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载体，经学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可以从文史哲角度研究经学，但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道咸以后，清朝社会政治系统已开始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譬如在与西洋交涉中，曾国藩所一贯主张的“以诚待人”其实并未真正得到遵守。许多中西交涉最终只能以战争形式解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不只是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是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如孙诒让、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后期)、唐文治、梁漱溟等已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极有争议，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人文学科，也包括社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抉发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显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因古礼的原则在汉代以后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深入清理，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一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还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当然，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正在为之努力，期待陆续看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

北京的“大”与“深”

外国观光客如何感觉北京姑置不论，来自人口稠密的江南城镇而又略具历史知识的本国旅游者，他们所感到的北京的大，多少应当由元明清三代帝都的那种皇城气象而来。初进北京，你会觉得马路广场无不大，甚至感到过于空阔，大而无当，大得近于浪费。由天安门下穿过故宫，则像是走过了极长的一段历史。于是你又由“大”中感到了“深”。

久住北京，已习惯于其阔大，所感的大，也渐渐地偏于“内在”。似乎是汪曾祺吧，于香港街头见老人提鸟笼，竟有点神思恍惚，因这种情景像是只宜在北京见到。无论世事有怎样的变幻，护城河边，元大都的土城一带，大小公园里，以至闹市区马路边人行道上，都会有老人提着鸟笼悠悠然而过，并无寂寞之色，倒是常有自得其乐的安详宁静。老派北京人即以这安详宁静的神情风度，与北京的“大”和谐。

大，即能包容。也因大，无所损益，也就不在细小处计较。北京的大，北京人的大气，多少应缘于此的吧。跻身学界，对于北京城中学界这一角的大，更有会心。北京学界的大，也不只因了能作大题目大文章发大议论，凭借“中心”的优势而着眼处大，人才荟萃而气象阔大，更因其富于包容，较之别处更能接纳后进。哲学家任继愈写北大的大，引蔡元培语“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说“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北大的大，也因北京的大。当年蔡元培先生的治校原则，或许最能代表北京的一种文化精神。

至于其“深”，天然的是一种内在境界，非具备相应的知识并有体会时的细心，即不能领略。天下的帝都，大致都在形胜之地。龚自珍写京畿一带的形势，说“畿辅千山互长雄，太行一臂怒趋东”；还说“太行一脉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气蹲”。见惯了大山巨岭，会以为如北京西山者不便名“山”，但这一带山却给京城气象平添了森严。居住城中，瓦舍明窗，但见“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于薄幕时分，华灯初上，独立苍茫，遥望远山，是不能不有世事沧桑之感的。即使你无意于作悠远之想，走在马路上，时见飞檐雕梁的楼宇、红漆金钉的大门，也会不期然地想到古城所拥有的历史纵深。

直到此时，你还未走进胡同，看那些个精致的四合院和拥塞不堪的大小杂院。胡同人家是北京文化的保存者。四合院是一种人生境界，有形呈现的人生境界，生动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安分、平和，彼此间的有限依存和有节制的呼应。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英国人表述其对中国式家庭关系层次的印象：“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这种关系结构，推而广之即至街坊、邻里。“四世同堂”是胡同里老辈人的理想，包含其中的“和合”也被用以构造胡同秩序。厚积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中的文化，是理解、描述中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不但故宫、天安门，而且那些幸运地保存下来的每一座普通民居，都是实物历史，是凝结于砖石的历史文化。你在没有走进这些胡同人家之前，关于北京文化的理解，是不便言深的。

就这样，你漫步于北京街头，在胡同深处谛听了市声，因融和的人情、亲切的人语而有“如归”之感。或许你有时会为古城景观的破坏而慨叹不已，但仍能发现古城犹在的活力。

北京是与时俱进的。这古城毕竟不是一个大古董，专为了供外人的鉴赏。即使胡同人家又何尝一味宁静——燕赵毕竟是慷慨悲歌之地！

旧时的文人偏爱这古城的黄昏，以为北京最宜这样的一种情调。士大夫气十足的现代文人还偏爱北京的冬天，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认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这自然多半因了士大夫的“有闲”。今天的人们，或许更乐于享用生气勃勃激情涌动的北京之春。他们也会醉心于金秋十月：北方天地之高旷，空气的净爽，于声浏亮^（1）的鸽哨中尤令人感得真切。北京是总让人有所期待的，,她也总不负期待，因而你不妨一来再来。写到这里，发现自己早已是一副东道主的ロ吻。我有时的确将北京视同乡土了。静夜中，倾听着这大城重浊有力的呼吸，我一再地想到明天，破晓后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将给人们带来些什么？

（取材于赵园的同名散文）

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