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 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 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 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 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 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 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

溯源追踪，综合比堪，“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 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它是狭义“浙学”与 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文化建设和弘扬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尤其重视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应用。

历经岁月磨合凝练，“浙学”内部的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为地域学术文化传统，逐渐凝练出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兼容并包”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2019年3月29日《文汇报》，有删改）

宋元山水画经历了北宋(主要是前期）南宋、元这样三个里程，呈现出彼此不同的三种面貌和意境。

“无我之境”中的“无我”，不是说没有艺术家个人情感思想在其中，而是说这种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甚至有时艺术家在创作中也并不能自觉意识到。它主要通过客观的描写对象，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从而这种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也就更为宽泛、广阔、多义和丰富。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便是这种优美的“无我之境”。它并没有直接表露或抒发某种情感和思想，却通过对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作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北宋画的“无我之境”由于不使用语词，因此比上述陶诗还要宽泛。五代和北宋的大量作品，无论是关全的《大岭睛云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董源的《潇湘图》以及巨然、燕文贵、许道宁等，都客观整体地把握和描绘自然，表现出一种并无确定观念、含义和情感，但具有多义性的“无我之境”。

如果看一下南宋马远、夏圭等那许许多多的小品：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我们就会发现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它不再像前一时期那样宽泛多义，而是要求得更具体和更分化了。尽管标题可以基本相同，但由画面展示出来的情调诗意却并不完全一样。应该说，比起北宋那种意境来，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是小多了，一角山岩，半截树枝都成了重要内容，占据了很大画面；但刻画却精巧细致多了，自觉的抒情诗意也更为浓厚、鲜明了。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在这里有更多的直接表露。但相对于下一阶段来说，它又不是。因为无论是在对对象的真实描写上，还是在抒发主观情感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

上述第二种意境可以说是形似与神似，写实与诗意的融合统一，矛盾双方处在和谐状态中。但形与神、对象(境)与主观(意)这对矛盾的继续发展，在元代社会氛围和文人心理的条件下，便使后者绝对压倒前者而直接表露，走到了与北宋恰好相反的境地：形似与写实迅速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极力强调的是主观的意兴心绪。自然景物不过是通过笔墨借以表达“不能不尽”的主观心意罢了。“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这当然是标准的“有我之境”了，它开拓了宋元山水画中的第三种意境。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百岁杨绛亦芳华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年满百岁了。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魅力。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1978 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向75岁的杨绛颁授“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其后，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到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在杨绛先生住宅小区的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很多人都为此感叹，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钟书在世时的旧样。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钟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百岁老人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后，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已累计到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要学会享受做一滴清水的快乐。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摘自《深圳特区报》）

绿色时尚在两晋

①中国传统的漆色，上溯夏商，下及明清，绵绵几千年沿袭到今天，几乎都是以红、黑两色为主流的。故宫午门两扇高大的朱漆宫门，象征着权力与威严，至今还令参观者有一种压抑的肃然起敬。即便远离京都的江南宅第，红漆的灯笼与黑漆的侯门相映成辉，也象征着财富与身价。民间更把红与黑比喻为生死两极，使这两种漆色充满了哲学的玄机、充斥着日常的生活。

②但是，细细咀嚼中国的历史，却发现也有例外。在频频改朝换代中一个很短暂的两晋时期，却另有一抹清丽的亮色。晋人爱绿髹，文献有记载。王羲之有一篇著名的《笔经》称，有人“以绿沉漆竹管及镂管见遗，录之多年，斯亦可爱玩。讵必金宝雕琢，然后宝也。”他喜欢绿沉漆的笔管，以为并非一定是金宝雕琢镶嵌的笔管才算名贵。《太平御览》叙说了南朝初期一个官官相妒的故事：“元嘉中中丞刘桢奏，风闻广州刺史韦朗于州作绿沉银泥漆屏风二十三床，请以事免朗官”（用绿沉漆髹饰的名贵屏风，一次就作了二十三床，当官的实在太奢华）可见在两晋时期，从朝廷到州官，从文人到百姓，都以绿髹为时尚，在以黄、红、黑为封建原色的社会里，这种绿色时尚确实称得上是一种叛逆色彩。

③缘何两晋时代以绿沉之髹作为时尚？夹在战乱间隙中诞生的两晋难有汉武盛世那种霸气，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沿袭着三国遗风，显得鞭长莫及，政治氛围的宽松、平和使得士大夫阶层崇尚自然本色的理念得以充分的展示。西晋时，南方战乱较少，中原大族纷纷南迁，这批闲适人士生活上依然优裕，礼法对他们的约束又疏松，与南方本地一批从事文化活动的士族阶层相结合，在文学、经学、博物、艺术等领域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正是这批文人雅士厌倦战乱、向往宁静，厌倦大红大黑的世俗色彩、向往寄情山水的自然本色，倡导绿髹成了生活时尚。陶潜《归园田居》中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有“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王羲之有兰亭文会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名篇；七贤名士更是怡淡闲适于竹林深处，用绿色来包裹视野、包裹生命。绿色之髹正是体现了士大夫阶层对皇权色彩喊“不”的人本精神，也得到了社会民众的认同。

④还有一个因素。自三国、西晋以来，制瓷业发展迅猛，青瓷与漆器第一次在手工领域碰撞，青瓷的翠色对传统朱、黑色彩形成了色流时尚的挑战。漆器向瓷器靠拢，着上了绿色的时装，当然，瓷器也向漆器靠拢，则是参考了漆器的器型，丰富了自己的品种。总之，这是一个瓷器、漆器相互竞争、相互发展、并驾齐驱的时代。

⑤绿沉漆始制于两晋，鼎盛于两晋、南北朝（其流行可尾延到宋），为文献所记载，但是那个时候的实物却一直无处可觅，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陕西法门寺塔藏中才发现了一件唐代绿沉漆金平脱钵，让我们在千年猜想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解读绿沉之色的“黑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