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所大学

陈序经，字怀民，1903年9月1日出生于海南文昌县，早年随父两度侨居新加坡,1925年夏，复旦大学毕业后，陈序经到美国深造，1928年取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前往德国留学研究欧洲的政治、哲学和文化。1931年陈序经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任教。1934年夏，陈序经来到当时还是私立的南开大学，任职经济研究所，颇受校长张伯苓的器重。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北大、清华与南开决定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任法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回迁天津，这时陈序经身兼南开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三职，教学行政工作非常繁重。1945年8月，陈序经从美国讲学回到国内。一次酒筵上，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主动请他出任泰国大使，陈序经以“矢志教育不改行”为由，坚决推辞。1949年，国民党有意让其出任教育部次长，他又拒绝了。

陈序经的一生引发过三次大争论。其中两次，一是最著名的文化问题大争论，一是影响深远的关于教育问题的争论。针对广东当局泛扬复古祭孔的趋势，1933年12月29日晚，陈序经应邀到中山大学做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说:“中国前途的出路，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地西化。”演讲批评了“复古派”和“折中派”，指出这两派是没有出路的。由此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争，论战的参与者，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的知名文化人，其中包括梁漱溟、胡适等。

关于教育问题的论争，源于胡适年发表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由国家出资重点扶持五所大学，使之成为世界一流。陈序经随即撰文反对，他认为不能忽略了私立大学。陈序经还对中国各地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感到忧虑。他在《论学术发展的计划》中说:“我国大学教育，一向集中于平、津、沪数个地方，这本来就不很合理……从地域方面看起来，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1948年8月1日，陈序经离开国立的南开，到私立的岭南大学出任校长。在首次全校公开讲话中，他就强调学术不分宗派，提倡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自由。陈序经邀请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来校，其中包括陈寅恪、姜立夫、王力、容庚……在校董事会领导下，岭南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具体采用的是由五名教授参与管理的“教授治校”方式。陈序经说校长应从教授中选举产生，要兼任不要专任，期满了可以回去做自己的学问。他又说他自己的头衔是“教授兼校长”。由他主持的校务会议，其实就是一个教授会议，是由他们，而不是行政官僚来决定学校的事务。这种管理模式保证了岭南大学的学术风气。

他还结合广东的地域特点，增设了一些院系和研究机构。岭南大学商学院的前身是隶属于文学院的商学经济系。广州商业发达，选读该系的达三百人，为全校各系之冠。陈序经顺应社会需求，将商学经济系扩充为商学院开设经济、商业管理、银行学三个系。他主持校务后，十分注重与地域特点相关的研究工作，恢复了西南社会调查所的研究工作，并将该所扩充为“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开展专题研究，辑校有关西南社会经济的文献，翻译有关著作，并从事西南物产资源、农村社会经济、土地制度、物价等方面的调查。短短一年内，就有《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南洋与中国》等专著问世。

在陈序经到任后的一年间，岭南大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使学校逐渐具全国性与国际性，还扩大了向平、津、沪及外省其他地区的招生人数，而使岭南大学成为立足岭南、面向全国的大学。

(选自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等，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岭南大学是广东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基督教会在广东的最高学府，对广东的影响十分深远。从1948年陈序经出任岭南大学代校长一职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后虽然只有4年时间，但这短暂的年却是岭南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谈火生《陈序经与岭南大学》)

②这位谦谦君子，在30年代却是力倡“全盘西化论”的得力猛将，名字与胡适等风行一时。在极“左”年代一直为“全盘西化”罪名所累的陈序经，其生活方式与待人接物之道，却一直都是中国式的。终其一生，中国传统贤者“恭宽信敏惠”的操行，在陈序经身上有很鲜明的体现。

(摘编自陆健东《陈寅恪与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

摘下星辉献母亲

——追忆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

王俊禄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万物抽穗拔节的小满时令，记者来到瑞安曾联松广场。广场上，曾联松铜像吸引着游人驻足：红色的花岗岩基座，古铜铸就的身姿，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举首凝眸，似在仰望天空构思五星红旗，似在眺望天际那一抹金色的曙光。

曾联松，1917年出生在滨海小城瑞安的书香人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学的并不是美术设计，似乎是神来之笔，他“摘”下“星星”这个璀璨的意象，与共和国的标识紧紧相连。1938年，曾联松参加***，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1949年时，他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这家原属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通讯社，在5月上海解放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曾联松总觉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劲，总想多做点什么。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想：祖国新生，群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

据家人回忆，那段时间，他下班以后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两次地催促才肯下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日后的采访中，他吐露了心声：“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然而，仅有一腔热忱还不够，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要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那则征稿启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四项要求，他几乎能倒背如流：第一，要有中国特征；第二，要有政权特征；第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红色为主。

怎样才能在设计中准确而全面地体现上述的要求呢?特别是一、二两项，曾联松认为这是国旗设计立意中的关键，从美学观点来说，任何一种图案的设计首先要有立意，就像一篇文章一样，没有正确的立意，文章就没有灵魂。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更需要一个准确、贴切而深刻的立意。现在，这个难题就像一座碉堡拦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一下子还找不到它的突破口。冥思苦想，终于有一日，一阵委婉深情的沪剧唱腔从窗外飘来：“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

“星星，星星……”曾联松反复默念，突然找到了灵感：***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当年红军帽.上就有一颗红五星，用五角星这个革命的标志，来作为国旗的主体，不是很有意义吗?

经过十多天的绘图设计，他拿出初稿：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征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旗面红色相协调，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之端庄，但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开国大典，***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揿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30万群众一片欢腾。

“一得之愚献祖国，五星旗海壮山河。”曾联松生前曾写诗表达自己为伟大祖国设计国旗的无上光荣。

从1947年起，曾联松就居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上，直到1999年10月19日去世。他一生简朴，甘守清贫，平时弄堂里进出，总是穿着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夹个皮包。弄堂里的人很少知道，他是我们国旗图案的设计者。

他用一辈子的生命追求一个信念：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不忘初心，不改赤子情。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自念一生坎坷，书剑无成，贡献很少，报国不多。每临清苦能‘信念’不移。值此国际风云多变，幸中华自强，国运亨通，柳暗花明，经济振兴，令人欣慰。”

（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5月31日）

晒出一片秋实

洪忠佩

篁岭村的日子滑入秋天，家家户户的晒楼便展现出一幅幅晒秋图，明艳、质朴，既有齐白石画中的笔墨意趣，又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新鲜生动。鳞瓦、屋檐，恰到好处地成了画框，布局简单，却在交叉中有变化，搭配得近乎完美。走进篁岭村的一刹那，我的双眼立即被这样的画境吸引住了，甚至忘了看村口花圃的颜色，以及木坊上“渔樵耕读”的雕饰。

其实，篁岭的出身平凡，只是婺源石耳山上的一个典型山村，一百多户人家，挤挤挨挨地蛰居在山腰上。在久远的年月里，满山翠竹青松，水口林立着红豆杉、香榧、香樟、枫香，其地多竹，大者径尺，历史上，此地的竹海也相当壮观。篁岭山陡路窄，很难看到一块宽敞的平地，村庄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是两层的结构：墙脚山石砌起，一层大门口朝着路，二层开后门架天桥临着山，屋顶鳞瓦，墙体斑驳，大体是黑白色调，也有黄泥红砖裸露的砖墙。而五桂堂、怡心楼、书院、客馆，无不精雕细刻，称得上是村庄有名的大屋。山村周围，茂林修竹，屋宇之间，鸡犬相闻，依然透着原始村落的生活气息。

秋日的篁岭，天蓝得纯净，树绿得清亮，环境、空气都可以养眼洗肺。村庄一家一户楼堂前的晒栏，几乎都是用16根或者18根杉木从楼堂前抵墙而出，面朝天空，平整，伸展，放上竹编的晒簟晒盘就成了无遮无拦的晒场，当地人称之为晒楼。篁岭人家晒作物没什么讲究，山里种的、地里长的，什么赶上就晒什么，辣椒、紫苏、稻谷、黄豆、皇菊（菊花）、柿子……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山野田地的收成都晒起来。而晒楼上色彩最为浓烈的，当属辣椒和稻谷——粉墙黛瓦，配上那一盘盘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稻谷，正是一幅明艳而恬淡的画卷。如果说，鳞瓦与马头墙展现的是篁岭徽派建筑的“密”，那么天井与晒楼无疑是村落民居的“透”。在篁岭，农家的收成是不必问的，一看晒楼就知道。秋日里，我在天街边走近一位坐在长凳上切辣椒的老妪，她看上去有60多岁，头系方格子的阳袱（头巾）。她把两个或者三个辣椒并拢按在刀板上，一刀接着一刀，刀法娴熟，切下的辣椒一圈一圈的，散在刀板上，水滋滋的，鲜润得很。等装辣椒的竹篮够上一晒盘了，就搬到晒楼上去晒。于是，空气中飘浮着一股辣辣的气味。色泽诱人的辣椒经不住晒，阳光一照就蔫了，原本满当当的晒盘晒簟里便留出了许多空隙。篁岭女人的美是呈现在日常劳作中的，她们永远是晒楼的主角。趁着好天气晒作物，虽然忙前忙后，她们的言谈举止中却有闲适自得的一面。她们觉得生活很简单，日子就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有饭吃有事做就够了。往往，她们关注更多的是一家人餐桌上的鲜香。

从一家两家，到一百多户人家纷纷把晒盘晒簟里的辣椒晒出来，那是何其壮观的场景！穿过高低不平的巷子，平视或者俯视，我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篁岭的晒秋图，感受篁岭人家对农耕文明最原生态的表达。在篁岭村水口至木坊的青石板路边，有一组二十四节气的石雕。是的,一茬一茬，田地作物在生长轮回，还有什么比生命更有奥妙呢？二十四节气石雕的对面，是篁岭人家的开山之作——层层叠起的梯田，每年秋天，这里都蓄势一场稻浪。在稻子收割的日子里，篁岭人家的晒楼更加丰盈明艳。

晒秋，一个多么形象的词。面对篁岭人家晒出的一片秋实，我看到了村人农耕生活的质朴，以及这片土地的殷实。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能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