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会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按时看日出的人

王开岭

上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

“按时看日出”，我猝然被这句话击中了。

一位面壁写作的世界级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平常不过的景象当做一门必修课来面对……为什么？

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它——

刚刚苏醒的树木，略含咸味儿的风，玻璃般的草叶，潮湿的土腥味儿，清脆的雀啾，充满果汁甜香的空气……还有远处闪光的河带，岸边的薄雾，怒放的凌霄，绛紫或淡蓝的牵牛花，那蛋壳般薄薄的静……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闭合”；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绽开”，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被新的热量所充满。

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净、最清澈、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生命最易受鼓舞、最能添置信心和渴望的时刻，也是最能让青春荡漾、幻念勃发的时刻。像含有神性的水晶球，它唤醒体内某种沉睡的细胞，使我们看到远方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想、光阴、生机和道路……迎接晨曦，不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力量作用于人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对视，有机会认真地打量自己。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个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

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又是怎样过的呢？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

或许只有寥寥几次吧，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早晨（可能是怎样的疲惫和不情愿啊），或偶尔登山观景之时。而更多的人或许一次都没有！一生中的那个时刻，我们无不蜷缩在被子里，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第几万次地打着呼噜！

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已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的。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

多少年，我都没有因光线而激动的经历了。上班的路上，挤车的当口，迎来的已是煮熟的光线，中年的光线。

即使你偶尔起大早，忽萌看日出的念头，又能怎样呢？

都市的晨曦，不知从何时起，早已变了质——

高楼大厦夺走了地平线，灰蒙蒙的尘埃，空气中老有黏黏糊糊的感觉，老有挥之不散的汽油味儿，即使你捂起了耳朵，也挡不住出租车的喇叭声……没有纯洁的泥土，没有旷野远山，没有庄稼地，只有牛角一样粗硬的黑水泥和钢化砖。所有的景色，所有的目击物，皆无水洗过的那种鲜艳与亮泽、那种蔬菜般的翠绿与寂静……你意识不到一种“新”，感受不到婴儿苏醒时的那种清新与好奇，即使你大睁着眼，仍觉像在沉沉的昏睡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楼拜比我们幸运得多。

“按时看日出”，是生命健康与生活积极的一个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种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是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让我们呼唤真正的日出，愿我们在那一刻能真正醒来。

——摘自《中国青年》

生肖文化及其起源

“生肖”指的是人出生之年的属相，一共有十二个，通称十二属相或十二相属，分别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种动物又同十二地支两两相配。我国传世的书面文献中，最早记录十二生肖的是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后世的人们认为人出生在哪一年就属那一年的动物。“生”者，所生之年也；“肖”者，类似、相似也。生肖之说成为中国民间普遍流行的计生年和计岁、排辈分的符号体系，两千年来已妇孺皆知。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各族人民的喜闻乐见和高度关注，生肖之说从简单的记时原则发展为具有弥漫性质的文化现象，历久不衰。然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象征编码系统，生肖还有神秘莫测的一面。比如说为什么是十二个，不多也不少？是怎样产生的？起源于何时？为什么与十二地支相配？十二种动物的排序有什么根据？为什么其中十一种动物都是现实中所有的，唯独龙却是现实中没有的呢？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人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一文认为：“此肖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希腊、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这一看法突破了生肖起源研究的封闭视野，但因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源于巴比伦之说尚不能令人信服，而汉代之后才有生肖的老观点也被新的考古发现纠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在其著作中举出洪水神话、双头鹰造型、黄道十二宫等作为文化传播转移的例子，一方面承认文化传播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反对“泛巴比伦主义”的极端做法——将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明都追溯至古巴比伦。他承认中国生肖的本土起源，但也还是不排除外来的十二进位制对中国的影响。

生肖说的产生同“十二”这个神秘数目有着不解之缘,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天文学也确实最先将“十二”作为基数和模式数字来使用。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他文化中的这个数字都和巴比伦有关系。我国瑶族布努人的史诗《密洛陀》中讲到女神开天辟地的方式：“她叫风变成十二根天梁，她叫气变成十二根地柱。”这些用法都把十二的神秘性建立在基数或极限数的象征意义上，然而瑶族的这种数字观很难说同巴比伦人有什么关系。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确认十二为基数呢？当我们带着上述疑问浏览文化史上的这个模式数字时，不难发现它的同古人“仰观天象”有关。希罗多德《历史》第六卷中提到“雅典人正向十二神奉献牺牲的时候”，这里的“十二”是天神的象征数。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十二神与西方式的十二生肖即黄道十二宫相对应，因为其中讲到十二神乘马车在天上“运行满了一周”。中国人的十二地支表面上看是同地联系的，但这也只是相对于“天干”而言。近有学者考证，由子到亥十二地支之名都来自于太阳的周天运行。《春秋左传注•哀公七年》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礼记•郊特牲》谈到天子之郊祭时说：“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注云：“天之大数为十二。”

这些说法似乎在暗示：十二之数来自天象。而天象与历法相对应，所以作为基数的十二最初均用在天文历法方面，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