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过后是宋词

葛兆光

①宋词取代唐诗成为一代文学的标志，原因很多很多，归根结蒂一句话，就是宋代词比诗还写得好，写得新鲜写得贴心贴肝。可是，词在当年是曾被轻蔑地称作“诗余”——仿佛诗歌上掉下来的土渣儿——的流行歌曲的，当年柳永那种让满世界人传唱的“酸曲儿”，差不多就是如今的流行歌曲。而如今，铺天盖地的流行歌曲整天价在耳边轰鸣，让你不听也得听。那么，流行歌曲自身有没有素质取代诗歌成为人们各种情愫的寄托与表现，它能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技巧使流行歌曲得到普遍的认可？

②流行歌曲流行，但流行的不一定就永垂不朽。要想桩子稳，就要根子深，根子是内功不是花拳绣腿。如果只是“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要不是有情郎和我分开，我的眼泪不会掉下来”，就会像老让一个人吃甜点最终也会腻一样，再爱吃甜的人也经不起这种过于殷勤的让菜，因为心灵世界并不是只为“甜心”而存在。歌词里要是总出现“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我拿青春赌明天”这类说通不通、似懂不懂的词而没有更含蓄自然的文字，传唱的人再多也只是一笔糊涂账，充其量是歌曲的附庸而不像宋词最终由附庸蔚为大观。

③说实在的，宋词能够成为一代文学的形式，其实还是在文人参与创作之后，过去我们的文学史总是说民间创作对文学有多少多少启发，给文学注入了多少多少新鲜养分，这都不错，不过，在“下贱者最聪明”“劳动人民最懂得文学”的观念中，只注意了“源”而忽略了“流”，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没有文化人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柳永也罢、晏殊也罢、欧阳修也罢、苏轼也罢，其实都是文化人，文化人的参与创作，意味着一种深邃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文化修养对文学样式的渗透和对文学品格的提升，就像把野生的杂花培育成可观赏的花卉和把原生的鲫鱼培育成五彩的金鱼一样。也许有人会引《病梅馆记》来讽刺说这是把朴素自然的文学变成雕琢做作的文学，但是又有哪一种艺术是自生自长原汁原味的呢？画布上的山水不是真山水，再怎么推重朴素的民间味儿也不能回到“杭育杭育”的时代不是？玉不琢还不成器呢，何况作为文学的歌词。

④文学需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深沉的人文精神，没有这内涵和精神只能流于一般的情感宣泄和浅薄的心灵安慰，流行如果是指形式与语言，自然很好，通俗如果是指情感和内涵，那就很糟。没有对人生的真正体验，随你怎么从唐诗宋词那里贩来意象和词语也只是在花裤衩上打补钉，充其量是点缀，时时会露出那种俗气的底色。没有对语言的真正机智，随你怎么挖空心思乔獐作致，也只是在玩狗熊掰棒子的把戏，说到底是矫情，听听就会听出那里面口是心非的虚假，文化品位说来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但缺少它就是让人瞧着俗气，知识储备看上去是一种无关的因素，但没有它就是让人看着浅薄。

⑤诗歌是越来越不景气了，这也难怪，一些故作深沉的和故弄玄虚的诗歌好像在那儿有意“自绝于人民”似的，在自我陶醉中画地为牢，那些除了他自己谁也看不懂的诗歌把那一点点有限的感情拧过来拧过去，痛苦得别扭，欢喜得蹊跷，意思九曲十八弯，上气不接下气地用生造的词语拼接了又撕碎，撕碎了又拼接；流行歌曲是越唱越热闹了，倒也必然，可相当多的歌词也好像是在那儿重复来重复去地唱老调，那些浅浅的笑靥和嗲嗲的娇嗔加上东拼西凑的词语仿佛要把一滴感情化开变成一大锅浓汤灌进听众耳朵里，常常不知所云的歌词让不知就里的听众觉得深沉奥妙，让稍有知识的听众觉得莫名其妙。在这个既没有了唐诗又还没等到宋词的时代里，要想留住唐诗的时代，就要使诗歌有点亲切和自然，要想迎接宋词的时代，就要让流行歌曲多一些机智和内涵，随便怎么都行，只要有让人还能感动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太会被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感动了。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什么是“天下”？人们多倾向于从政治层面为其定性，如邢义田所言：“天下观是指人们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但是，当中国人以美学视野规划它的生存境域时，天下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时间为人的世界经验植入了运动和过程，它的价值则在于为主观经验建构的天下秩序增添了变量，使其由井然有序的状态，变化为活泼生动的状态。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从河洛中原出发，相关时间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受这一区域的土壤以及气候和物候条件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起于对土地生命特质的体认。这是一种农业时间，即“农时”或“农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物候乃至天象变化成为时间的标识。同时，这种时间观念起于河洛中原，然后不断向外扩大它的描述疆域，直至成为一种与中国人的天下观齐平的概念。这种时间观念之所以是审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并非来自自然界先天的给予，而是来自人后天的感性经验。更具体地讲,在传统中国，时间不过是处于世界一隅的黄河中游的乡土经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因自认为居于天下中心而赋予它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受到了特定生产方式和地理区域的限定,是人基于区域性经验的主观建构。它得以成立的美学理由要远远大于科学的理由。

在传统中国，时间的审美化是天下观念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被“天下”一词规划的世界呈现出活态化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这一地带，中国早期农事活动对土地生命特质的发现，为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提供了一个奠基形式。以此为基点，从大地上的植被到天空的飞鸟，再到遥远天际的斗转星移，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时空放大模式。在这一界域之内，既潜隐于泥土又四散洋溢的自然生命感，使人栖息的世界成为一个气韵生动、大化流行的审美世界。

其次，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使时间获得感性表征，这种自然性的时间运动被中国人规划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从而为人的农事活动建立规律。中国农事的规律也是审美的规律，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农事诗，两者均体现出时间进程、自然审美体验与农事乃至政治实践相协调的特点。后世的“四季歌”、文学的伤春悲秋主题、绘画的“四条屏”等，均是这种时间模式的艺术延伸形式。

最后，在这种审美化的自然经验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也被时间化,从而使天下体系成为时空协调的审美体系。根据现有文献，中国人的四季感知至少自《呂氏春秋・十二纪》始，已被纳入到了“中央一四方”的空间架构之内。其中，东方因与春天关联而气候宜人、关乎理想；南方因与夏天相联而炽热、富于浓情；西方因与秋天关联而消极、充满肃杀；北方则因为与寒冬关联而代表一种否定的精神。据此，由时空交会生成的世界就成为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符码，所谓四季、节令之变则通过与空间方位的配置，将世界带入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动态和谐之中。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