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个国家、民族的服饰，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符号。它是这个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深沉地蕴涵着这个国家、民族的心理、气质、品格、神韵。它给人们以国家的认同感、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宗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文化亲和力、国家凝聚力、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有无比悠久的历史、光彩夺目的创造、绚丽多姿的样式，在世界服饰文化中无与伦比，具有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的服饰可溯源到旧石器时代的用树叶、兽皮遮体，“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后世的人们用丝麻的织品来替代兽皮，将丝麻织品染成五色，制成服饰，这便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有文，故上表玄，下裳黄”。上衣下裳样式的确立，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将宇宙天地、乾坤阴阳等形而上的道理寓于形而下的服饰之中的“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可见，中华民族的服饰从一开始，便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精神的表征。
殷周以后，服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五色的不同颜色服饰表示不同等级，衣服上不同的纹饰亦体现不同等级，把服饰当作礼仪的内容之一。服饰作为社会政治典章制度、等级名分、贵贱之别的表征，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人际关系的功能，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汉以后，历代冕服制度都有所改革，到隋唐而历宋元明清，服饰文化丰富多彩，灿烂美观，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又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服饰文化中独占鳌头，凸显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无限的魅力，为人们所赞扬敬服。隋唐服饰沿袭汉魏，有所改革，但无论男士都分礼服与便服两种。隋文帝扬坚制定《衣服令》，规定皇帝服饰有衮冕、通天冠、白纱帽等，后又有所增加，皇太子、百官的服饰也各有规定。唐初高祖李渊制定《衣服令》，对皇帝、皇太子、皇后、妃嫔等都做了规定；官员的常服服色基本按品级分为紫绯、绿、青等。宋代的服饰崇尚素雅，天子、后妃、诸臣、士庶之服都有一定之规。历代士大夫、思想家对服饰非常重视，他们或参与制定，或进行改革，作为其制礼工作的一部分。假如不按规定穿着，便被视为是逾僭和非礼的行为。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作为民袭人文精神的体现，随中华民族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它经历了从简朴到复杂再到易简的过程，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的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其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显著特点。尽管这些特点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但都是创造新的服饰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服饰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闪光的方方面，在当下古今中西服饰文化的融突和舍中可转生为既体现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又能体现现代中国人精神面貌和审美观念的新国服。
（摘编自张立文《国服与民族人文精神》）
【注】①文：色彩交错。②章：花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服饰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符号，蕴涵着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气质。

B．服饰是一种文化载体，它可以强化人们对国家、民族、文化以及宗教的认同感，同时服饰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原动力。

C．上古时期，人们在野外的洞穴里居住，用树叶、兽皮等遮蔽身体、抵御寒气，这些树叶、兽皮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衣着服饰。

D．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产技艺的提升，人们逐渐用丝麻等织品取代一些天然物品，并将这些丝麻织品染色后缝制成衣服。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当今的“衣服”概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古人将上衣称为“衣”、下衣称为“裳”，还根据“天玄而地黄”的理念来确定上衣和下裳的颜色。

B．殷周以后，传统服饰在体现实用价值的同时，还注重色彩的搭配，色彩绚丽、纹饰精美的衣服表明穿着者具有很高的身份地位。

C．上衣下裳的服饰样式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这些传统服饰可以表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相关特征。

D．尽管中华服饰文化意蕴深厚，特点鲜明，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但我们也应该以理性的眼光，对民族服饰文化传统进行合理扬弃。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殷周以后的中国古代的服饰大都具有礼仪的功能，体现出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重视制定服饰典章制度和相关法令的主要原因。

B．在隋唐以前，传统服饰没有礼服与便服的区分；隋唐时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汉魏以来的服饰进行了改革，明确规定了礼服与便服的样式。

C．在珍视本民族服饰文化的同时，也要加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服饰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这样中华服饰文化才能进一步繁荣发展。

D．服饰是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因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可以结合现实的需要形成符合现代中国人审美观念的新国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树挪走了
叶延滨
“窗外的树被人挪走了！”妻子一进门，习惯地走近阳台，她有点生气地喊道。妻子拿起电话拨通物业：“你们为什么把树挪走了？挪到新区的楼盘去？你们种了花？栽了草？那能和树一样吗？”花草虽好，但与树是不一样的。花与草就是装饰，而树是稳定的伴侣。
挪走几棵树，让我们这个春节有一点感伤，就像走了几个老朋友。
过去一年，诗歌圈走了几个老朋友，也像几棵熟悉的树，被挪出了我的生活，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老诗人牛汉和郑玲走了，两位都是我敬重的前辈。这两位前辈中，我与牛汉接触多一些。我刚到《诗刊》时，因为工作原因，与牛汉打过不少交道。这位老先生爱憎分明，敢说敢为，有时也犟，甚至“不好合作”。有一次评奖，因与其他评委意见分歧，牛汉先生提起书包就要退场走人。宁折不弯，不可商量，宁可走人，也不妥协——这是牛汉赢得诗坛敬重，同时也是其一生坎坷的原因之一。有了这次冲突，我在以后与牛汉的交往中，遇事尽量不让老先生委屈了自己。在此后十几年里，《诗刊》每年的活动都会有牛汉先生露面。说实在的，诗界各色人都有，像这样硬朗的诗人真是难得。我最后一次见牛汉，是在北京大学参加谢冕先生主持的活动。见到牛汉时，老先生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心里一阵酸楚。这是个一辈子站着，如他笔下那棵枫树一样的硬汉啊！
同辈诗人中，雷抒雁是我的兄长。当年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所管的一家工厂当新闻干事，有空就学着写诗，写了诗就给《解放军文艺》投稿。到了年尾，我收到《解放军文艺》寄来的一个大信封。信封里有一本解放军文艺社赠给作者的笔记本，还有一叠退稿——我这一年寄给《解放军文艺》的全部诗稿，都有编号，一篇不少。退稿附有一封编辑的来信，大意是表扬我的勤奋之类的客气话。写这封信的编辑就是雷抒雁。下一年的三月号《解放军文艺》，发表了我一首民歌体的小诗《女队长的画》，《延河》（当时叫《陕西文艺》）发了我一首《春从北京出发》。此后几十年，我把雷抒雁视为我敬重的诗坛兄长，保持交往。记得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他的《小草在歌唱》红遍大江南北，随之他也遇到麻烦，脱了军装，从《解放军文艺》出来，在社会上四处找工作。我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的机会，为他做了一个专题节目。录制完节目后，我俩在电台外的一家小酒馆吃饭，要了两盘饺子、两瓶啤酒。那个场景至今还如在眼前。抒雁生性好强不服输，这使他保持着创作的热情，在诗歌界朋友多，也会有意无意得罪人。他的快人快语、机智幽默，吸引着我，让我愿意与他交往。有时也会感到他直率无忌，不太顾及旁人，我就想：“也许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一只刺猬？”保持着两只刺猬之间的距离，让我们之间的友谊存续了四十年。
在晚辈诗人中，东荡子的离去让我惋惜。认识东荡子十多年了。他是在广东打工的外省人，增城市的领导让十名有才干的“新增城人”得到户口，开了打工仔在广东落户的先河。东荡子就是这最早落户的十人之一。因为热爱写作，他在当地报纸谋了一份办副刊的工作。工资低，生活依旧困苦。我主持刊物时，有意关注他的创作。两年前我退休了，常常收到增城寄来的稿费，原来是他在自己编辑的副刊上，转载刊发一些我的小文章。事虽小，我却感到他的好意和关切。其后听说他接连获得三个文学奖，正为他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兴奋，忽然得到他离去的消息，令人扼腕痛惜。
生活中有的人对于我，就是一棵树。有的是大树，有的是小树，他们在生活视窗里有着几乎固定的位置，这些位置也让我能找到自己。但他们被挪走了，在留下的空味处，我看到命运的那只手。
最近，我整理手机上的通讯录，删去几个总算可以不打交道的老总老板，删去一堆在握手寒暄后留下的陌生名字，然而，这些名字必须留着：牛汉、郑玲、雷抒雁、东荡子……他们的电话号码通向记忆的深处，他们是人生通道上永远繁茂的树。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第一段由日常琐事写起，写窗外的树被人挪走后妻子的生气、自己的感伤，表明“我们”对树的感情，并由此引发“我”对身边人的珍视之情。

B．第三段在提到牛汉和郑玲的离去时，着重写了牛汉，不是因为“我”和牛汉的接触较多，而是因为牛汉硬朗的个性加重了“我”的敬重之情。

C．作者对自己生活中的“树”选材极具代表性。牛汉是敬重的前辈，雷抒雁是同辈诗人，东荡子属于晚辈诗人。作者对他们的感情同中有异。

D．文章结尾通过对比突出所写人物才是自己“人生通道上永远繁茂的树”，值得记忆和怀念。同时，以此结尾，照应开头，使文章结构完整。

【小题2】请赏析文中画线的句子。
（1）见到牛汉时，老先生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心里一阵酸楚。
（2）有的是大树，有的是小树，他们在生活视窗里有着几乎固定的位置，这些位置也让我能找到自己。
【小题3】文中“树”与“老朋友”的形象有哪些相似之处？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王润泽

方汉奇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方先生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所涉研究方向要正确，框架体系要经得住实践检验，史料也要全面重新开拓。

方先生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特点时说：“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做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言论。”

方先生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料第一、多打深井、厚积薄发，这是先生研究新闻史的特色，也是特长。

和许多研究者不同，方先生的研究之路始于高中时代的集报活动，到大学时，他已集有1400多种报刊，而且不少是“海内孤本”。他集报最多时有3000多种、5000余份（1947年10月）。

正是利用如此丰富的一手史料，方先生大二时（1948年6月）就写出13600多字的新闻史文章《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8期。

由于一手史料丰富，方先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很多，如第一次关于中国最早官报雏形“敦煌进奏院状”的研究，关于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开元杂报》的研究，第一次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文革”期间，方先生下放到江西，出发时带去所有书籍，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作学术积累。他曾写下10万张学术卡片，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得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有中国珍贵的唐归义军“敦煌进奏院状”原件，便邀请驻英的新华社记者孙文方帮忙调阅誊录，开始对这份报纸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开元杂报》等其他唐代文献记录，考证出“邸报”的出现不会晚于唐朝，中国官报雏形从唐朝就开始了，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肇始。这一系列结论目前被大部分新闻史学者接受并认可。

我曾经用三层境界来诠释方先生的史料解读功夫：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最难的是最后一部分。

方先生对历史背景和文献勾连有着深厚的积淀。如果没有对汉以降“邸”制的清晰了解，对邸吏制度和地位的详细考察，如果没有对唐宋以降各种官职和机构的了然于胸，对宋以来各种文化活动、出版技术的熟知，甚至对文人在文字音形上的变通嗜好，想厘清各种正史中所忽略的新闻传播史，是不可能的。

方先生曾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属于文化史的部分”。后来，有人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是否应该对“报刊”先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后才能进行研究，否则会影响中国新闻史的合法性。先生则表示，欢迎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各有所长、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彼此交流，共同提高。

我曾跟方先生闲谈，如果各种研究流派都兴旺起来，或许先生的研究也可以称为“方汉奇学派”？先生回答说：“我不喜欢标新立异，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史学工作者。”

我是在工作之后跟随方先生读博的，由于工作关系能常常陪伴在先生左右，耳提面命，而他的那种平和之力却无法言传。时间越久，就越品出学问之味。既然献身学术，就要好好做下去。学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就是学术，不在于教授几级，不在于头衔几何，甚至无论课题多少，也不在评奖高低，仅仅是一份执着和坚持，正如先生所言，不怕慢，不要停。

钱穆先生曾总结过中西学术本质的不同，西学为学术之学，喜欢概念和理论的创立创新，而中学为“治平”之学，是人性和学问的统一，因此中学学术之最高境界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统一。在方先生这里，我看到了这样的统一，他树立了学者的“标杆”。

（原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方汉奇，1926年12月出生于广东。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人们不称他教授，亦不称老师，而是尊称“方先生”。
②2016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迎来九十寿辰。之前，《人民日报》《新闻爱好者》《新闻春秋》等多家媒体纷纷组稿，刊发系列文章为方先生祝寿。而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学界的祝贺更是数不胜数，方先生“感谢大家善颂善祷”，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开始被世人进行研究了。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方汉奇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B．方汉奇对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他从高中时就开始收集报刊，到大学时就达1400多种，截止1947年10月就收集了3000多种报刊。

C．“文革”期间，方汉奇被下放到江西，临行时他不忘带去所有书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制作了10万张学术卡片做学术积累，以期“文革”之后继续进行研究。

D．方汉奇有时说话风趣幽默，在他九十岁寿辰期间，不少媒体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祝贺，他在感激之余，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

【小题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方汉奇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并不满意，认为立场观点陈旧，对报刊的介绍有失公允，带有偏见，甚至有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错误言论。

B．方汉奇对新闻史的研究情有独钟，源于高中时期收集报刊的习惯一直未变，大学期间还收藏了不少“海内孤本”，并公开发表了长篇新闻史研究文章。

C．方汉奇开放性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如对中国最早官报雏形的研究，对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的研究，对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D．方汉奇对史料的解读功夫有三层境界，即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但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部分。

E．正文作者是方汉奇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形影不离的陪伴，使作者感受到方先生的平和之力，同时也感受到方先生对于学问、对于做人的观点以及态度。

【小题3】作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作者称其为学者的“标杆”。从他治学与做人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艺术与中国社会
宗白华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挺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
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①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现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本文有删改）
（注释）
①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
【小题1】关于诗书礼乐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诗书礼乐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与教育的根基，因此，从根本上讲，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内容就是艺术文学，教育的目的是以情动人。

B．诗书礼乐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全部内容。“礼”作用于群体，造就群体生活的和谐；诗与乐则作用于个体，陶冶个体的性灵。

C．诗书礼乐的文化能够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对中国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礼乐可以在群体生活中养成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

D．正是由于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所以二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成为“兴于诗”得以实现的基础。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是亲和、“不隔”的，对用具器皿的制作不单是为了控制自然，满足生存所需，还希望以此表现对自然的敬爱，反映自然所给予的启示。

B．礼乐在社会生活中担负具体功能，调节社会关系，在个人的生活中展现形而上的启示意义，使现实的人生具有更深的意义和美。

C．天地的节奏与和谐在中国社会的礼乐中得到反映与体现，物质器皿、礼乐生活与天地境界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三者融通和谐。

D．西洋文艺所具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而且常常被拒绝，人性由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也常常被和谐的愿望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