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园林内涵上来讲中国传统园林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集大成者,它体现了造园之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造园艺术水平体现于当时在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人们的理想和他们的审美上。而中国古代造园主体往往又是文人这一特殊阶层,因为他们既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也具有完善的审美能力,他们或多或少的参与到造园活动之中来,在历朝历代的私人园林营造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即使是皇家园林也从宋代开始在审美取向和思想上向文人化转变。传统园林设计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与文人的绘画、书法、诗文有着共同的渊源,它们是一个艺术融合的共同体,都是源自中国式乌托邦的理想。因此,中国文人在书画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审美和情感有助于人们领会中国传统园林的精神。

一方面,中国山水绘画和传统园林自古以来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以园入画还是以画入园,这其中都承载着文人试图将自然景观带回现实居住环境中的理念。绘画中将三维的现实山水带入二维平面靠的是“虛”“实”关系的恰当经营。古代文人将这种“虛”“实”关系用之于园林,打破原有空间边界制造出通往新空间的可能。例如,假山植物的设置似乎阻挡了下一个空间,但其透、漏的特质却又在暗示通往下一个空间的可能,另一方面,书法艺术不仅仅是点线的集合,而是通过连续、曲折的线条关系表现汉字的线性之美。中国传统园林和西方几何式的园林有所区別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这种曲折的线性美,园路曲折蜿蜒自然断续,沿途设立亭桥楼阁等景观节点以园路的流动指引观者浏览方向,将园林的欣赏带入书法的线条美当中。此外,中国古代诗文对园林样式的直接描写不胜枚举,但诗文传达的意境和文人的思想境界却比其作为园林的描绘手段更为重要,因为通过诗文传达的意境内涵比其他艺术形式更为明晰,对于文人内心世界窥探也更为准确。古代文人深受儒、道、佛三家学说影响,他们往往崇尚自然追求内心的宁静,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受隐逸思想的影响选择逃避现实。他们所建的园林既是平衡心中愤懑的避难所也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归隐处,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因厌恶官场倾轧,辞官后修建辋川别业,园中亭台楼榭山水溪流的设计思想均与其在《辋川别业》一诗中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相同。

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理念本质上都是古代文人的审美的体现。古代文人这种对自然认识和改造的方式历经千年传承,却在现代功利化的造园浪潮中显得越来越卑微,人们更多的把它看作一种静态的历史物。今日对传统园林和文人审美的回溯并不是盲目拟古和否定现实,而是借古代文人的造园活动对今天的景观学和建筑学实践起到批判性的启发作用。

摘编自钱坤《中国传统园林中的文人审美刍议》

多事芭蕉张瑞

①中国的文人大多是喜欢梅竹兰的，固然这些都是气清晶莹的东西，但用得滥了，反而匠气。倒是芭蕉，逸气里有着亲切，家常里又带点桀骜之感，反是更讨人喜欢，有一点真率的东西在里面。

②在画里，芭蕉与梅兰竹是不能一列的，倒是与瓜瓜果果的东西颇为投缘。当然，文人眼里的瓜瓜果果也不单是菜篮子里的瓜果，那是蕴涵着出尘的意味的一一越是家常的越是要出尘，也就越具有了禅意。我们看齐白石的大白菜真是好，淡墨浓墨地一勾一染，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简单里的逸气却又不是人人可为的了。其实，芭蕉较之大白菜，仙气本来更浓一些，这样反倒不适合齐白石的笔墨了。齐白石的笔墨有点像汪曾祺的散文，都是很白菜味的东西，也是很士大夫气的讲究平和淡远的东西，像个遗老似的。丰子恺是弘一大师的弟子，自然也是慈悲为怀、儒雅温厚一类的人物。丰子恺倒是也真作了些很具佛性的诗文书画，但我真正喜欢看的，是他那幅“人散后，一钓新月天如水”，觉得诗倒仿佛天生是为画而存在着的，是这样一种浑然里漫溢着的禅意，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意为之，较之佛性，更是空灵。这真是好，但仿佛，这样的笔意，有点温润晶莹有余而率性狂放又不足，也是不适合芭蕉的。倒是书法史上有个“以蕉代 书”的人物，酣畅淋漓的，正是蕉身上的那种气息。说的是那个“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龙蛇走”的疯和尚怀素，于寺庙旁植蕉百亩，每每大醉之时，便于蕉叶上翻墨倒海，此时，山风啸啸，蕉叶滔滔，那些游走的线条，如天地间游走的精灵一般，自由洒脱，狂放不羁，啸傲于尘世之上。

③中国人的性情本多拘谨而内敛，能张扬的本就不多，张扬又能张扬出点味道的就更少。当然，魏晋人是颇为张扬的，但观之总让人觉得有做戏的成分，不够透彻。透彻的也不是全无，像刘伶，可惜越看就越让人觉得像无赖。率性的文人让人观之可喜，无赖文人只让人闻之可憎。倒是那个疯和尚怀素更本色一些，破衣袈裟，鞋儿破，帽儿破，芒鞋走天涯，像极了武侠里的异人，舞墨如泼，洋洋洒洒，又有着方外之人的狂傲，才正是芭蕉的那种韵味。

④不过可惜的是，淋漓如芭蕉者，在画里，往往只有作陪衬的份儿，它们常常是要与樱桃、枇杷这些明艳的水果为伍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要的是红绿参差的清新可喜。若是枇杷，则一定要染出色来，芭蕉到底只是一片或浓或淡的背景。

⑤有次读到一则小文，是讲董桥的，题目是“红了董桥，绿了芭蕉”，观之可喜，真是俏皮得玲珑可爱。董桥的文字，本就精灵古怪又通身灵慧，本是像极了樱桃。董桥身上的那现代士大夫气，恐怕也只有用芭蕉托着，才算出味。

⑥当然也有故作风雅的人物，用芭蕉来嬉戏，小情小调的，虽也绮丽，但到底脱不了小家子气。比如清代那个叫秋芙的，就曾在芭蕉上题了诗，与她的夫君玩笑。“是谁多事种芭蕉，朝也潇潇、暮也潇潇。是君心事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在芭蕉上题诗，历代都有，本也不是秋芙的原创，秋芙做了，只因为她是那种袅娜的人物，病恹恹地歪在床角，气若游丝的样子，但更多的还是紫陌深处的那种沉沉的 没落味道，过于唯美了，反而不若李清照的爱蕉那么直率天然一些。“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她本来就是心高气傲的率性人物，只可惜命不好，后半生给弄得那么阴气沉沉。她的爱蕉，倒还是早年的口味，个人早年的癖性，即便让岁月的尘掩了再掩，也还是要不时地露出来的。那次去漱玉祠，看古幽的院内那样的几株芭蕉，在北地，竟也活出一派淋漓，觉得芭蕉到底是很大气的植物，也难怪易安要切切地喜欢着。

在孔子的教育哲学中，道德与音乐是相辅相成的，通过音乐建立和维护社会统一、宜人的法定秩序，最终实现社会的“大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认为音乐教育承担着把人教育成美的人、完善的人的重要功能。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注重心与乐的相通相融，讲究韵味的深邃悠长。通过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增强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是学生美育的重要途径。如箫、筝、笛等民族独奏乐器因其清丽婉转的音色特点，适于表现悠闲淡泊的审美情致。京剧、昆曲、越剧等戏曲剧种，其唱腔唱词、伴奏乐器、服饰舞美等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样的学习过程，是学生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判断力形成的过程，也是审美修养提升的重要途径。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好的音乐对社会精神风尚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传统音乐的学习，能让学生与优秀作品所展现出来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人文之美产生共鸣，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进而培养起对人类、自然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的关爱之情，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最终达到理想人格的养成。

然而，回顾我国百余年来学校音乐教育的历史，传统音乐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

20世纪初，西方音乐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形成了强烈冲击。后来许多学者接受并采纳了西方的音乐标准，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挖掘。时至今日，历经数代音乐人的努力，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已积累了一定成果，但在学校音乐教育中重“西洋”、轻“民族”的现象仍然存在。此外，传统音乐教育功利性现象凸显。在追求奖项、等级等的“锦标主义”思想驱动下，民族器乐的学习开始更多地追求技术、速度，许多学习民乐的学生，虽然拥有较好的技术，却缺乏神韵。传统音乐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应在充分了解其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功利性的学习很难真正继承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

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适应当代的传统音乐教育体系已刻不容缓。只有立足于文化视角，充分认识我国传统音乐的价值，并选择反映中华民族精神风貌、音乐语言和音乐风格的优秀作品，并将其进行合理的教材化、课程化，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进行学校传承，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的传统音乐，几千年来均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这种方式在近代则被学堂乐歌所取代，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几已销声匿迹。但事实上，“口传心授”不仅并不落后，而且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开放性的传承方式。“口传心授”既强调直觉的整体把握，又强调传授者和继承者双方之间的心灵沟通，通过音乐的直接唱、奏以及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手段，使继承者能够直接感受音乐、体验音乐、领悟音乐，最终达到对音乐神韵的共鸣。因此，传统音乐教学方式的选择和采用，不应仅仅局限于引入学堂乐歌以来的方式方法，还应提倡将“口传心授”等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运用到音乐课堂中去。

此外对于传统音乐教育而言，建设一支具有弘扬传统音乐文化使命感、全面的传统音乐理论素养及较好的传统音乐技能技巧的高素质音乐教师队伍，亦是传统音乐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

（摘编自许冰《传统音乐教育如何传承“乐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