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指导庞大国家官僚机器运转的不仅有儒家的“德政”，也有法家的“法治”。在法家“法治”思想指导下，古代中国自始至终坚持了成文法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历经秦律、汉律、唐律及至明清律例，成为中华法系的基石，帮助国家维护长治久安。在古代那样一个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下，中国能够有效治理非常广袤的地域，成为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威力能够触及社会基层，法家思想和成文法系统功不可没。比较法家产生同时期的其他人类文明，他们的国家形态许多还是城邦，城邦联盟，贵族联合等，不能不说法家的“法治”思想在那个年代展现出独有的智慧。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

文学的社会承担和“底层写作”

近几年，关于文学已死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这当然不是指文学作品数量的稀少，而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学逐步从时代的中心位置滑落到社会的边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漠视。由于现代化的推进，产生了某种急功近利、浮躁、焦虑的情绪，使得文学本应珍视的东西逐步丧失了。

文学创作是作者根据心灵世界的需要将语言符号按照某种顺序联系起来，从而构建一个虚构的世界的过程，由于这个心灵世界所选用的材料来自现实世界，因此，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具有重要的关联。心灵世界必会被不可避免地涂抹上现实的色彩，更重要的，这个心灵世界的产品如何在现实的社会语境及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其实就是文学对于现实世界的关注与承担。

20世纪后期，随着社会的转型，物质利益的追求和获取被极大程度地凸显出来，知识分子的勇于社会承担的热情开始消退，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精神也逐步被淡化。在这样背景下，以底层民众为表达核心的“底层写作”就出现了，作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少见的批判激情，显现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底层写作”将处于社会底层的“沉默者”集体推向前台，表达他们集体性的诉求，对实现社会和谐和公正发出苦苦的询唤，从而体现出文学可贵的社会承担。这样，“底层写作”对只拘囿于形式与“内心”，强调“物”和“欲”的迷恋以及炫耀的文学流弊产生了强有力的反拨，是对彰显白领趣味和生活等级的小资话语、中产阶级文学想象以及新贵文学的反动。　

必须要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承担并不意味着要以文学审美特性的丧失为代价。“底层写作”的创作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要协调好社会承担与文学审美二者的关系。

当进行“底层写作”的作家们凭借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竭力传达底层群众的声音，毅然选择了文学的社会承担时，如果他们能同时保持一种文学审美的创造与实践，那么，应该相信，“底层写作”的创作潮流将可能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