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苦难令世界破涕为笑

400年前，即1616年，4月23日，在马德里家中的病榻上，塞万提斯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

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说：泥土盖没了他的肉体，没有盖没他的名字。

直到最后，他都秉持着关于这个残酷待他的世界的清晰观点：“我被带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展现真正的悲惨会是什么样子，是为了充当厄运之箭的射击练习。”

塞万提斯的去世，并没有在当时的西班牙激起几多涟漪——一个朝廷的讣告或者一个纪念的仪式。

要到很多年之后，人们才会领悟到，这一天简直是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这一天，莎士比亚在英国去世。世界失去了两位文学巨匠。

但在“领悟”到来之前，塞万提斯只能继续在被遗忘的悲凉中一路向前——他的墓前没有立碑；他的遗嘱不知所踪；墓地所在的修道院翻修时，他的遗骨被挖出、散失。

终于，这位伟大的现代小说之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只剩下他的著作，以及有时确定有时影影绰绰的生平往事了。

生存逼人。而当时西班牙文坛的繁荣景象，则给了塞万提斯鼓舞。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文艺界的聚会，吟诗谈文，结识朋友。1599年阿莱曼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发拉切》的成功，让他意识到，他应该给世界提供对一种文类的令人兴奋的冲击——他希望自己写一本书，能够永远地“毁灭”骑士小说。

于是，他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献给了一部将被举世公认的杰作。160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这部作品的创作，凭借的是一支鹅毛笔和诸多奇思异想，以及作者本人的坎坷生平。

因此，这样的创作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淬炼苦难的过程。塞万提斯在无穷无尽的不幸遭遇中，囤积力量，升华苦难，编织想象，终于造就了另一人物的出发——身骑瘦马、手举长矛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的出发，令世界破涕为笑。笑声成为无数读者对塞万提斯的回报。

1606年，他在马德里落脚。在依然窘迫的日子里，他俯身书桌，勤奋地挥动手中的鹅毛笔，迎来他创作最多产的时期。那段岁月，是作家生命最后的怒放，也是文学恣意的怒放。塞万提斯的写作，对底层生活和崇高理念表现出迷恋与擅长。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特质，使其即便书写幻想和荒诞时仍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1613年，《训诫小说集》出版。虽然病痛缠身，他还是在4年中写出了《堂吉诃德》第二部的72章。大有只争朝夕之势。

为了对付《堂吉诃德》的赝品，他要让真正的第二部尽早问世，于是，他没日没夜地赶写，似乎还给自己定了完稿日期。一年后，《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八部喜剧及八部幕间短剧集》。代价是，他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年近七旬的作家变得弱不禁风。

漫长的人生路，予以他太多苦难，他将这些苦难淬炼成一字一句，呈现给这个世界。这样的过程艰辛而快乐，同时也是让幻想破灭的。最显著的是，他可以写出受人欢迎的书作，却不能靠写书过上好日子。

即便如此，他依然写啊，写啊。

病痛愈加磨人，身体日渐枯萎，只有那支鹅毛笔，静静流淌着他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写作速度之快，令人意外。

直到1616年4月23日，这支笔，枯竭了。

（选自2016年4月20日《解放日报》同名文章，作者：黄玮，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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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一生的遭遇简直就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历险记。他24岁时加入部队当兵，在战争中不幸受伤，导致左手残疾，但他仍带着伤残的身体继续留守战场。几年后终于可以带着推荐信回国，却不料在途中遇上了海盗，结果沦为他们的奴隶，还差点被送上断头台，34岁时才被亲友们赎回。他一生中有过三次牢狱之灾。经济上一直比较拮据，他创作了大量的剧本，但他的作品未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即便《堂吉诃德》被一版再版，他的经济状况也并无太多改善。

（2016—05-25《武林军事·关于塞万提斯的人生故事》）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教授介绍，塞万提斯一生坎坷，但没有被命运打败，就是在监狱中，他开始构思《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表面上是讲一个50多岁的疯子，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要去践行他的理想主义，却又到处碰壁的故事。塞万提斯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又纠结不已，桑丘之所以跟随堂吉诃德，其实是认为可以寻到宝藏，获封岛主。这是非常明显的矛盾，也表现了堂吉诃德的悲剧色彩。

（2016-08-04《万汇文化·为何国人熟知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却不了解汤显祖》）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诚信的品格，无疑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承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向“宁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