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

第一，家与国的统一性。中国社会以家为本位。西安半坡所发掘的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有着大量的适合于一夫一妻居住的小屋子，显然，家是这个部落的基本单位。由家到家族再到胞族，由胞族到胞族联盟，在此基础上，扩大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联盟，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准国家性质的社会。尽管此后在国家层面上，血缘关系的实际意义有所淡化，但它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家庭伦理用于治国就成为政治原则。治家与治国具有内通性，所以《大学》说“治国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

第二，国与族的统一性。国是政权概念，族是种群概念。中国这块大地上，存在过许多民族。这许多民族，不管是共时态存在还是历时态存在，均可以寻到某种内在的关系。族与族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为血缘性，另为社会性。民族之间不只是存在着血缘性的关系，也还存在社会性的关系，其中最主要是文化关系。文化关系当它内化为民族精神，就具有类血缘的意义，这就是说，民族不只是具有自然的血缘性，还具有文化的血缘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诸多民族是有共祖的。共祖不是一位，而是多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炎帝和黄帝。炎帝和黄帝不独是华族的共祖，也是诸多少数民族的共祖。《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颛顼（黄帝孙）生驩头，驩头生苗民。”又云：“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山海经》是一部出自战国时期的人文地理书，兼有神话性质，所言民族之间的自然血缘性关系也许不一定是科学的，但如若从文化上考虑，它们之间也是有可能存在着文化上的血缘性的。

第三，国与国民、国土（国域）的统一性。中国的国土其核心地区是相当稳定的。谈到中国，人们会自然地联系到中国这一疆域。这疆域既是国之域，也是民之家。《逸周书》云：“国有本，有干，有伦质，有枢体。土地，本也；人民，干也；敌（他）国侔交，权也；政教顺成，伦质也；君臣和（悦），枢体也。”这是说，国土即疆土是国家之本；国民是国家主干；国权是国家的基础，与他国进行交往，国权是首位的原则；国学即“伦质”，是国家意识形态；君臣和睦是国家稳固的枢机即关键。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家、国土、国民、国君、国权、国学、国枢是一体的。

家国情怀究其本是一种哲学意识，是人对其本——家与国的意识。与别的哲学意识不同的是家国意识的突出特点是情理合一。在生活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念，还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一种既厚重又绵长的家国浓情。正因为如此，家国情怀也被视为一种美学情怀。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以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邳遇黄石公等，就具有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