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我国，建筑废弃物通常被称为建筑垃圾。2005年建设部出台《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将“建筑垃圾”定义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伴随着我国快速城市化建设进程，建筑废弃物大量产生。目前，我国建筑废弃物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到40%。而这些建筑垃圾目前回收率不到5%。建筑废弃物的大量产生与低效利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不符合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效率原则的要求。

（黄锡生等《生态效率视角下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的法律规制》）

材料二：

通过“重力分选”，将建筑垃圾按照不同比重分为“重、中、轻”三档物料，同时在分选过程中经风力抽吸还会分离出其中的轻飘物和细尘土二种物料，总计会有五档物料产生。（见下表）在经过上述二道分选后，其中的部分物料就会直接作为相应产品的原料，予以利用，剩余物料将视情况或再进入下道处置。

（顾成玉《建筑垃圾处置及利用的探索》）

材料三：

建筑垃圾在日本的正式名称叫“建设副产物”。其中，又分为不可作为原材料使用的废弃物、可作为原材料再利用的建材（如混凝土块、木材）和可直接再使用的建材（如渣土、金属）三大类。可见，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并不全是垃圾。

日本对“建设副产物”的细分多达20多种，处理不同种类副产物适用的法律也不同。比如杂草等按一般垃圾处理，木材、建筑污泥等按建筑垃圾处理，金属等按产业垃圾处理，石棉、荧光灯变压器等有毒有害物质按特别管理产业垃圾处理，建筑渣土则不归入垃圾。

减少施工现场垃圾产生和尽可能再利用是日本处理建筑垃圾的主要原则。根据《建设副产物适正处理推进纲要》，建设项目的发包人和施工方有义务在建设过程中减少建设副产物的产生，建材供应商和建筑设计者有义务生产和采用能再生利用的建材。对能再使用的建设副产物应尽量再使用；对不能再使用的建设副产物应尽量再生利用；对不能再生利用的副产物则尽量通过燃烧实现热回收。

日本对建筑垃圾的生产、分类、处理有严格的流程管理。施工队要向建筑公司总部提交对工程可能产生的垃圾估算、分类再利用和最终处理的详细计划，并将结果报告保存5年。如果一家企业上一年产生的产业垃圾超过1000吨，则必须在当年6月30日前向当地都道府县知事提交垃圾减量的计划。

（管克江等《德国、日本、新加坡的建筑垃圾再利用经验》）

A．建筑垃圾各类无机细粉料做路基材料

B．建筑垃圾轻质砖、保温料做路基材料或填埋

C．建筑垃圾红砖及类似物做烧结砖原料或陶粒替代

D．建筑垃圾石子、混凝土、玻陶做路基材料或填埋

儒家之心学是全部儒学思想最基本的“硬核”，其他方面都是心学的延伸和展开。王阳明说“君子之学，谁求得其心”，心学就是强调主体自我的儒学，突出自信、自强、自律、自为，追求自我实现。“心学”的本质就是追求“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并为其寻求理论根据和修养方法的哲学。

心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和孟子。孔子率先发现了人的自我，创立了以“仁学”“礼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学，提出了“心安”的心性问题。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比孔子更为突出地把心性之体表露出来，最先注意到心的作用。孟子认为:孔子所谓“仁”归根结底是人之心，“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性”根源于 “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只要尽心便能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告子上》)。由此， 孟子确立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理念。儒家心性论的最初建构者是思孟学派，传承谱系是:由孔子到曾参，由曾参到子思，由子思到孟子。其学术传承:孔子有《论语》，曾参有《大学》，子思有《中庸》，孟子有《孟子》。

心学到了宋代，由北宋程颐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清初的李二曲把陆九渊比作接续孟氏之后的第一人。“议论削爽，令人当下心豁目明;简易直捷，孟氏之后仅见”。陆九渊不仅“发明”出“本心”，更重要的是他对此作了大致轮廓的描述: “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此理塞宇宙”。宋代理学各学派都细致入微地谈论心性问题，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之说，心性之学成为理学的代名词。

明代中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二字，王阳明序《象山先生全集》曰:“圣人之学，心学也。”阳明心学的经典表述，即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李二曲说:“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咸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良知是心之本体，没有私心物欲的心，是天理，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符合天理者善，不符合天理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发挥良能，是为了重建世界。至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的地方，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由此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心学”产生于明代中叶，是儒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新发展。心学一直延续到后世，对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选自彭彦华《儒家心学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有删改)

意境，是当今艺术评论与批评中常用的词语，在各类艺术批评语境中，意境是一项评价标准和工具概念。一般来说，有意境为优，无意境则劣。

经过几代学者在美学、诗学方面的研究与阐发，意境备受瞩目，并成为当代使用频率高且深入人心的思想文化术语。“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的核心范畴”。这种论断作为很多论文、论著的理论起点，生发出更多层面的理论阐释，在当代美学及艺术理论研究中，意境理论俨然已经体系化了。

中国古代，意境的地位并不突出，自近现代以来，却成为如此重要的审美术语。对此亦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所谓“意境”理论不过是一种“学说神话”。对于“意境论”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论范式提出质疑：“相较于‘言志’‘缘情’‘比兴’，‘境’‘意境’‘境界’等观念在中国诗学史上并不具有今天人们赋予它的那种重要的思想地位和历史影响，更不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意境”产生于唐代，佛经翻译事业发达助推了这个术语在唐代出现。唐代各类艺术的繁荣兴盛又为理解“意境”提供了天然的材料，艺术成就辉煌的诗歌，更是可靠的文学阐释基础和语料。“意境”首先就是一个诗学术语，而且是以唐诗为论述对象的。后代人对于意境所做的种种理解，以唐诗的艺术特点为意境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可以说，“意境”令后人信服，正是因为它产生在一个创作与理论两相适宜的年代，为后人的阐释提供了坚实的作品基础和想象升华的空间。

“意境”一词，在目前所见的诗学文献中，是唐代王昌龄《诗格》的首次运用：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其中的关键字，一是“境”，二是“思”，三是“意”。

“境”字大约出现于汉末，是“竟”字的引申，表示“界”。南北朝至唐代的佛经翻译过程中，以境对应佛学观念，如玄奘译：“言五境者，即是眼等五根境界。”即色、声、香、味、触为五境，境为识造，即境是由人的意识观想营造出来的，虽然没有实质形体，却可感可知。唐代诗论采纳佛学概念的意蕴，也多用“境”字形容诗意空间。诗歌是思维创造的产物，从感觉、意识、体验中产生，唐人以“境”来比拟诗歌的审美天地，还是很恰当的。

再说“思”字，思即构思，是有意而为的想象。刘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裁。”王昌龄那段话点出作诗需经过“用思”“驰思”“思之于心”，最后成篇，正说明了构思是作诗为文的关键步骤。

“意”字同样继承了前代用法，远有《易传》“立象以尽意”，近有陆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在这些语境中，意相当于意识、意念、想法。王昌龄《诗格》中频繁使用“意”字，皆不出此范围。

以上三个关键字的含义大体已明，再来看王昌龄的三境说。物境指描写具体的物，比如山水诗创作，以真实的自然山水为基础，作山水诗是在心中重新描画山水，以思绪提炼山水的美丽，从而在诗中绘出山水之形。情境，则是抒发欢乐悲愁的感情或情绪，先有所认知，再设身处地去想象，感同身受，就能深刻地传达出这些情。意境与物境、情境并列，也说明意与物、情是并列关系。只不过，物、情的所指非常明确，意的涵指范围却有些模糊，此处约等于物、情之外的意识活动。

仅从这一段话来看，物境是对实有的山水进行艺术化描写，侧重于景。情境是对情感或情绪的描写，侧重于情。意境传达的是思索，侧重在事理，要求真实不虚。它们是根据诗歌抒写的内容来命名的，此处的意境确实不能统摄物境和情境，与后二者相比，意境并无明显的优越性。

“意境”从唐代发展至今，一直被建构，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塑造这个术语，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如果以王昌龄三境说中的“意境”为核心语境，那么，构成意境系统的语词单元，以及被意境整合了的同类词汇，都属于外延语境，是“意”与“境”的合理延伸与充分发挥，而被后人归入了一体化的“意境”。

当代学者们在建构意境理论史的时候，多数是六经注我的态度，按照自己对于意境的理解进行材料的取舍与归纳，经常把意境的源头上溯至先秦，并串联起魏晋六朝文论。本文的关注重点则放在“意境”产生时的唐代，考察唐代诗人及文论家如何应用相关的语词和表达方式，进而判断后人采纳并推崇“意境”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