产品热情高涨。例如，伴随着“亲子经济”的发展，许多景区将亲子乐园作为升级改造的必备项目。同质化、类型化等弊端逐渐凸显，市场饱和，竞争日趋激烈，随着相关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的优胜劣汰，旅游开发中存在的“虚火”“水分”将不断被挤出，旅游投资将会更加理性。12月18日，阿里巴巴未来酒店“菲住布渴”正式开业，这是全球第一家支持全场景身份识别、大面积使用Al智能的酒店。在这里，服务员被服务机器人取代，住客无论走到哪里，只需要刷脸就可以享受酒店的所有服务。科技浪潮不断向前发展，与其相关的各个行业必将随之悄然发生改变，旅游业也不例外，创新将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中国旅游三大走势》）

①变乱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发生。人民很容易受到变乱的侵扰，而传统中国以农为生的人民，其个别抗拒外患的能力原是很脆弱的。因此，当变乱骤生时，只好逃入筑有城墙的城镇中避难，或群集乡村险峻之地以自卫。城镇在传统社会里，不仅是商业、文化的活动中心，更是统治权的象征，权力的必需品，亦即政治与军事中心。因而其选择的地点，也是依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决定的。乡间村聚，平时皇权并不能深入而有效地统治，是绅权的基点．一旦变乱发生，中央统治权威沦丧，地方武力基于自卫的需要而凝聚。其后，在维护地方权益的原则下，具有独立发展的倾向。于是在政治上，遂面临中央与地方势力争衡消长的现象。

②综琨地方自卫武力的历史发展，可以分成二期：宋朝以前中国地方权势较高，此时的地方自卫武力都靠领导者个别领导，各团体间缺乏制度及明确的组织办法可循，而有显著的自发性。因此，自卫武力所能发挥的力量受领导者能力影响很大。宋朝以后，自发性自卫武力固然继续存在，但自宋代实行保甲法后，保甲制度深入民间，成为平时维护地方治安的警戒力量，养成地方互助合作、守望相助的精神，也培养了地方士绅的影响力．一旦外患盗贼骤起，而政府缺乏平乱的实力，或缓不济急时，转而鼓励民间在政府督导下自组武力。民间可以很快地从平时警戒的保甲，转变成战时防御的自卫性团体，而且逐渐地制度化、组织化，南宋时代的忠义巡社和清朝的团练便是其型的例子．这种官督民办的地方武力的逐渐加强与制度化，可以看出政府介入地方的势力连渐加强，正可说明宋以后中央政府权威的增强及地方势力退缩的趋势。

就社会而言，历代地方自卫武力，基本上是地方小康完善之区的民众，当外患侵凌，盗贼横生，以致政治社会举起纷扰不靖之际，为维护生命财产及个人利益，本着互助合作、守望相助的精神，在乡绅的领导下，凝聚团结而发展出从事抗敌御侮的武装团体，对绅权的伸张有助长之势。其所据的防卫据点，多为没有城墙而形势险峻的坞堡与山水寨。除此之外，原为民间拒敌据点的坞堡或山水寨，由于颇能发挥拒敌的效果，后来进一步被历代政府所采借，成为政府边防上的重要据点，当历代外患或内乱兴起时，地方官往往先施行坚壁清野，继之移治于险要的山水寨继续抗敌，这都是仿行民间武力的做法。

——节选自黄宽重《从坞堡到山水寨—一地方自卫武力》，有删改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史料出发。与传统儒家哲学研究有所不同，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过去研究儒家哲学，史料范围一般是《周易》经传、四书系统以及历代哲学家文集等。研究儒家生态哲学。史料范围必须扩展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周礼》《仪礼》《札记》、二十四史等。两汉时期除董仲舒、王充外还需扩展到郑玄经学，何休《春秋》公羊学、《白虎通》等。对于宋明时期哲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则须从生态的视角作出新的理解。例如，朱熹的“豁然贯通”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直觉，但是现在放在生态视角下去理解，它就是对人与自然、物理与人心的联系性的领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受西方哲学范式的制约，后者对中国哲学具有“预言”性，即采用哪种西方哲学作为方法论，哪种西方哲学的结论就会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发现”。采用生态范式的研究如何避免这种现象，使得儒家生态哲学具有“中国”特点，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开展深度对话，成为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为此，须采取“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视界移置融合的诠释法”两种新方法。

“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的目标是显示概念、命题或思想在原语境状态下的意义，从而回归到儒家哲学本身，即从根源出发，确立儒家生态哲学的话语体系。这种方法要求尽量摆脱各种方法论框架的影响。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凸显儒家生态哲学的特点，为建立生态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研究大体是笛卡尔以后主客对立的思维框架。生态哲学研究应把材料置于固有的语境之下进行理解。以朱熹生态哲学为例来说，可采用这样的步骤逐步还原其原貌：由哲学至理学(狭义的)、由理学至道学(包括心学)、由道学至经学、由经学至儒学，这样可以不失其特点地展示诸子哲学的内容。前述“豁然贯通”就是语境还原的结论。

诠释学在西方一直存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认为“理解”也是“对话”，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真理即产生于这一融合过程。诠释学对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视界的移置融合”。古人有生态体会，但其关注的重心或者说他们的“视界”并不一定就在生态。孟子以牛山之木容易被毁来说明人心善性培养的不易，他的“视界”在性善论。可是，他借用的例子表明他对于林木的生态性生长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视界”离开性善论，而注视于生态论，从而发现孟子的生态思想。这便是视界的移置融合。

(摘编自乔清举《儒家生态学的史料与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