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穷人领奖

①在人人都想致富的今天，人们怎么使用和消费劳动所获的财富，包括奖金，外人当然无权置喙，可是有一种在今天已经很稀缺的东西——被叫做“感动”的，却可以从如何使用奖金上体现出来。不过，最使我感动的是特蕾莎修女对奖金的使用。

②1979年当诺贝尔奖评委会宣布把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特蕾莎修女时，她似乎感到了某种困惑，因为她从未想到过获奖，而且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突然成为富翁——这是一个今天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而且似乎自己并不适宜于当一个富人，特蕾莎修女本能地迟疑着，而且想拒绝这个奖项和这一大笔一夜之间就可以让她富起来的奖金。但是，诺贝尔奖评委会的颁奖理由却让她发现了自己应当领这个奖和怎样用这笔巨额奖金的理由或思路。

③评委会说，“她(特蕾莎)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施舍的姿态。”而且，“她个人成功地弥合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她以尊重人类尊严的观念在两者之间建设了一座桥梁。”

④作为毕生贡献于穷人和以照顾关怀世界上的弱者为一生己任的特蕾莎修女并非为这样的美誉而陶醉，而是通过这样的话语启示了她的思路，为什么不接受这个奖项和领取这笔巨额奖金呢，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穷人、弱者和需要帮助的人。

⑤于是在挪威奥斯陆那金碧辉煌的市政厅，特蕾莎修女郑重地对全世界说：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个奖项，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随后她既对人类这个世界做出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又对自己的行为原则做了诚实的解释：我既不说，也不讲，只是做。人类缺少爱心是导致世界贫穷的原因，而贫穷则是我们拒绝跟别人分享的结果!其实，这番对全世界的人讲的话已经在为她怎样使用这笔奖金作解释和注脚了。

⑥没错，很多人都估计对了，她是要把这笔奖金全部捐赠出来，用到那些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的身上，但是，特蕾莎修女似乎对此还不满足，而且对金钱还有更多的一丝“贪婪”。当她知道在颁奖仪式上为全体来宾所准备的国宴需要花费不薄的资金时，不禁黯然神伤，眼角溢出了闪光的东西，那是一种感伤的泪。正如几年前教师节上，当贫穷山区来的教师在北京招待他们的一次高规格宴会上得知这一餐饭的饭费比他们一年的工资(而且常常是无法按时拿到)还高时，不禁当着摄像机泪湿满衣襟。

⑦特蕾莎抹去了眼角的泪，带着深深的不安对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主管者发出真诚的柔弱的，但又几乎是难以拒绝的请求：客人们能不能不享用这次盛宴，而把这次国宴的钱连同诺贝尔奖金一起赠给我。因为……因为……吃这餐饭却可能是一种浪费。一顿豪华国宴只能供100多人享用而已，如果，把钱交给我们仁爱传教修女会使用的话，却可以让1500名印度穷人吃一天饱饭。特蕾莎说这番话的时候带着深深的不安。因为她的请求可能让很多尊贵的客人无法享用这次风光无限的大餐，而且甚为扫兴，那里不仅有法国鹅肝酱、法国牛排、挪威鹿肉等世界名菜，而且还有全球名流、著名学者、头面人物、政要的济济一堂的荣耀与风光。但是，为了穷人，特蕾莎修女豁出去了。

⑧出乎特蕾莎的意料，她的要求并没有得罪当年的高贵客人，反而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他们一致同意，取消那一年的国宴，把办理国宴的6000美金(一说7100美金)的餐费统统交给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为穷人和孤独的人领奖，连同这笔国宴费和当年的和平奖奖金192000美金，一并捐作麻疯病防治基金之用。

⑨我相信特蕾莎修女应当是天底下最让每个捐赠者放心的人，可以不让她打收据，更不用让她报告奖金、捐款的用处(当然这与现代管理理念不合)，因为钱都会用在穷人和贫困者的身上，她决不会挪用一分一厘，因为她只代表着和想着穷人。她一生只有三套简单的换洗衣服(修道服)，只穿凉鞋，连袜子都舍不得穿。

⑩我不是在鼓励人们都像特蕾莎修女那样使用奖金，而且我们普通人做不到也没有机会做到。但是我们只要记着，有这么一位修女使用奖金的行为和过程就足够了。

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人生遭际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均早年丧父。五四文学之所以在他们手里得到确立，与其丧父经历有一定关联。

父亲的死亡，意味着由父亲所承载的社会权力出现了缺失，这极大地改写了家庭的内在结构，“子”因此被推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不得不独自面对社会的生存压力，自主地规划未来人生，这便为其逸出父权在场时所规范好的人生疆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父权缺失固然是为“子权”的张扬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那么，“子”在既有的文化环境下，所承继的依然会是父权的衣钵。晚清社会如果不是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强力冲击，其自我封闭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会依然如故地运行着，人们的观念也会周而复始地传承；至于上层社会主动地去推动社会变革，更是不可想象。面对外在挑战，晚清政府开始对社会进行变革，变革的结果之一，便是为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在欲循既有社会规范而不得的情形下，提供了子权张扬的历史物理空间。

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的实施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晚清政府大力主导下的新式教育，在推行中受到了人们头脑中既有思想的抵制，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还依然牵挂科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有的文化传承模式中断，这迫使人们认同并皈依国家体制所主导的新式教育，迫使传统的士大夫抛却了既有的知识谱系和道德体系，并由此开启了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序幕。在新式教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胡适，之所以留学美国，其根本的考量便是“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相较而言，那些一直在父权主导下的读书人，则没有像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那样，可以顺畅地实现自我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在文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徐枕亚，尽管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熏染，但其父权始终规范制约着其人生疆域，甚至于他连婚姻也无法自主，更遑论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变革了。

父权的在场固然限制了子权的张扬，但父权的缺失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子权的凸显。如有一些传统的读书人，其父权尽管存有缺失，但他们并没有在父权缺失的缝隙中，通过新式教育完成自我主体的确立。在近代小说创作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李伯元，尽管也有丧父之痛，但由于他并没有接纳新式教育，更没有完成对西学的认同，这使得其创作出来的“谴责小说”依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

当然，五四文学的发生有着诸多的原因。但是，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创建主体挣脱了父权藩篱的束缚，这的确是他们得以完成历史性蜕变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新华文摘》）

中国古典诗歌是极其精炼的语言艺术，言约而意丰是历代诗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因此古典诗歌中很少有泼墨如水的长篇巨制，相反，人们对那些一字千金的精简短章更为推崇。正如刘勰所云：“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 又云：“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这个原则虽然对各种文体都适用，但显然对于篇幅有限的诗体更为重要。而古典诗歌的篇幅相当有限，作者又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内承载更多的意蕴，所以不能容忍芜辞赘句的存在。从意象的角度来思考这种原则，显然会导出对于意象密度的追求。

何谓“意象”?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假如同样长短的诗句或诗篇中包含的意象或多或少，也就是意象的密度或密或疏，那么前者所承载的意蕴更加丰富，或者说所传达的信息量更大，如此更可能达到言约意丰的效果。例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这两句诗各用五个字营造了三个意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诗人只把六个意象连缀成句，除此之外不着一字。这样的写法真是干净利索，从意象营造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意象的密度很高。它们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极其生动、丰满的早行图景：鸡鸣声声，乡村旅店的茅檐上方斜挂着一钩残月；一条板桥上积满浓霜，上面印着行人的足迹。句中虽无一字直接抒情，然而早行的苦辛、心境的寂寞皆渗透在那些物象之中，读来令人恻然心动。如果不是意象如此密集，恐怕难以在寥寥十个字中安置如此丰富的内涵。

但是，是不是意象密集的诗一定是好诗呢?或者说，是不是意象密度越大的诗就越好呢?下面以五律为例做些分析。“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这是一首千古传诵的名篇，后人的赞扬之词甚多。但是它也招致了一些非议，有人就说：“‘水声’、‘飞泉’、‘树’、‘松’、‘桃’、‘竹’语皆犯重。”其实正是指此诗意象过于密集。那么，为什么意象过于密集也会是一种缺点呢?简单地说，原因在于意象过密会妨碍诗歌意脉的流动，从而显得堆垛、板滞。

从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两个貌似互相矛盾的结论：对于诗句来说，意象密集往往会产生精警的名句；对于诗篇来说，意象密集则是利弊参半的，有些作品因意象密集而见胜，有些作品却因意象过密而受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名句和名篇的要求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凡是万口传诵的名句都具备某种独立的价值，也就是说，即使把名句从原诗中彻底剥离出来，它们的价值也几乎不受损伤。

由此可见，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名句都是意象密集的，但是意象密集肯定是构成名句的重要条件。因为名句的篇幅仅有寥寥数字，如果意象的密度太低，那就包蕴不了多少意义，要想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名句也就难上加难了。诗篇的情形则与诗句大不相同。一首好诗，不但应该“状难写之景，如见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且应有完整的意境和流畅的意脉。

那么，对于诗篇来说，什么样的意象密度才恰到好处呢？宋人范温的一段话颇有启迪意义，他说：“诗贵工拙相半，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峭急而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范温所说的“工”与“拙”指诗歌艺术的精丽与朴拙，意即一首诗既应有精丽细密的部分，也要有相对朴拙粗放的部分，才能张弛有节，并突出重点。一首诗中的意象密度也是如此，整首诗的意象最好是“疏密相半”，也即有疏有密，疏密相济，才能恰到好处。事实上唐代的优秀诗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很好地贯彻了这种精神。他们对意象的密度是相当留意的。唐诗名句的意象密度大多较高，唐诗名篇的意象则以疏密相济为普遍规律。唐代的优秀诗人有意无意地把一篇作品内的意象密度控制在比较合理的程度，从而写出许多疏密有致的佳作。

（摘编自莫砺锋《论唐诗意象的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