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秋收

刘群华

每年这个季节，土地流金的颜色就悄悄爬上远近的禾和苞谷。而我，也急切地从城里溜出，走进父亲充满希望和喜悦的田里。

屋前屋后的田垄，秋色涂满层层叠叠的一行一格。而每一行每一格，又都充满丰收的幸福。秋收前的夜晚，风顶着一轮明月，听稻谷唠唠叨叨地述说。一江秋水，糅合着青黛与月辉，逶迤于高山脚下。

回乡的第二天早晨，天只微微亮，浓雾还漫卷在田垄里与土地呢喃，父亲就站在土坪里，朝贪睡的我喊：“收禾！”睡眼惺忪走出门，秋天的凉快径直撞来，浇得我身上叭叭打颤。抬头，月西沉，从一丛黄叶的缝隙里漏了下去，很快不见踪影。

我们这地方山多，高峰对峙，沟深壑险，对于外面省力省时的收割机，只有羡慕的份。我和父亲用肩膀抬着一台打谷机，沿田垄深入。

都说起早的鸟儿有食呷，可因为我们起得太早，鸟儿还眷恋在暖和的窝里。待我们的脚步声沙沙逼近，它们才倏地惊醒，一翻身，极不情愿地匆匆飞走。

我们把打谷机放进田里。我摸了把镰刀，俯身放倒一片稻禾。太阳逐渐醒来，从雾气里露出圆脸，钻上东山斑斓的山坳。不远处听见人响，是沙沙收禾的响声，他们踩动打谷机的欢快，把我感染得心头兴奋起来。

一个男音骤然吆喝了一声山歌，高亢又火辣。父亲直了腰细听。我也挺起身来，阳光之下，田垄里金黄重叠着金黄，一层一层顺着梯田的走势起伏，爬上高高的山腰。我深深地吸了口潮湿的空气，满腔的清新。

山脚前我家那栋黑瓦苍檐的房子，炊烟升腾，我希望母亲能把柴火灶上黑漆漆的腊肉煮了。在城里，老家的地道腊肉不知馋了我多少回。想着腊肉，我的劲莫名大了，一只脚踩着打谷机的木踏板，带动脱粒的滚筒转得飞快，双手握紧稻穗翻动抽打。

今年的禾，父亲种得好，施肥也精，所以谷子筋骨好，沉甸甸的。不一会，我便踩了一尾柜。然后父亲稍微择除了禾叶，捞谷进了竹箩。一担竹箩，足足一百五十斤重！我用肩膀掂了掂。

秋收越来越热烈，一挑挑谷子被我们肩挑车拉，晒干入仓。村子里的稻田剥脱了稻谷的金黄，仅剩下高高低低黝黑的稻禾茬子。

收完谷子和苞谷，时间也到了一年农历的九、十月份。村里会在这个时候准备庆祝秋收的节日。

这时，村里就异常热闹，选择一处大田垄或者一块大土坪，家家都拿来了新谷米，还有新苞谷发酵酿的酒，然后把木桌子排好，全村老小一桌一桌地坐满。父亲此刻必定喝点小酒，尽管他平时滴酒不沾。母亲也会喝一点，红着脸庞吃菜。有人借着酒气，在稻田里跳最古老的舞蹈。这种舞蹈的步法和舞姿单一、夸张，却透出一股山间的热情和朴拙。

父亲讲，新化过去都是打着锣去开荒挖土的，人们在地头一字排开，敲一锣挥一锄，整齐划一，泥土翻边。这种多人统一的劳作，我没见过，但从人们的舞蹈里，我大约能领略其风采。

节目的高潮在捉稻田鱼。一丘田里的鱼养了差不多一年，尾尾膘肥体壮。起先人们忙着追鱼捉鱼抢鱼。等鱼捉得差不多了，就有人突然闹起来，把身边的人推进水田里，用泥涂满他们的身子。谁身上涂的泥巴多，其实是对他今年辛劳的褒奖，也预示他来年的收成好。一转眼，凡村里种田的好把式，都被人涂得只剩两只眼睛骨碌碌转动。

月亮已近梢头。稻田里的人跳了舞，唱了山歌，捉鱼打闹，不知不觉，人也便倦了，三三两两说着高兴的话，相携回家。

稻田，好像又回归了宁静。

而身后，稻田中的篝火还在燃烧，火红火红的，像门板上一串串线穿的红辣椒。

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

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

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

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

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

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

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

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有删改）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钟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

鲜花岭的星星

余同友

2016年初夏的一天，我到有“将军县”之称的皖西金寨县组织一篇稿件。因为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主编曾提前半年约请了省内外好几位有名气的作家创作有关金寨县红色题材的作品，但她看了后均不满意。于是让我直接到金寨县，看看当地作家有没有这方面的作品。

我在金寨县城宾馆待了三天，翻看事先联系好的本土作家送来的作品，没有发现一篇符合主编大人要求的，索性给自己放一天假，到乡下四处走走。

一个多小时后，城乡公交到了终点站鲜花岭。同行的一位画家在一幢旧房子前支起了画架，开始画画，我凑到他身后一看，画架上却已经有了一个很完整的画面了，画的应该是夜间的景象：岭上有一角房子，房檐上挂着一只灯泡，灯泡泛着微黄的光芒，一个看不清面容的人站在夜空下看着前方，前方的山道上，隐约可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戴着头灯，自行车旁跑着一只土狗。山、人、道路等，都画得简约而模糊，反而是夜空上的星星却画得灿烂、清晰。

老先生，您这是画什么呢？我忍不住问。

他缓缓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这幅画从一九九六年画起，我画了二十年了，我每年都要来画一次，可是我总觉得还没有画好，没有画出我想要画的全部内容。

他说着，从拎包里又掏出了一本笔记本，打开来，本子上记着密密麻麻的字。这样吧，你看看我写的这些，你就明白我要画一个什么样的画了。

那声音好像是骤然响起来的，愣了好一会儿，李大刚才明白那声音是从床头的电话机里发出的。沈阳林在电话里急切地说，老李，不好了，黑鼻头怕是难产，小牛硬是不肯从它肚子里出来。

他穿戴好，背上药箱，推出自行车，抬头看看夜空，天上繁星点点。他整了整头上的矿灯，在眼前打开一条明亮的道路。土狗花子立即箭一样冲了出去。

沈阳林住在岭下，从岭上到岭下有十里的样子。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时，他们在江边小镇被整编到一个连队。半夜里突然下起了雪，冷气钻进单薄的棉衣，冻得人直哆嗦，而他们就是要趁这样的夜晚强渡，漆黑的大江对岸，有数倍于他们的敌方兵力在围堵。沈阳林指指头顶对他说，对老天发誓，如果我们能活着回到鲜花岭，那我们就待在那里，一起待到老。他说着，伸出了一只手，李大刚握住了他的手，冷冷的风雪中，他感觉到了对方手心里的热气。

当年，从金寨转战川陕，长征后，又接着是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俩人都被安排在天津市。两个人一起跑到老领导面前哭闹，就是要回家。他们回到了安徽，从省城，六安地区行署，一路降格降到了县城、镇里，他们始终不愿意，硬是闹着，回到了鲜花岭，胜利争取到了做自己以前的老本行，一个还是当兽医，一个还是当牛司令。

沈阳林的耳朵还很灵敏，听到花子的叫声，他已经在门口迎接李大刚了。你慢点，他对李大刚喊，那里有个小土坎。李大刚说，知道了，黑鼻头呢？还在牛栏里吗？

在呢，还是没有出来！

李大刚蹲下身子，拉起黑鼻头的牛鼻栓，示意沈阳林扶着黑鼻头的后腿，努力让它站立起来。他拼命地拉着黑鼻头，像拉着一艘沉重的搁浅的船。

他的手深入黑鼻头的骨盆腔，试着将小牛犊向后推，过了快二十分钟，小牛犊才被推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李大刚擦擦满头的大汗，又让沈阳林给他点了一支烟，等到一支烟吸完了，他指指布绳说，好了，先把腿拉出来。

……终于，小牛犊的头部露出来了。腰也露出来了。哗，牛犊整个拖出来了。

沈阳林想站起来。可是，他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腿肚里好像被抽空了，支撑不起他的身体了，他不禁哼哼起来。

站不起来了吧。李大刚说着，托着沈阳林的大腿帮着他，他听到沈阳林的膝盖发出喀喀声。沈阳林站起来了，又反过来伸手拉他，他听见自己的关节也咯吱直响，像转动不灵的门轴。

星星散落在头顶，其中，启明星亮得最为耀眼。当年，他们都是哨兵，看得最多的就是头顶的星星，各种季节的星星，各个地方的星星，还是鲜花岭的星星最好看。

他见我看完了，便微笑着向我点点头。

我有些明白了，我说，您要画的是那样一个夜晚，在星空下面，两个老人的故事。

两个回乡的老红军。他说。

老画家对着远处轻声说，好像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说给远山听的：李大刚就是我父亲，他回去后，可能因为太劳累了，第二天就悄然离世了。父亲走了，沈叔叔也走了，只留了这幢房子，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可我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有新鲜的感受，我要把这些新鲜的感受再添加到我的画里去。

我正准备说什么，手机响了，是总编打过来的。怎么样了？她问。

找到了，我大声说，主编，我确定我找到了！

材料一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好日子还有多久?最为悲观的论调认为,或许不到一年。“等补贴取消,拥有足够技术储备的合资车、进口车就要来割韭菜了。”在一次新能源汽车交流论坛上,有从业者这样表示。这样的论调得到大批新能源汽车从业者的认同。

当然,这样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按照目前的政策指向,如果不出意外,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财政补贴将全部取消。与此同时,特斯拉等外资、合资品牌已磨刀霍霍,开始在中国市场大规模排兵布阵。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大家担心补贴的政策会调整,实际上这个调整是势在必行的。如果我们都堆到2020年底一次性调整,还不如分段释放调整的压力。”事实上,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工作一直在有序推进。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

材料二：

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开始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迅速扩大,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长期执行补贴政策导致一些企业形成“补贴依赖症”,产业竞争力不强;地方保护仍然存在,不利于形或统一、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推动产业做大做强；随着保有量快速增长及车辆使用频率不断加大,新能源汽车产品运行安全风险增大,亟须加强安全监管,确保产业安全发展。

2016年以来,财政部等四部委建立了浙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动态调整机制,为使新能源汽车产业平稳过渡,采取分段释放调整压力的做法：2019年的补贴标准在2018年的基础上平均退坡50%,至2020年底前退坡到位。

正如刚刚降生的婴儿需要摇篮,蹒跚学步的幼儿需要扶持,财政补贴政策对推动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和撬动作用。但摇篮和扶持随着成长都将退出,翩翩少年将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健步前行。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高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技术门槛,并加大财政补贴退坡力度,直至2020年补贴将完全退出。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三：

数据显示,2011-2016年,在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内,产销率是随着财政补贴的提高而降低的。意味着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产能扩张后,国家给予过多的财政补贴反而使产销率下降。新能源汽车行业在享受国家的全方位财政支持后,规模和产能都迅速扩张,可是,由于消费者对新能源产品的价值、评判标准等缺乏深层次的认识,特別是其性能和价格相对于传统能源产品又存在劣势,由此影响人们对新能源汽车的信心,所以需求基础较为薄弱,囚此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产能迅速扩张后,因需求不足,导致了产能过刺,即产销率下降。国家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近几年开始减少对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贴,同时开始扶持需求端,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消费。

（摘编自《大经贸·创业圈》）

材料四：

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前两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万辆和14.8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83.5%和98.9%。在今年1-2月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构成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77%,依然是引销售的主力军。这些数据昱示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在加速推进。目前,探索大规模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主要维度有两个：一是如何稳抓消费升级机遇,扩大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规模,通过政策和市场引导增加消费者购买的信心指数,双向推动新能源汽车销量增加;二是解决用户对续航里程的担忧,叠加解决充电难题的双重利好。从2019年开始,如果能发挥这两个方面的助力作用,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率将会持续增长。

新能源汽车消费者所担忧的,也恰恰是行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从产业发展现状来看,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还涉及汽车下乡、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问题,仍需要国家加大产业引导力度。此外,关于新能源旧车的使用,近日,国家发改委也提出,正在草拟旧汽车的回收政策,以推动循环经济进一步发展,从而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营造良妤环境。

（摘编自《新能源汽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