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巧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20世纪上半叶，职业女性崭露头角，却仍备受歧视。协和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女性，也为她们设置了一道不近人情的门坎：担任住院医生的女性，一旦结婚自动解聘，女护士如果结婚必须辞职。老协和的管理者坚信，一个女人不可能同时扮演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两种角色。

也许，这既是门坎，也是考验。坚定的理想和虔诚的信仰，支撑老协和女医护人员以殉道者的姿态，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牺牲。她们大多终身未婚，将自己嫁给了医疗事业，她们是中国医疗史上的特蕾莎修女。“万婴之母”林巧稚，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林巧稚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一是因为她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二是因为她亲手接生了5万多婴儿。林巧稚说过：“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林巧稚对待病人极为温柔耐心，难怪很多妇女千里迢迢赶到协和找林大夫。原协和医院副院长黄人健回忆说，她曾看到林大夫掏出几十块钱给一个流产的贫穷妇女，让她买营养品。“那时林大夫的工资是300块，像这样资助病人的情况太常见了。”

1921年协和医学院落成，毕业于厦门女子师范的林巧稚正是在这一年考入协和。1929年，林巧稚毕业，入学时有5个女生，3人坚持到最后。林巧稚学业优异并热心公益，得以留校任职，她是协和第一个毕业留院的中国女生，也因此与协和医院签下了不近人情的聘书。林巧稚怀着矛盾的心情接下这张光荣的聘书，也接下一纸枷锁。曾有说法认为林巧稚有过一段朦胧的恋爱，但随着她在医院表现出色，协和派她赴欧美考察深造，恋情也不了了之。林巧稚去美国进修时，也婉拒了芝加哥大学妇产科的挽留。1940年林巧稚回国，不久升任妇产科主任，她又创了个纪录：协和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

直到晚年病重，林巧稚还坚持工作。家人和学生劝她休息，她说：“上帝如果让我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存在的场所便是在医院病房，我存在的价值便是治病救人。”她虽然早已不是住院医师，但她要求只要病人出现问题，即使是半夜也要马上通知她。

协和纯净如真空的环境，养成林巧稚单纯倔强的个性，她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北平城防总司令傅作义的夫人给林巧稚送来一张傅将军亲笔签名的机票，可以搭乘任何一次航班去任何一个城市，傅太太特别说：“这是多少人用金条换不来的。”林巧稚谢绝了好意。她就要在协和守着她的病人。

随着协和“收归国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展开，老协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林巧稚的社会威望和她的政治积极性反差强烈，理所当然是“重点改造对象”。工作组派她的学生给她讲形势、谈理论，劝导她“揭发美国人的文化侵略”。林巧稚想不通，“美国人办医学院帮我们培养人才，我的医术就是人家教的……”

与共产党女干部的接触，让林巧稚对共产党人有了更多好感。有一天，一个穿灰色列宁服的妇女来协和挂号找林巧稚看病，林在问诊中了解到，这名患者1927年生过孩子，因为躲避国民党抓捕不能在大医院就诊，孩子夭折，自己也不能再生育，长征中又落下许多病根……后来她才知道，这位患者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林对她更增添了同情和敬佩。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来协和生孩子的时候，林巧稚常和她聊天，但并不知道张的身份。

林巧稚与周恩来夫妇、彭真全家的交往，使她对共产党人和新政府有了新的看法。她的“思想动态”被工作组敏锐地捕捉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来到协和，亲自给林巧稚写了100多页学习体会和思想小结。林巧稚在协和大会上代表教授发言，没有采用吴晗写的报告，她回顾自己在协和不问世事一心从医教书30年，现在她愿意“打开协和的窗子看祖国”。言辞朴实恳切，在场许多老协和人流下眼泪。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共产党。林巧稚对周恩来说，一个诚实的人不能欺骗组织，也不能欺骗自己。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入党恐怕不便。周恩来宽慰她不必介意这个问题，在党外一样可以工作。

“文革 ”中，林巧稚推着四轮车给病人打针送药，清洗便盆，倒痰盂……这些工作她都做得一丝不苟，毕竟，她还没有离开协和，她说这已经是再幸运不过。“文革”结束后，林巧稚已近80岁，体质逐渐衰弱。1983年春，林巧稚病情恶化，陷入昏迷，她总是断断续续地喊：“快！快！拿产钳来！产钳……” 4月22日，林巧稚在协和病床向人生终点。遗嘱中，她将个人毕生积蓄3万元人民币捐给医院托儿所，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大海中。

曹禺执教剧校

曹禺来到南京几天了，这正是 1936 年的初秋季节，他一直忙着整理行李，接待新的朋友。他作为国立南京戏剧学校的教授，应聘到这里来教书。虽然，很疲惫，但心情却有另一番新的滋味。

他在事业上是一个从来不敷衍的人，他的热情不但贯注在创作上，同样，也渗透在教学里。他教世界戏剧名著选读，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剧目也经过精心挑选。他从不做抽象的说教，而是采取边朗诵、边表演、边分析的方法，绘声绘色地把同学带入戏剧情境之中，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使剧本上的一句台词、一个停顿，他都能讲出它内在的底蕴。他把渊博的知识、舞台的实践和具体入微的艺术感受融合在一起，这就把学生迷住了。每一堂课，对他们来说都是美不胜收。许多同学回忆说，万老师上课，可谓绝妙，他有学问，会表演，又有创作经验，因此，讲起课来就驾轻就熟，挥洒自如，加上他那口才，所以，每次上课，课堂里都挤得满满的，连外班的学生也来听他的课。他还有一套辅导方法，为了提高学生的欣赏和理解剧本的水平，除重点讲授一些剧目，还组织学生阅读世界名著。他不是一般地布置一下，任其自流，而是按照点名册，具体规定某某读哪本名著，并让每个人都要写出读书报告，或分析主题和人物，或分析戏剧结构和冲突，过一段时间，再根据每个同学的具体情况，更换新的阅读剧目。这样一种指导阅读的方法，使学生获益匪浅，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鉴赏能力。因为他所读中外戏剧名著较多，才能这样指导学生；同时，也因为他具有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才能这样不怕麻烦，因材施教。

指导学生排戏，他基本上是运用他的实践经验，也可以说是从张彭春老师那里学来的导演方法。他首先发动学生讨论剧本，从主题、人物到台词，让学生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务求理解透彻。具体排练时，又指导得十分细致。每句台词，为什么这样写，它的含义是什么，该怎么念，又该怎样动作，几乎等于他把每个角色都演一遍。学生们说：“万老师是编剧、导演、演员三位一体的老师。他写的剧本处处体现出他的艺术匠心，写得那么细致，连动作都写出来了，他指导学生排戏，也是这样，独具一格，犹如中国的工笔画。”他的教学和他的日常生活风度迥然不同，他为人比较谨慎，沉默寡言，但又很马虎、不拘小节，不会料理生活，他给学生的印象是很随便的，从不摆老师的架子，但是，在排演场上，却挺较真，连一个动作都不准错。一旦进入创作领域．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曹禺来南京不久，便同马彦祥、戴涯等一起组织起“中国戏剧学会”，他们“为适应新兴演剧艺术职业化的要求”，组织了这个学会，强调通过演剧来研究话剧艺术。他们第一次便筹备了《雷雨》的演出，由曹禺扮演周朴园，马彦祥扮演鲁贵，戴涯扮演周萍，郑艳梅扮演繁漪，李虹扮演四凤。这是曹禺第一次扮演自己剧本中的角色，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投入这次演出之中。当《雷雨》在南京世界大戏院公演时，一下子便打响了，可以说轰动了南京城。特别是剧校的同学看到老师们的示范演出，真使他们大开眼界。马彦祥后来回忆说：我看过不下十几个周朴园，但曹禺演得最好。这可能因为他懂得自己的人物，他是个好演员，他懂得生活，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我觉得演周朴园没有比他演得更好的了。

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只有一年的时间，而这一年也可以说是他享受创作的愉悦和欢欣的一年。

---（节选自田本相《曹禺传》）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

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治学不为媚时语   独寻真知启后人

张瑞才

1919年，20岁的楚图南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史地部录取，从此与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37年，翻译出版了英国史地学家迪金森·霍华士的《地理学发达史》。先后发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等学术论文，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观，提出研究历史地理学应遵循唯物辨证法的观点。楚图南针对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收集了华北一带的兵要地理资料，准备以实际行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

楚图南尤其重视德国哲学家尼采。20世纪30年代初，楚图南翻译了尼采的代表作《看哪，这人》和《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两部书的译出，体现了他当时的文学主张。楚图南十分推索尼采，“他也帮助了我在死和黑暗的严肃与无助中，度过了一段绝望和幻灭的生活”。

1936年1月，楚图南翻译了俄罗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杰作《在俄罗斯谁快乐和自由》。1941年，楚图南在家乡昆明翻译了《枫叶集》，囊括了欧洲众多诗人的佳作，既体现了时代特点，又彰显了译者的期盼。1949年3月，楚图南翻译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选》。选择惠特曼诗歌翻译，是因为在美国南北战争前，他勇敢地揭露了奴隶主和他们的代言人；在南北战争中，他的诗是革命的号角；在南北战争后，他是工业进步的歌唱者。惠特曼的诗充满了对奴隶制的坚决反对，对种族歧视的不满，对被压迫人民的挚爱，对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讴歌。翻译是难事，译诗是更难的事。“因此，对诗歌的翻译错误在所难免，正确的态度是：在批判者求审慎，在翻译者要虚心，就是严复讲的：‘一字未安，绕屋彷徨’。”

1949年，楚图南翻译出版了《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一部内涵丰富、语言精辟的皇皇巨著由此问世。在楚图南心中，希腊神话和传说是一个“富矿”，需要从多角度开掘。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译著是楚图南在病中以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完成的，凝聚了他对古希腊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把握和洞察。

当初，刚刚走上学术之路，楚图南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学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并学习和翻译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刊物。1925年，楚图南再次离开故乡云南，前往北京与李大钊相见，并随后赴东北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1926年，他正式成为***党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楚图南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秉承者。他在1929年发表的《〈史记〉与司马迁》一文高度评价了司马迁“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境界，《史记》的“悲凉苍劲，勃郁沉雄”，正是表明了著者的“奇伟高旷”。楚图南认为，顾炎武是清代大儒，楚图南感慨：“我以为更难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先生遭丧乱之际，所浮砺磨炼，所深思奋发出来的一种悲天悯人，挽回颓局的救世心情，一种提倡正学、力矫文弊的严肃而又实际的治学精神！”89岁高龄的楚图南仍笔耕不辍，在1988年撰写了《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初探》。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践行者。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16版）

相关链接：

①楚图南是一名教育家和翻译家，也是***早期活动家。1899年8月28日，出生在云南省文山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对其走上革命道路影响颇深。

（摘自《中文百科在线》）

②1993年12月，9%岁高龄的楚图南还在《群言》杂志发表《***百年诞辰感言》一文。

（摘自《学人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