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之魂属于人类

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这是一个庄严、肃穆、永久值得后代纪念的日子。

1827年3月26日傍晚6点左右，暴风雨夹着几声滚滚闷雷，震撼、席卷了音乐京城维也纳。此时，贝多芬正在走向生命谱线上的最后一个休止符。据目击者说，在罕见的雷鸣电闪过后，贝多芬猛然张开了眼睛，举起了右手，望着紧握的拳头，表情十分严峻，好像他是一位勇猛善战的统帅，正在命令士兵冲向敌军阵地。

据说，一个人的死法，往往是他一辈子如何活过来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他一生道路的顶峰和总结。如果我们把贝多芬的历程看作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曲，那末，他临死的表现和气度，便是最后乐章的最后几个光辉和弦的长达十几个小节的激越轰鸣。

在贝多芬的许多作品中，休止符往往是超越自己、跃升到一个新层次的弹跳点，是为了引导后面更为壮丽乐章的崛起，总是充满了新奇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充满了种种的深意的内涵。在凝固的一刹那，一切声音都已戛然而止，然而这正是整个乐曲中最令万千听众肃然起敬、发人深思、教人作丰富遐想的绝妙地方。

音乐是一种时间的艺术，生命本身又何尝不是时间的艺术？贝多芬生命的最后休止符比他任何作品中的休止符都完美，更富感染力，也更具生命力。从那以后，整整一百六十年过去了。可他的旋律一直在世界上空，在人类心灵的深处回荡。

在这个世界上，贝多芬是喧腾众口、有口皆碑的德国人姓氏之一。这个姓氏所创造的音响世界，就是意味着教人挺起腰板站着生，就是意味着教人昂首挺立去接受痛苦命运的严峻挑战：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贝多芬音响世界的最大的功能是教懦弱者具有生的勇气、倔强和胆识；教精神跪倒的人用独立的头脑霍地站起来；教欠缺意识和自信力的空虚心灵奋发向上。

有一位听众曾说，他热爱贝多芬的音乐，是因为他在里面听到了一种使人思索严肃问题的心理气氛和环境。——多精辟的一段自白呵！或许，迪斯科能让你身不由己，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不过，那仅仅是情绪的短暂宣泄。而贝多芬作品不同，它能在你的内心渐渐积淀出永恒的自信力，而且能升华为一种风雨不蚀的信仰，转变成谁也侵占不去的一座精神财富之山。

似乎贝多芬的每一部作品都演奏过了，也被世界说过了，那么，现在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我们想，只想有道不穷的蓝天、白云、星星、月亮，有倾吐不完的人类命运，有研讨不尽的老子、孔子、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就会有永远可讲的贝多芬。别的毋庸赘言，仅他的小提琴协奏曲以平静的定音鼓开始，然后是木管在D大调上作答，便足以令人恒听恒新。这并不奇怪！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创作，正是他对整个人类命运的热切关注和忧虑的结果。

今天，我们每每演奏、欣赏贝多芬的乐曲，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贝多芬之魂的纪念和崇敬。而一个民族纪念与自己相距一个多世纪、远隔万水千山的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伟人，正是对我民族之魂的刷新和纪念，也正是一种自信心的强有力的表现。

——让贝多芬所创造的音响世界的壮美，不断丰富、滋润和启迪我们的内心世界，给我们以思想的亮光和精神上的热量吧！

一般认为，“创造性”概念起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最早的西方创造性观念是《圣经》中的创世记述。在基督教传统中，创造性专属于神。人没有能力创造新东西。根据《旧约》中关于神的创世记述，圣奥古斯丁发展出一种为后世所有基督教神学家所遵从的教义，即神不是从一种业已存在的质料中而是从无中创造了世界。从无中创造是专属于神的特权，根据已有材料产生作品的人类艺术家远远不能与神性创造者相提并论。

现代的“创造性”概念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从那时起，创造开始被视为源于个人的能力，而不是神。但这一转变是逐渐进行的，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变得明显起来。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艺术家和诗人的成就开始受到更广泛的赞美，人们将“神性”与但丁和米开朗琪罗等人联系起来。但是说诗人（更不要说艺术家）在创造，这种讲法仍然罕见和异常。17世纪时，波兰诗人兼诗歌理论家沙比斯基开始谈到诗人的“创新”，可以说是第一次使用“创新”一词的人，不过，他还是把创造性视为诗歌独享的特权，认为其他艺术都只是在模仿和复制。关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创造性”，西方思想中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8世纪。诗歌、音乐和视觉艺术第一次被归于美的艺术，美的艺术成为一门新学科，浪漫主义运动将艺术家的位置擢升到其他所有人之上。艺术家不再受理性或规则的指导，而是由感受与情绪、直觉与想象来支配。艺术家产生新颖的、原创性的东西，达到最高成就的艺术家是一位天才。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创造性的观念遇到阻力。人们认为人类的心灵不能创作，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都带有其原型的烙印。

到了19世纪，“创造性”的概念才有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转变。从无中生有的要求被放弃了。创造性变成了新事物的制作，而不是从无中做出东西来。虽然并非每一种新颖性都称得上是创造性，但创造性最终是靠新颖性加以界定的。创造性进入了艺术语言，不仅如此，它也成为艺术的专有属性。“创造者”变得与“艺术家”同义，就如同过去“创造者”和“上帝”是同义词一样。到了20世纪，“创造性”一词开始被用于艺术以外的其他人类活动领域。

创造性概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个概念反映了人类关于认识中的规则与自由的看法，更因为它是不断发展的、因时而异的和与文化相关的。时下，培养创造力的书籍和手册铺天盖地，研究创新机制、创新方法是最时髦、最来钱的课题之一，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国策。如此强调“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现象，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它的种子在中世纪晚期现代性形成之初就已经埋下了。现代性的倡导者们竭力主张现代优于古代，强调抛弃传统，以把人类提升得更高。

（摘编自《文汇报》张卜天《“创造性”概念的历史》）

受伤的骨头

任林举

当了大半辈子乡镇书记，担了大半辈子土、抬了大半辈子石头的吴金印，到后来才发现，骨头有时是能够发出声音的。

年轻时，他经常挑着两桶水走在山路上，或担着两箩头土走在乱石滩上。那时，他健步如飞，体态轻盈，身体和意志从来没有须臾的游离。扁担和肩膀的相接处不断传来均匀的吱呀声，他认定那是扁担的呻吟或者对所承重量的抱怨。肩上的皮肉有时红肿、有时酸痛，无非是和扁担一样，以自己的方式提一些不必理会的抗议，但这些都与骨头没有太大的关系。骨头一直保持着沉默。

然而，当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们对着灯光屏讨论吴金印刚刚拍出的骨片时，每个人都惊愕不已。他们断定，吴金印的骨骼曾经出现过多处断裂。也就是说，他的骨头曾经在过去的某些时间里发出过可怕的脆响或闷响。医生们分析，他的骨头如果不是发生了癌变，就一定受过大伤，或多次在外力的冲击、重压下发生折断——肩胛骨和几处肋骨最为明显。

对此，吴金印也感到有些迷茫。是啊，自以为坚不可摧的骨头，从哪个时间开始，竟然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也发出令人担忧的变化和声音呢？30岁？40岁？还是50岁？他躺在病床上，在记忆中那些密如荆条的疼痛里搜寻，搜寻着一个与断裂有关的声音。

是从县里开会后连夜往乡里赶，途中坠下山崖的那次吗？那时，他刚去山区不久，村庄与村庄之间还没有像样的路。人们行走的羊肠小路，不是在河滩匍匐，就是在山间高悬。虽然在这样的山路上摸黑行走，随时都得提心吊胆，但不管怎么“提”怎么“吊”，也保不准突然来一个“万一”。当那个突然的“万一”来临时，吴金印还是在失足的瞬间失去了清晰的意识，只觉得眼前一黑，倏忽一下，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就宣告完成，一切都是片刻的事情。当他再次攀着荆条和树枝重回小路时，他已不再记得曾经有过什么声音，山石滚落的声音、树木折断的声音、肌肉撕裂的声音抑或骨头断裂的声音……空空的山谷里，一片寂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拖着绵软无力的身子，走回了住处。无处不在的疼痛让他躺了两天，第三天他咬咬牙，爬起来，照样下田劳动。他相信，只要骨头依然保持着沉默，他就不会倒下。

是在小店河造桥时，抬石头跌倒的那次吧？吴金印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块十分独特的石头，牛犊般大小，和所有的障碍一样，挑衅般横卧在那里，与行人的目光对峙着。石头的质地细密坚硬，似乎可以让每道遇到它的目光都发出铮铮鸣响。他走到巨石旁边时，群众也跟他走到了巨石旁边。于是，四副绳套、四条木杠、八个人就把千斤的重量放在了肩上。吴金印负重走在右侧的最前面，在人们的呼喊声中，以自己的步幅和频率引领着这个负重群体的节奏

这一次，重力仿佛穿过薄薄的肌肉直接作用在骨骼上，他都能感到骨头的弯曲和颤抖，但隐隐的疼痛却不是来自骨骼，而是来自骨骼里面的肺腑。至于，骨头们有没有像绳索、木杠一样发出细微的嘶嘶声，吴金印并没有留意。汹涌的汗水和人们的呼喊打断了他对自身的聆听。此时，他要做的正是忽略和忘记，他的意识里只有距离，离开起点和到达终点的距离。

突然，他感觉双脚一软，大地倏然倾斜。那一瞬间，他已分不清传递、集中到自己身上的重量是众人肩上的重量、石头的重量，还是大地的重量；他也分不清那些混乱而沉闷的声音是人们扑倒的声音、石头落地的声音，还是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声音。十万颗金星在眼前迸射，旋即熄灭。巨大的黑暗，显影为一段记忆的空白。当吴金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只感觉到了右侧脚踝的剧痛。大面积的肿胀和瘀青，让他和围观的人们只看到和相信了那处“皮肉”之伤……

医生的推断基于专业和科学，看来已不容置疑，但吴金印身上的多处骨伤，究竟缘何来、发生于何时何地，他本人也已经无法在记忆的地图上准确定位。再认真审视一下那奇怪的骨像吧！在两块光滑的骨头之间，那些粗糙的、疙疙瘩瘩的隆起物，究竟是一些怎样的存在？除了物质成分，是否含有大比例的精神要素？

一个人一生都经历过什么，才能结出这样的骨像？那些从生命深处、从骨髓里渗出的东西，除了在断骨的衔接处固化为更加坚硬的骨，是否还有一些渗透到血液之中？或许，那些都是骨头们在漫长的进程里，与他头脑中的观念、意志以及外部形形色色的压力与各种重负争论、对话所积攒下的话语吧！

(选自《此念此心》，《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