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以个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进取性文化。北方草原具有独特性，它既有深远悠长的民族牧歌情调式的生活方式，又有严酷杀伐的沧桑、厚重的历史，从而导致了草原民族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殊认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直接、密切，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突出，因而对自然的亲近之感、迫近之念、忧虑之情更为突出、深挚；它不似江南山水对人的细腻轻抚，更不像士子优游于小桥流水，流溢着别致而精微的艺术感触，而是将民族生存与自然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把对草原的关切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联结起来，发出了“草原不在、民族何存”的呐喊，汉代流传的《匈奴歌》就是其中代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架构起初步的生态美学桥梁。蒙古民族第一部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当中就显现着极为浓郁的生态观念。

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酷、险恶、千变万化，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存观念异常鲜明。草原民族生存的“动态”和“变化”的特点使人的适应能力和冲破自然环境束缚的能力分外突出。草原民族强调人在强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面前的力量、智慧、意志力，从而形成一种对英雄的崇拜的观念。《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和《蒙古秘史》中的札木合就是鲜活的例证，只不过后者还显现着强烈的崇信重义之美。

北方草原多地处边陲，因而在地域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又不得不产生与外界文化交融的必然性，于是草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出新的文化，对于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动机和活力较农业文化更主动、更积极。这在元代西域文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著名学者刘大杰曾称元代萨都刺的诗歌“代表了元诗的活力与变化的趋势”。也由于草原自然环境的险峻、生存的艰难，致使草原文化的忧患意识中多了一种实践意识和冒险精神。忧患意识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成长、成熟的标志，就农业社会而言，忧患意识往往侧重于对深厚精神苦闷的自我消解、自我提升；自我肯定、自我壮大是农业社会忧患意识的主体内容。草原文化景观下的忧患意识，虽然也是在生存困扰下的一种自我拯救、自我飞扬，也充满了焦虑、深痛之感，但并不专力于自我精神领域的别有洞天，而是将原始初民时期产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加以发展，剔除了其中包含着的精神层面的穷力追逐，进而催生个体抗拒灾难和挫折的行为力量。

（摘编自温斌《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的精神风尚》）

（材料一）

“不知中国画理，无以言中国园林。”中国画与古代建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绘画和建筑的关系在“界画”这里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交会点。界画发祥之时带有建筑草图的影子，它以描绘建筑物或者各种精致器物为艺术表现形式，绘制过程中通常需要用界尺来辅助画笔，勾勒建筑物或者器物的轮廓线。由于科学、形象地载录了以建筑及桥梁、舟车等为对象的古代生活原貌，早期界画的使用价值、档案价值或许更大于审美价值，一些早已消失于大火或历史云烟中的中国木质古建，得以如纸上纪念碑一样，被后世铭记、想象和怀念。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唐朝时官至工部尚书的阎立本既亲自参与设计图的绘制，又熟谙于山水。从他开始，建筑设计中的山水渐渐从原来的宫观效果图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纯的山水画。

中国古典园林正是以山水的画境为骨架的。山水画与古典园林建造，都基于人们想要亲近自然的愿望。造园大师计成为高官严嵩修建别墅庭院“积香炉”时，把严大人扔给他的两句宋诗“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筑出满目风情。唐代诗人王维，不仅创作了“画中有诗”的山水画、“诗中有画”的山水诗，还筑建了诗画结合的物质实体“辋川别业”。所谓“善画者善园，善园者善画”，山水画和园林在创作手法和思想上相互交织。中国园林重意境，重诗情画意，被称为“三维的中国画”，其美学境界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绘画、戏曲等艺术形态相契合。

在传统山水画中，画面的主次关系是很讲究的，如果喧宾夺主，画面就会混乱、平板。因此，山水画在构图时，首先要找出有特色的山和树作为主体。如明代戴进《关山行旅图》，画家将主峰置于画面中心，以精细的笔法描绘出主峰挺拔陡峭、直入云天之势；把江渚、远山以及水景放在次要位置，画得简括、浅淡，烘托出主景的雄伟、挺拔。整幅作品近浓远淡，富有层次，工细之中见豪放，雄伟之中见秀气。

古典园林的整体布局也很讲究建筑和空间的主从组合，通过对比实现主次分明、多样统一的效果。如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白塔，与其前面的琉璃佛殿，在色彩上形成洁白与金碧重彩的强烈视觉对比；塔的弧线造型和高居山顶的位置，更使其成为琼华岛乃至全园的主体建筑景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则以其巨大体量与四周建筑物形成对比，成为全园布局的主体和重心。此外，形状对比也是园林布局的常见方式。

中国传统山水画最忌将主题和盘托出，主张以含蓄的方式来表达画面的中心思想。要把握好这个火候，“藏”与“露”的拿捏非常重要。如元代王蒙所作《长松仙馆图》，画面下方近水的岩石与长松交错，松涛阵阵似可听闻，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中两处有藏有露的山居茅舍，传达了“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的意趣。

中国古典园林为表达园景意境的深邃，也会把某一景物通过山石、建筑、植物等遮掩一部分，使人看不到全貌，产生一种欲显而隐的含蓄美感。如苏州留园的石林小院，由于院墙、门窗遮挡了一部分山石，从院中看到的石林小景便呈现些许神秘感，表现出含蓄的审美情趣。苏州拙政园的花木隔、山石隔等更是运用这一造景手法的典范。

除了上文提到的“主次分明”“藏露互补”之外，“疏密有致”“动静皆宜”“虚实相生”等也作为传统山水画基本的绘画原则被古代造园家以各种形式广泛运用于造园实践中。

（取材于牧戈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蕴含的东方审美重新引发建筑界关注，我国一批前卫建筑师及学者开始致力于将园林思维引入建筑设计中，力求将园林式审美意识及空间营构方法移植和转译到建筑创作领域，探索中国当代建筑的本土化实践。

北京红砖美术馆是一座鲜见的内有当代山水庭院的园林式美术馆，整体设计汲取了中国造园艺术精髓，呈现出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园林式布局。美术馆设计精妙之处很多，一是遵循景观要素的布局法则，恰当处理山石、水流、墙体、植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山林、岛屿、山泉、沟壑等自然意象，演绎出中国古典园林山、水、林、石、人共融的绝妙意境。二是运用大量光影要素，通过变换窗洞口的大小、形状、角度、深度等，利用光影关系弱化空间分界，构成了蕴含东方审美观的共融式古典园林空间。设计者还运用了框景、借景、障景、漏景等中国古典园林的造景手法，行走其中，步移景异。如美术馆入口设计先收再放，营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安徽绩溪博物馆的设计实现了徽州文化与自然山水的有机融合与创新，是用现代建筑技艺与材料诠释江南园林文化、意境与空间的成功案例。整个博物馆参照古典造园法则设计立体化观景路径，池水、假山、瓦墙、水墙、古树、台阶、窗洞等相互掩映，共同构成悠远深邃的中国画式园林景观。

博物馆屋顶营造了山的意象，金属式混凝土材料的青瓦屋面在雨天呈现深浅不一的色泽，远观如高矮不等的树木，赋予博物馆以山的细节和灵气。主入口庭院的视觉焦点，是一座由片状墙体排列而成的“假山”。这座“片石”假山，表面配以水刷石材质，与池岸相融，山池一体，相得益彰。“假山”之后有粉墙，状如中国山水画之宣纸裱托；再后为“瓦墙”，其形有如顶部“屋山”之延伸，层层叠叠，显近远不同之无尽深意。“片山”想法源于《清明上河图》中特殊的山石绘法，山体形态则源于明代《素园石谱》中的“永州石”。“假山”“屋山”和越过古镇片片屋顶而望得的真山，让人与这层叠深远的人工造景及自然山景相感应，得以“会心不远”，达致生命的诗意寄托。

“水墙”是博物馆设计的又一亮点。最初设计方案是用白灰掺墨方式做出如古徽州传统白石灰粉墙一般的斑驳沧桑的墙面肌理效果，但因墙体外保温层无法像传统青砖一样与外层灰浆吸融贴合，设计者最终选择了水波纹肌理的白色质感涂料，打造出“水墙”。一道道“水墙”，恰如中国山水画中将山景分层隔离的云雾水面，它们与池中的真水一起，映衬着“屋山”和片石“假山”，营造出深远的意境，成为绩溪博物馆“胜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取材于李晓丹等人的文章）

①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指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都是同一个味道饭菜就不好吃。因此，把一样的东西简单加在一起，就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是创新。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

②意大利理论家恩贝托·埃科1993年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时提出：“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好相通。

③今天，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地位后，面临着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任务，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身份的重要因素。例如二战以来，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等等。这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全球化而趋同，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和反殖民主义大大促进了各种“统一中心论”的解体。

④其次，20世纪以来，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用浓缩的方法将具体内容抽空，概括为简约的共同形式，最后归结为形而上的某种绝对原则。现象学范式研究的对象则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本体。世界上存在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个体，这些个体周围的一切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现象学研究的是一个不断因个体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空间。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它叙述的是一个可信赖的主体如何去认识一个相对确定的客体，从而将它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现象学范式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上，就是强调从他者视角观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于自我的、以差别为基础的对象。

⑤当然，文化上的差别共存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丰长”的“和”，首先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统一思想，它要求对话者各有其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然后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可见，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而是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也就是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

⑥在人类寻求差别共存、互相尊重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必然大放异彩。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对他人文化的同情了解。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并弘扬自我。

（摘编自《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人民日报》）

材料一：

如今，不管是在公交车上、地铁上，还是在街道的某个角落、咖啡店，甚至走路，总能看到人们玩手机的身影。手机，在当今社会似乎已经成了人们的玩具，主要因为它功能的丰富性，打游戏，聊天，浏览新闻等等，让许多人爱不释手。手机不光能玩，还可以用来购物，现在出门，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就能吃遍天下美食，看遍天下美景。手机可以说无所不能，其功能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近，德国的一项关于互联网公司数据的调查显示，全球民众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明显增多。人们最关心的就是我国民众玩手机花费的时间，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每天要花费3个小时在手机上，位居全球第二，而位居全球第一的是巴西，为近5个小时。手机不但耗费了人们的大量时间，对人身体的负面影响也不小。

材料二：

小学生从手机里获得的无非是APP和游戏。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已经认识1500字，完全可以独立阅读，于是她学起拼音来一点动力都没有。我下载了好几个学拼音的APP给她玩，最后发现一个叫“魔力小孩拼音”的APP做得非常好，声母和韵母的不同组合是用摩天轮来表现的，收集齐所有的摩天轮，孩子就基本掌握了所有的声韵母组合，这样学习应用比单纯地记卡片有意思。女儿玩几天游戏后拼音果然大为进步。我建议家长给孩子挑选学习用的APP要寓教于乐，让孩子在玩中学习。更重要的是APP的表达方式必须是其他介质无法取代的。比如关于星座的APP，拿着手机对着天空，手机上马上会显示星座的名字；认识植物的APP，对着植物的叶子拍照，就会告诉你植物的名称——如果不具有这些无可替代的优点，我认为还是选择传统的学习方式更好。

游戏是我最为担心的，因为大多数游戏没有营养，反而催生了一批面无表情、心无温情的宅男宅女。来自最前沿的科技研究显示，小学生近视最大的原因是遗传，其次是缺乏户外活动。我希望孩子去大自然里跟小伙伴一起玩真正的游戏，变得体格强壮、心灵友善。当然，家长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来陪伴孩子、设计线路、召集同伴，比扔给孩子一个手机累多了。

我们家每天晚饭后到睡觉前，手机、平板电脑、甚至电视都要关掉。在这段“电子监狱”时间里，我们一家画了很多画，看了很多书，聊了很多温暖的话，是全家生活质量最高的时间段。

材料三：

“学生用手机”日渐成为学校、家庭共同面临的教育话题。据一项对全国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调查显示，我国九成以上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超六成10岁前就“触网”，约1亿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上网。现代人被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电子屏幕包围成为“屏幕奴隶”，这一群体日益呈现低龄化的新趋向。大量事实证明，孩子一旦沉迷于手机，就将大量分散学习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对学习的兴趣、热情降低，势必影响其成绩，中小学生不与身边的同学交流，不参加家庭、学校活动，还会影响其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目前，国内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学生用手机做出规范，但国外不少国家已出台了相关法规。

英国政府曾向全国所有中小学寄出一封警示信，指出儿童使用移动电话会对其健康造成潜在危害。英国教育大臣督促所有中小学校校长，严格限制16岁以下的学生使用移动电话，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才能使用移动电话。

芬兰法院决定，禁止芬兰无线通讯公司直接向青少年推销手机入网等移动通信服务。违反这一禁令者，将被处以最高10万欧元的罚款。

意大利颁布命令，禁止学生在教室里使用手机，目的是为了避免手机铃声扰乱课堂秩序，并防止学生使用摄像头胡乱拍照。规定还要求学校惩罚那些不听劝阻，坚持在课堂使用手机的学生，具体措施包括没收手机和期末考试不予通过等。　　

2009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致函全国各中小学，禁止学生携带手机上学，并要求高中制定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的规定。而一些私立学校则由学校统一购置学生定制手机，上课期间统一关机。

早在2000年，美国各州的学区纷纷制定规则，完全取缔在校学生使用传呼机和手机。2007年1月29日，美国200多所公立学校联合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目前美国大部分学校不允许学生使用手机。

韩国政府颁布法律，对青少年使用手机进行监管。法律规定，韩国青少年手机用户要签订一份单独合约，要求他们和父母一起参加手机费用封顶计划。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