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学大师吴宓

李卫

①“虚名未是吾生志，硕学方为席上珍。”吴宓在清华外文系任主任期间，首倡“博雅教育”。知识唯其广博，学问才能精深；抱负唯其远大，志趣才能高雅；学术思想非精深博大，教育不能培养出高洁博雅之通儒。在艰难困苦的动荡条件下为我国培养出诸如钱钟书、季羡林、曹禺这样一大批高精尖的各类专门人材。

②吴宓创办了清华国学院，冯友兰先生谈及吴宓时说：“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 、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很快，在学界声名显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格相继被聘为教授。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当时的吴宓年仅32岁。

③仁与义是吴宓性格的两大特点.吴宓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两人曾共著《两昊生诗集》。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④他生活简朴、乐于助人，对学生经济上的求助，他有求必应。他自云：“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在西南师院的岁月，发工资那天他最忙，忙于填写济助亲友、学生的汇单，自己却所剩无几。

⑤吴宓崇尚学术，热爱教学，治学严谨.1956年，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000余册稀有的外文图书全部捎赠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在他临终的前一年，那时的他已是双目失明，卧病在床，而当他听说本地许多中学因为缺乏外语教师而无法开设外语课时，他还疑惑地说道：“他们为何不来找我？我还可以讲课。”

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化乃一国立国之本，万民养性之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家园和民族脊梁。如果一个民族丧失自己的传统文化，那它将面临灭顶之灾。吴宓一生视传统文化为生命，以生命维护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表现出他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⑦吴宓最赏识的弟子钱钟书这样评价他这位恩师：“吴宓先生很勇敢，却勇敢得不合时宜。他向所谓‘新文化运动’宣战，多么具有堂吉诃德跃马橫剑冲向风车的味道呀!” 他的主张使自己处于新运动的风口浪尖。但吴宓不惧不让，仍坚持“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因此也被鲁迅戏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③现在回过头来看，吴宓在强大的新文化运动潮流面前，不人云亦云，明哲保身，而是以冷静、理性的学术精神、独立不倚的思想和先觉前瞻的洞察力，指出“五四”运动的偏颇之处，实属难能可贵。这正如吴宓先生写的：“热肠濒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

⑨吴宓的学问空前绝后，逃不脱曲高和寡的厄运，一生的寂寞常人难以想象.在“文革”中，吴宓受到批判，但他依然不改耿直性格。对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⑩吴宓胞妹吴须曼老人曾回忆到：重庆兄妹重逢，相见泣不成声。见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子单薄，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多处缝补，可见年月之久。回西安时吴宓怀中抱着一 个红色小木箱，里面装满了他的日记。由于十年“文革”期间对吴宓的批斗、殴打、凌辱和恐吓，从身心上对吴宓造成了难以治愈的伤痛，“胫折目瞽”。回到泾阳半年多后， 其左目视力也极弱，但仍坚持记日记，直至生命最后。

⑪翁维嫌在《哭吴宓教授》中写道“少壮峰嵘老倔强，辞幸典雅语枝错。中西博学真才子，今古娴通自大方”，正是吴宓一生的写照。

 (节选自《陕西日报》，有刪改）

郭永怀：永远的怀念

王向田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郭家村。1933年至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国难当头，坚定了郭永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夙愿，改学航空工程。

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论文，得到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等。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的10年是他科研的黄金时期，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在是否申请接触机密资料的表格栏中填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他平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和大家热烈地讨论祖国的未来。

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在钱学森等人的召唤下，响应祖国建设需要，1956年11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放弃优厚条件，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

回国后，郭永怀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张涵信院士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钱伟长已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望着蘑菇云冉冉升起，郭永怀忘却了多年的紧张、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贡献了全部心血。他经常亲临西北核基地进行试验。当时国内航线大都是苏制的中小型客机，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他曾教导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工作。12月5日，在返回北京汇报时，飞机在着陆前失事。悲痛的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祖国的利益。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