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本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热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有删改）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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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