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走进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迎面而来的仿佛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一座长方体建筑被一个椭圆形的开口直接穿过。建筑内部，一个巨大的球形报告厅占据了大厅的中央位置，如同“天眼”凝视外界。环视四周，围绕报告厅逐级上升的阶梯与高挑的空间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带来如同海浪起伏般的景观效果……近日，几张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的照片在网上迅速“爆红”，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这座图书馆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它用现代建筑理念和方法创造了一个科技感和美感十足的巨型中厅，让读者拥有极大的阅读、交流以及想象的空间。”滨海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宋俊生介绍，“我始终认为，图书馆并非一个简单的陈列空间。它以丰富多样的、多载体形式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长期积累的文缺信息为基础，是知识与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地。它囊括中外，兼及古今，能够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育艺术素养进行全方位的熏陶。它们或历史悠久、庄严肃穆，或年轻灵动、充满生机，不应该都长着相似的面孔。”

（摘编自陈建强、韩寒《用书籍涵养一座城市的品格》，2017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有学者做调研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超过60%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城镇居民中有接近40%的中小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去过图书馆，有超过20%的居民不知道本地公共图书馆，仅有4%的中小城市有图书馆的道路标识。国家图书馆研究院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很低：2013年我国公民图书馆持证率只有2.5%，而美国是68%，英国是58%。2013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到馆0.36次，美国人均到馆5.1次。

（摘编自柴林红《探究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书香社会”的对策》，《图书馆工作》2017年第1期）

材料三：

2010—2013年江西各级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及购书经费统计表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2014年）统计得出。

材料四：

在河南许昌市鹿鸣湖畔的一座钢构玻璃房内，一名年轻女孩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手边放着刚从超市提回来的购物袋。她说，这里环境好，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湖，而且借阅方便，离家也近，哪怕是买莱的间隙，她都会进来坐一坐。

这座玻璃房便是2017年9月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它是融智慧图书馆、便民志愿服务站为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许昌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路段共建成了12座这样的玻璃房。

随意走进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玻璃房，通透宽敞，布置整齐。大书架上，各类图书琳琅满目。阅览案椅旁摆放着自助办证机、电子图书借阅机、自助借还书机等。此外，玻璃房内还设有应急小药箱、针线包、雨伞架等便民服务设施。

当阅读逐渐实现“零门槛”，氤氲的书香将成为城市最有朝气的文化标签。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如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读，藏于图书馆的书变成了市民的手边书和案头书。

（摘编自史林静《河南许昌：“家门口的图书馆”构筑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2017年11月10日新华网）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合一”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宋代哲学家张载曾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显然，张载强调：从对立到和谐，不仅是天地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这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人类社会法则）和天道（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节选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

宜居，重在环境保护，它虽然也是环境美学肯定的，却又是环境保护学、环境生态学所共同的，并不是环境美学的特殊性所在。利居，重在环境开发，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明显地在利用环境，而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人与环境命运相共，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情感性，宜居，重在生态，利居，重在功利，只有乐居，才重在情感，而众所周知，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深刻的心理因素，是人之为人之根本。文化性，说明乐居是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的，它建立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的基础上，而且它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在某种意义上，乐居这一概念是与幸福概念相通的，而且它就是幸福的代名词。环境美学将乐居作为环境美的最高功能，实际上它成为人类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

人性化，或者说以人为本，在环境建设上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就要落实在乐居这一层面上。宜居、利居，均也是以人为本的，但不是最高层面，因为在宜居和利居的层面上，人性没有充分地肯定，只有到达乐居层面，人性才获得充分地肯定。人在环境方面的全面需要才得以满足。

从以人为本的维度来看环境建设，山水园林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是最能满足人性的，而且也是最能令人乐居的。

山水园林城市，首先是是自然较一般城市多，它有山，有水，能充分满足人对自然的需要，人本来自自然，然当人们为了功利的需要，涌进城市以后，这城市为了满足人对功利的贪欲，不得不削山填水，城市是原有的青山没有了，碧水没有了，有的只是成片的钢筋水泥森林。生活这样的森林里，人的内心是极度恐慌的。山水园林城市，将已经被人们赶出的自然请了回来，这就满足了人的亲和自然的本性。山水园林城市虽然自然山水多，但是它并不缺少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山水园林城市中的山水不是原生态的山水，而是按照艺术原则，加工过建设过的山水。由于山水园林城市全面满足人对自然、对文明的需求，因此，它是人类最为理想的生活场所，是乐居的首选之地。

（选自《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