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名叫孙赫的男子在高铁霸占他人座位，出言不逊，并不听警察劝阻。此后网友又陆续曝光出各种各样的“坐霸”。铁路部门翻遍了整本《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都没有发现什么好用的条款，于是只好回应说：“涉事男乘客的行为属于道德问题，不构成违法行为。”

(摘编自2018年9月3日《中国新闻周刊》)

材料二：

材料三：

新京报：道德“滑坡”的观点是转型后才出现的，很大程度上是将此归因于市场经济。在你看来，事实是这样吗？

高兆明：尽管社会道德状态与市场经济实践有关，但不能将社会普遍道德失范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

第一，在市场经济建立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上，也有道德败坏、拜金主义、极端自私自利的现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社会，未必是道德风尚败坏的社会。

第二，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就没有积极的人文价值？黑格尔、斯密、马克思等思想大家对市场经济人文精神的分析很充分，都有自己基本的看法，对市场经济的人文价值并没有取绝对否定的态度，相反，还在相当程度上给予积极肯定。主体、主体性精神、权利、契约、规则、法治、合作等精神，是市场经济建设对社会人文价值精神的积极贡献。

(摘自2016年12月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材料四：

黑格尔曾明确区分“道德”与“伦理”。黑格尔的“道德”指向个体自我立法、良知美德，“伦理”指向社会自我立法、秩序规范、正义制度。黑格尔强调“道德”须以“伦理”为内容并在“伦理”中实现，其目的之一是要揭示：只有在正义的社会秩序中，个体的理性能力才能正常发挥，才能真正谈得上自由意志。

道德类型奠基于互为目的的合作性社会关系。合作性社会关系以“相互性”为规定之一。“互善”的相互性尽管不同于“互利”的相互性，但是在根本上却离不开“互利”的滋润。在一个开放性社会过程中，如果“善意”是单向的，如果“善意”始终没有“互善”“互利”滋养，那么、除非是在纯粹宗教精神的意义上，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

(摘自2017年7月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材料五：

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后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其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

(摘自2018年08月24日《光明日报》)

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

姜晓云

钱基博，字子泉，江苏无锡人。他十岁在经学教育基础上从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学习史学。十一岁熟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十六岁作四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刊于《新民丛报》，梁启超亲自写信鼓励。青少年时期，钱基博先后接受国学、科举、新学（改良主义）、西学（近代西方的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的思想。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他在成为国学大师前，有一番独特的成长经历：江西提法使陶大均招之入幕，筹办司法改良；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后随部队驻镇江；应邀请，先后历任十多所大学教授；应内兄王蕴章邀约，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副主编，发表文学作品。

钱基博先生对经史子集有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情国故”也有独到看法，“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钱基博自传》)。四书五经，都在先生“考镜源流，发明指意”之列，重要的史书、史论，能“观其会通”。周秦诸子均有涉猎。先生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并不过誉。张謇读钱基博先生文而感叹说：“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基博先生“以文章教学后生”，治学与教学紧密相连，诚如《钱基博自传》所言：“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先生提倡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在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之后，将自己的创作成果直接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比较中提高。重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变圣约翰大学重英文而轻国文这一教学现状，主动开设中国文学史，其名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因民族救亡需要，西学被大量引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到学术界的片面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力求以古为新，“发国性之自觉”(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在《治学篇》中，先生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示人以治学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始，叙其流变，条理通贯，别有会心。”

这一时代，“学潮激荡，长傲纵欲”，以至于许多学生忘了读书使命，有些大师也“与为町畦”，甚至“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而先生“严气正性，不与诸生翕翕然。……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钱基博自传》)。

1938年先生来到抗战前沿，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并为守军讲授《孙子兵法》,将此书作为学校教材，以图激发学生爱国热情。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学院被迫西迁，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国。先生的这种身体力行，为中国“找出了精神的新泉”。抗战胜利后，先生受聘于华中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其子钱锺书等均选择留在国内。1950年先生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1952年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

钱基博先生的学行，有一种精神贯串其中，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人生历练，更主要来自学术的砥砺。先生学术上的自信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胡适作为光华大学同事，梁启超作为前辈大师，先生不为“亲者”、长者讳，秉笔直书。所以当先生“以稿相示”梁任公，“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先生的这种自信，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高度的自觉，具有永恒的价值。

钱基博是学行结合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相关链接：

①百年之大计在树人，而树人必先自树；倘社会动荡而吾亦与为动荡，无心问学，以自暴自弃；长此以往，天下之读书种子将绝，聪明亦以渐灭，人道或几乎息，此则吾之所大惧。

（钱基博《答诸生论今日之大学》）

②在对待东西文化方面，钱基博认为中西文化乃异质不同之文化，非有先进、落后之差别，肯定东方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反对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或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

（孔祥增《文化两昆仑：钱基博与钱穆》）

《红楼梦》和中华文化

周汝昌

《红楼梦》以前的章回体“稗官”“野史”绝无如此弘广深厚的文化内涵容量，曹雪芹以前的作者群，也不曾有过像他这般才情灵慧的大手笔：两者凑泊，形成了诞生这部伟大的文化小说的历史条件，正所谓前无史例，后继为难。

那么，这部小说究竟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哪些精髓、何等光芒呢？

简要而言，有两条主脉，贯串了全书。这两条主脉，并非我辈读者的臆想创说，实由作者自己明文提醒，即：一干裙钗、几个异样女子的“小才微善”。一部大书的主题眼目，豁然尽展于此。作者的文风，语淡而意谦，然其含蕴至丰。

 吾人须知：一“才”一“善”，便是雪芹对我中华文化这精髓命脉的最经济的简括和深识。

才是什么？一般理解大抵以为是指文才、诗才，在《红楼梦》而言更是如此无疑的事意。其实这是看错了。试看：一、无才可去补苍天--石头 二、才自精明志自高--探春 三、都知爱慕此生才--凤姐 四、试才题对额--宝玉 五、才选凤藻宫--元春 六、才华阜比仙--妙玉。这些例中，只有宝玉所试之才实指文才，其余诸人，皆非此一狭义可限。最明显的是探、凤二例，凤是今之所谓文盲，其才与诗文了无干涉。元春入选，明言是由贤德。妙玉的才，以仙为喻亦非仅指能诗而已。这样一说，则《红楼梦》所重之才，所包甚为广博。

原来，“才”是中华大文化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节目，是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一种高层次的认识感悟。在《易经》的《说卦》中就已提出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是谓“三才”的理念。“三才”概括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体性功能、生机动力，而人居三者之中，为“天地之心”，独占“性灵”之位。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哲思的另一逻辑形式。

天之才，表现为风云雷电，节序光阴。地之才，表现为山川动植，品类众生。人之才，则表现为智慧聪明，情思才干。所谓“天人合一”，实即“天人本一”，人也是天的一部分，也是天的精华体现。

所以，在《红楼梦》中原始根由是女娲炼石，石乃“通灵”——是为天人一体可以互感互通这中华哲思的“艺术解说”。

“才”，从汉字造字学来讲，它是植物生长而未成待展的意象——有如“半木”之形。而“华”即生命的升华，在植物表现为开花，在人则表现为“才华”。而才华者，在农工则为良耕巧匠，在士子即为诗圣丈宗，在妇女亦必心灵手巧，针黹皆能。此在古时，势所定才，“贵”“贱”分途，男女异致，而“才”的本质（体性）却是“其致一也”。

《红楼梦》首标一字曰“才”，其故在此。

有才者，必有情，“才情”一词，紧系两者，是以曹雪芹又曰其书“大旨谈情”。

那“微善”的善，又当何解呢？

“善”的包容量也十分广博，但，通俗地讲，它的主意义在于品德——品德与才情，正是我上文所标明的两大主脉。两者并驾而方轨，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亦即“鉴定”人的超标准尺度。

简单地“区分”：才属情，善属性。

 孟子主性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为旧时启蒙教材的第一义。《大学》开头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在曹雪芹书中竟两次分引过，堪称特例。贾宝玉公然宣称：除“明明德”外无书！

从这一点来看，曹雪芹所称于那些“闺女”（一干裙钗，异样女子）者，也应是“善”在性地心田——至少是以品德为主，而其他材具技能居次。

至此可知，一部《红楼梦》，主旨为的是给女儿传神写照，阐发幽光，而其所传，不离“才”“善”两端。即此一条主旨要义，亦足以可晓悟，这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名实相副，当之无愧，何用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