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等11部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提出“要把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长期以来，实践教育环节薄弱甚至缺失，已成为制约我国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瓶颈。当今教育面临的最为问题是没有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导致大多数学生没有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旅行超越了教材、课堂和学校的局限，向自然和社会领域延伸，能唤醒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积极进入情境中，自觉地参与实践活动，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主动精神和实践能力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节选自《光明报》:《研学旅行将纳入教学计划》)

材料二

研学旅行既有“研学”，又有“旅行”，两者缺一不可。相比于传统的课堂内进行教学的学科活动，研学旅行课程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可控性、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更多的是呈现了无规律、不可控和非连续性的特征，这就要求在研学旅行出发之前做好准备，而且不同于传统课程的新课预习那样简单准备。在研学旅行实践活动中，老师相当于导演和编剧，而学生才是主角，老师安排了一台戏，写好剧本，但是学生如何“演绎”好这台戏，不仅需要有好的剧本，还要有好的“导演”。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发挥主角作用，体现主体意识，真正地融入到研学旅行实践中，才能真正地把这台戏唱好。学校和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不能“背着学生走”，应做一个引导者，引导学生参与研学旅行的设计，将研学旅行的过程变成学生发现自已、完善自己、成就自己的过程。

(节选自搜狐教育2018年7月17日《研学旅行实践，学生才是这台戏的主角》)

材料三

溯源研学旅行历史，日本最早开展。从1965年起，日本用近50年的时间做到高中渗透率98%，初中渗透率95%，几乎全部中小学生都参加研学旅行。而中国的研学旅行，目前渗透率仅5%左右。不少学校以安全风险理由，不让学生参加研学旅行。更有不少学生家长以“分数至上”为原则，认为研学旅行是无用的，与孩子取强好成绩、考取名牌大学相比无关紧要，从而使得研学旅行成为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农村学校，开展研学旅行活动更会面临国减乡经济发展还不平衡而带来的经费匮乏、意识淡薄、研学资源缺乏、教师素质欠佳等困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家长，都不能越俎代庖，替孩子回答一切。要想让孩子“知道梨子的味道， 就要亲口尝一尝；学会游冰，就要在水中练习”。

(选自2018年10月10日(《中国教育报》:(莫让研学旅行成为奢侈品》)

李清照说：“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她最早指出词是有别于一般诗歌的一个流派，有它的历史意义。

词在中唐以后流行，它为晚唐五代以来诗人在五七言诗体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诗形式，而且体裁比五七言诗更丰富多彩。根据万树《词律》所列，就有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多体，实际还不止此数。然而词在中晚唐开始流行时，五七言诗已发展到极盛的阶段，举凡封建社会各方面的题材，如田园、山水、边塞、闺情，以及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都有大量名篇流传，在诗坛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使后起的词人不容易在各方面跟它争奇竞胜。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讲究句调平仄的格律诗，词的调子更多，可以适应不同的内容自由选用。这比之只有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等几种格调的近体诗，有它的优越性，但就每个词调看，它的句调平仄比近体诗有更严格的限制。如比之篇幅长短不拘、声律限制更少的五七言古体诗，形式上的束缚就更多。词在从中晚唐到南宋的流传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不少优秀的词家，却始终没有取代五七言诗的传统地位，成为诗人们普遍掌握的形式，像五七言诗的逐步取代四言和骚体诗的地位那样。向来认为词创作成就最高的宋代，除了柳永、晏几道、李清照、辛弃疾等少数词家外，像欧阳修、苏轼、陆游、范成大等大多数诗词兼擅的作家，仍是以主要力量写五七言诗的。这除了受魏晋以来五七言诗的传统影响之外，还由于词调本身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中唐以后，出现一些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市民阶层壮大，妓乐繁兴，需要有一种新的诗体，配合当时在城市流行的乐曲，比较细致曲折地表现城市人民的生活，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从中唐以后，农村流行的歌谣大多数仍不出五七言，而城市里新兴的长短句歌曲越来越多。在宋元以来的说唱文学和戏曲里，长短句的词曲更居于压倒优势，使五七言诗体仅仅在定场白或下场诗里偶然出现，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从现传唐代民间流行的敦煌曲子词及最初文人拟作的词调看，题材本来相当广泛，然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文人写的词调却逐渐集中在妇女情态的描写上。因为初期流传的很多词调来自民间，最初出现的文人词也多数是直接模拟民间歌曲的，到了中唐以后，妓乐繁兴，许多新出词调往往是在歌妓的传唱过程中为文人所掌握。这些歌妓是封建社会受压迫最深的妇女，她们既比较熟悉各种妇女的生活，自身又各有其惨痛的经历。这样，她们在唱词时既容易流露自身的不平，往往也倾泻出一般妇女的痛苦。如敦煌曲子词里的两首《望江南》：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去那人攀，恩爱一时间。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后来有些文人嫌这些歌妓们唱的词过于俚俗，自己动手来写。为了适应歌妓的声口和情态，他们的歌词虽然比较华美，内容仍不出痴男怨女离别相思的调调，只是作品所表现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已不及早期歌妓们传唱的词调强烈，生活气息也没有那样浓厚。正是在这种创作情况之下，形成了词的传统风格：“以清切婉丽之词，写房帏儿女之事。” 从北宋以来，词这种传统风格虽不断为少数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关心国计民生的词家所突破，却仍然影响着后来绝大多数的词家，直到清代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前人以婉约派为词的正宗。婉约派总的看来成就不及豪放派，却更多地表现了词的特点，表现了这“别是一家”的词有别于五七言诗的风格上的特点，这特点是从晚唐到宋初，在词的长期创作过程中形成的。

（摘编自王季思《词的欣赏》）

（二）

紫砂是陶的一个特殊种类，盛产于宜兴丁蜀镇一带。在丁蜀镇蜀山西南片300米左右范围内，考古人员重点发掘了一个废弃物堆积层和一座清朝中期停烧的古窑址，从中采集到了大量从明末清初到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紫砂残片。这次发掘新发现了许多紫砂款式，款式类型多样，有堂斋款、人名款、店号款、诗联款、年号款、花款、器名款、伪托款等。早期地层中的款识以刻款为主,晚期地层中的款识多为印章款。

由于缺乏充足证据，紫砂的起源一直颇受争议。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传世实物，考古界一般认为紫砂始于明代。1976 年，宜兴红旗陶瓷厂在丁蜀镇羊角山施工时，发现了一座古窑址，根据窑址堆积层中发现的北宋时期的乱砖以及众多早期紫砂残片，考古人员推断紫砂应始于北宋。但这一论断在学术界颇有争议。杭涛认为，仅

凭北宋时期的乱砖就推断紫砂始于北宋不太科学，而且在宋元时期的墓葬中没有发现过与羊角山窑址发现的紫砂器相近的陶器。

“从这次考古发掘来看，可以初步断定紫砂被有目的地使用应始于明中晚期。”杭涛表示，明早期墓葬中从没出现过紫砂器，最早一件是南京市博物馆在明代太监吴经墓中出土的一把嘉睛年间的提梁壶。这次考古发握在废弃堆积层的最下层发现了部分常砂陶片，其中壶嘴的形制和“御接”制法、高领带攀罐的口沿形制等与江苏全坛明代并内出土的明晚期的紫砂壶绿造型上基本一致，由此可以推渐这些应是明代紫砂。这也为今后进一步考古发掘提供了方向，为解决紫砂起源问题提供了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