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目前，微信已经成为人们使用的主要通信形式。免费是其吸引使用者的一个最主要因素。众所周知，国内手机通信费用一直居高不下，而微信的出现正好迎合了用户的某种需要。微信与其他即时通信形式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用户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它使信息的传播主体更加精确。在双方交流过程中，信息仅仅会在双方的移动终端上出现，其他用户无法在自己界面获知。这种私密性特征保证了微信用户在交流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微信用户在交流过程中始终拥有话语权，从而能够主导交流内容及进程。微信传播不仅有即时性的特点，又可以实现差时浏览信息，从而使传播更加便捷自由。用户发送图片和文字信息时，无论对方是否在线，信息都能够到达对方通信终端上，这就使得多数商家也利用微信进行精准营销。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微信在聊天、朋友圈之外的其他功能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

日前，“微信之父”张小龙表示希望每一个微信用户都尽可能减少使用微信。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生活基本被“微信化”了：55.2%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25%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30次。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微信成为一天的开始、一天的陪伴和一天的结束。

清华大学罗家德教授认为，人们的社交圈是一个包括内核圈、外层圈的分层结构。内核圈是由强关系组成的紧密圈，外层圈是体现弱关系的一般圈。某个手机微信名单可能包括几百人或几十个群，其中也有不认识的人，这就可能使外层圈的交流冲淡内核圈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似多了，关系却变淡了。每天要花数小时看完每一条更新的朋友圈状态，得到的大都是碎片化信息，信息过剩使不少人产生了焦虑。

有时用户在微信群中需要绞尽脑汁提出点新的话题让大家来接，因为他很怕自己变成群聊的“终结者”。可以看出，技术进步让我们变得无比强大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极其脆弱。另外，微信朋友圈也会带来“社交绑架”的隐忧。你必须要对朋友圈的一些人给予回复、点赞、投赞成票等，你不说话或不配合就会显得不太合群，所以只能附和。

（摘编自《微信症候群正在袭来》)

材料四：

信息，曾经稀缺，并被当成鱼子酱来珍惜；但它现在却跟土豆一样充足，被视作理所当然。在信息过剩的年代里，知识反而成了稀缺品。得到信息，没转化成知识；得到知识，没转化成智慧。电视媒体、熟人社会、户外广告信息、手机短信、微信、电脑互联网正在谋杀你的工作与私人空间，生活在一个信息过剩的年代里，甄别信息和利用信息需要智商。

现在很多人都患上了严重的信息反应不良与信息焦虑症。你厌恶信息，却又离不开它。你想摆脱信息社会，却被缠缚得越来越紧。我们曾经向往知情权，但更加渴望拥有信息社会里的不知情权。大多时候，我们滥用了知情权。我们个人的内存有限，不是每个人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管理与消化系统，谁也不能把别人当作信息垃圾箱或信息垃圾站。

(摘自《信息过剩时代的“不知情权”》)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12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大学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地区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自己的家乡，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结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家乡，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36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36岁了？拜伦，在这一年纪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3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凤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西方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写下了《乡愁》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耳顺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我写的最热烈的诗文是自述，就是写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我讲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到了《白玉苦瓜》一诗，才算是——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圓，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遇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如今，已经85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余光中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选自《名人传记（上半月）》2014年第3期，有删改）

（注）余光中先生已于2017年12月14日在台湾高雄去世。哲人已逝，终于“睡整张大陆”，睡在了“最纵容最宽阔的床”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不再有“乡愁”。

墓碑后面的字

在额尔古纳的野地,我见到一块特殊的墓碑。

树叶散落乡路，被马车轧进泥里。枝条裸露着胳膊，如同雨水中赶路的精疲力竭的女人。这儿的秋天比别处更疲惫。行路中，我被一丛野果吸引，橘色的颗粒一串串挂在树上，像用眼睛瞪人。我摘下一串看，正想能不能尝尝，脚下差点被绊倒。

一块墓碑,埋在灌木和荒草间，后边是矮坟。

碑文写道：刘素莲之墓。

荒地之间，遇到坟茔。我想不应抽身而走，坐一会儿也好。这就像边地旅行，见对面来人打招呼一样。坐下，不经意间，看到水泥制的石碑后面还有一行字：妈妈我想……

“想”字下面被土埋住，扒开土，是一个“你”字。这个字被埋在雨水冲下的土里。

我伸手摸了摸，字是用小学生涂改液写的。字大，歪歪扭扭，如在奔跑，踉跄，直至摔倒。写字的人也像小学生。

这么一想，心里不平静，仿佛孩子的哀伤要由我来担当。她是怎么死的？她死的时候孩子多大？我想，她如果死于分娩，孩子也没什么大的悲伤，但不像这个人的情况。孩子分明和母亲度过了许多日夜。母亲故去，他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特别在黄昏——人在一天中情绪最脆弱的时候，大概常常想到母亲，我想，这恐怕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

儿时，妈妈不在身边，我特别害怕呼啸的风声和树梢夹缠，一阵阵起伏不定；害怕不停歇的夜雨；害怕敲门声，狗吠和照明弹——那时老有人放照明弹。

现在这个孩子比我害怕和忧伤的事情会更多。我和母亲仍然生活在一起，他的母亲远行了。在节日，在有成绩或挨欺负的时候，或者不一定什么时候的时候，他都要想起母亲。我仿佛看到一双儿童的眼睛，泪水沿着眼眶蓄积，满满的，顺眼角流下。他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写下：妈妈我想你。

“你”字被土埋住了，让人心惊。的确，“你”被黄土永远埋在这里，这是他家人早已知道却谁都无奈的事情。

我想的是，这几个字力量多么大，把一个人身上的劲儿都卸掉了。

人常说，颜真卿《祭侄稿》字含血泪，说书法家心境和艺境相合之时的惊心动魄。还说司马迁、方苞的文字含恨如石。墓碑后面的这句话，其孤兀也足以把人打倒。

一位身居海外的中国诗人说：“不知为什么，我一看到‘沧海’‘中秋’这些汉字就想流泪。”为词语流泪，说明他的血液曾经融化过汉字当中芳香高贵的成分。

大树在风中呼吸，我走进邻近的村子，牧草一堆一堆金黄。农妇直起腰，看我进入哪一家投宿。我想的是，文字和周围的山川草木一样，因为真实而有力量。它们结结实实地钻进人的心里，做个窝呆下去，像墓碑后面那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