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紫砂是陶的一个特殊种类，盛产于宜兴丁蜀镇一带。在丁蜀镇蜀山西南片300米左右范围内，考古人员重点发掘了一个废弃物堆积层和一座清朝中期停烧的古窑址，从中采集到了大量从明末清初到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紫砂残片。这次发掘新发现了许多紫砂款式，款式类型多样，有堂斋款、人名款、店号款、诗联款、年号款、花款、器名款、伪托款等。早期地层中的款识以刻款为主,晚期地层中的款识多为印章款。

由于缺乏充足证据，紫砂的起源一直颇受争议。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传世实物，考古界一般认为紫砂始于明代。1976 年，宜兴红旗陶瓷厂在丁蜀镇羊角山施工时，发现了一座古窑址，根据窑址堆积层中发现的北宋时期的乱砖以及众多早期紫砂残片，考古人员推断紫砂应始于北宋。但这一论断在学术界颇有争议。杭涛认为，仅

凭北宋时期的乱砖就推断紫砂始于北宋不太科学，而且在宋元时期的墓葬中没有发现过与羊角山窑址发现的紫砂器相近的陶器。

“从这次考古发掘来看，可以初步断定紫砂被有目的地使用应始于明中晚期。”杭涛表示，明早期墓葬中从没出现过紫砂器，最早一件是南京市博物馆在明代太监吴经墓中出土的一把嘉睛年间的提梁壶。这次考古发握在废弃堆积层的最下层发现了部分常砂陶片，其中壶嘴的形制和“御接”制法、高领带攀罐的口沿形制等与江苏全坛明代并内出土的明晚期的紫砂壶绿造型上基本一致，由此可以推渐这些应是明代紫砂。这也为今后进一步考古发掘提供了方向，为解决紫砂起源问题提供了实证。

我们的文化需要培育科学精神

①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由儒释道合力构成，领跑者无疑是儒家文化。因而我们的人文精神，便被打上了儒家道德文章的烙印。笃信“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在国人眼中，科学乃器者、术者、艺者。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文化的中心要点就是一个‘道’字”。道的阐释者——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常态是坐而论道。道者，人道、天道也。前者人伦之道，后者自然之道。尤以人伦之道最为强势。“铁肩担道义”，所担者，人伦之道，而非真理。这种文化心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

②我们的文化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却罕有科学精神。虽然中国有四大发明，有浑天仪、圆周率等，但这些都是科学发明，不等于科学精神。默顿认为，科学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都会发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有可能为科学精神的充分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民主制度与科学精神有最高度的吻合，因而是科学精神的最佳拍档。而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难以在制度上保障科学及其科学精神的同步发展。

③20世纪被称作科学世纪，“这不仅因为二十世纪有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成就，而且因为科学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给人类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科学渗入人类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成为‘真理’的代名词”。然而，什么是科学精神，人们却始终争论不休。

④默顿给出科学精神的四个特点：第一，科学精神具有普遍主义。普遍主义的直接表达方式是真理。也就是说，科学是真理。真理与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无关。真理是赤裸的。科学探索就是追求真理。第二，科学精神具有“公有性”。意指科学不是个人的财产，而是与社会性的、尤其与科学共同体密切相关。即便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学说、定律，也不是个人财产。牛顿名言清楚地表达了科学的这一性质：“如果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第三，科学具有无私利性。所谓无私利性，“既不等同于利他主义，也与利己主义行动无关”。它是“求知的热情、无尽的好奇心、对人类利益的无私关怀”的产物。准确地说，科学不是利益的产物，而是出于求知和好奇，是为知识而知识。这同样是单纯地追求真理的结果。第四，科学具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借助专业知识、逻辑和经验对现有的知识进行质疑。这种精神就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精神。“我只求专门研究真理，所以我想，我的做法应当完全相反，凡有疑窦的意见，统统认作绝对的虚假，加以排除，看看心中是否还剩下什么不可怀疑的东西”。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是一种方法，是为寻找真理服务的。通过普遍怀疑，一旦发现确凿无疑的东西，便是发现了真理。科学的本性是求知，求知即是寻求真理。科学精神最精要的内涵是追求真理。默顿提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归结起来就是：科学就是寻求真理。不是出于功利目的，而是为求知而求真理。真理与身份、种族、等级等无关。

⑤梁启超在谈及科学与东西方文化时，批评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认为，国人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其次，将科学看得太呆太窄。莫不要说厌恶科学的人，“就是相对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

⑥我们的文化传统，原本缺乏科学精神。进入20世纪，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找奥科学精神赖以滋生和发展的“最佳拍档”。我们确实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走向科学。但是，用时下流行的语言，我们是被现代化、被科学化。我们接受现代技术、设备、生产线，却没有来得及在我们的文化中，适时接受乃至培育出科学精神。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科学在近现代社会明显的物质效用，因而它“一直享有巨大的威望。人们期待它解决一切问题，深入理解全部存在，帮助满足任何一种需求。当科学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之时，恰恰是它不再以科学形态出现的时候”。贪欲使人背离了科学，而将其中的技术运用到极限。现代人只占有技术，甚至是技术的物质结果，却不享有任何科学。尽管我们自诩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但是，人类与科学精神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远。科学“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造成科学服从技术，技术服从人的物欲的结果。在举国推动文化大发展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化中培育科学精神，是文化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摘自《民主与科学》）杂志2012年第一期，有删改）

材料一：

随着百姓健身意识的进一步提升和健身房商业模式的进一步成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迅速，健身消费蓬勃兴起。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7亿，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4.35亿，体育消费总规模达1.5万亿元。

健身除了体育项目外，还有很多内容，大致分为器械锻炼和非器械锻炼。健身产业上游涉及健身器械、教练培训等，中游主要是各类健身服务，下游则是各类健身服装、装备等。带有大数据处理、云计算、传感器等先进科技手段的智能硬件与智能软件融合，可以使健身具有更强的计划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尤其是在家庭健身中，通过智能化健身器材的引导与辅助，健身爱好者有望大幅增强健身效果。

就我国健身产业供给端来看，健身市场竞争激烈。随着国家大力支持鼓励全民健身、积极参加锻炼，我国居民健身意识不断提高，健身习惯正在稳步涵养中。

健身行业虽然总体保持增长，但业内竞争十分激烈。在一线城市，健身俱乐部的增长趋缓，一些私教工作室由于同质化问题，生存状况也不乐观，由此引发健身场馆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一些采取会员制的健身房，消费者往往遭遇“会员费用难退还”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预付式消费是投诉热点，健身行业的预付式消费投诉数量也较为多发。

健身行业想要更好更快发展，需要更加规范的环境。专家认为，相关监管部门要当好消费者的后盾，让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有维权渠道，健身企业也要加强自我约束和管理。对于健身房来说，精细化运营、扩大营收非常关键。除了会员的入会费外，健身场馆应增加销售渠道、拓宽服务范围，通过多样化服务来增加收入。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健身行业门槛较低，将面临新一轮洗牌。未来，连锁化、品牌化是健身行业的发展趋势，只有那些能提供更专业更多样服务、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胜出。

《人民日报·健身消费，规范发展是关键》

材料二：

《人民日报·健身消费，规范发展是关键》

材料三：

中国目前的健身房市场形态非常类似于过去我国零售业发展态势，由最早小商小铺供不应求的市场发展到后来大规模的超市为主导，细分领域再从超市中再次分离出来，形成便利店零售、水果零售等。然而超市仍然作为主体，细分零售只是作为补充。从长远来看，随着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客户健身诉求的不断提高，新兴健身房简单的“团操”课与小面积、功能少的现状必然无法满足越来越多进阶健身用户对专业度的需求。功能更加齐全的大规模健身房仍是主导，小型细分的新兴健身房只是传统健身房的补充。传统健身房利用好自身积累的品牌认知与用户流量，借鉴新兴健身房的运营管理模式与新兴技术，市场会迎来新一轮生机。

对比具有悠久健身文化及产业历史的美国，可以看到中国健身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低，产业结构单一，目前仍处于成长期，未来中国健身产业的市场潜力巨大。然而受制于国民可支配收入，未来短期内健身房市场增长缓慢。但是针对产业结构单一的现状，未来健身周边产品及服务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2019健身报告：传统还是互联网健身公司，谁是最后赢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有时也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诗里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所传达的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和不同？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也不尽相同。就诗的停顿而言，一般来说，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来说，一个词牌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有的人要说，不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但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唐宋名家词赏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