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陕西凤翔泥塑是我国著名泥塑艺术之一，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由当地劳动群众根据自身生活需要而创造，并在当地及周边地区广为应用和流传的一种造型艺术。在当地举行的祭祀、庆祝、婚丧等仪式和活动中，凤翔泥塑担当着特定的民俗功能，是民俗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体现着广大乡民精神诉求的泥塑艺术，以积极、乐观、喜庆的基调和不断丰富、完善的形制样式，协调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②经过世代历史积淀，凤翔泥塑形成一套程式化塑造模式，并通过子承父业的家庭传授方式得以传承数百年。泥塑原型是由艺人手捏的实心塑作，再依型制成模具。然后再经过筛土、砸泥、擀泥饼、制坯、粉洗等塑型步骤以及勾墨线、教色、上光等的绘彩步骤。一件作品制作完成需经过十余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省。

③凤翔泥塑按形制分为浮雕半立体造型和圆雕立体造型两大类。浮雕类的“挂片”有虎头、福禄寿三星、麒麟送子、菩萨、关公、钟馗等，代表作是虎头挂片（又称“挂虎”），一般体型较大。圆雕类作品分为“摆件”和“立人”。“摆件”是以坐虎、坐狮为代表的“坐兽”，还有以十二生肖动物为题材，规格大小与挂片一样；“立人”一种是用作供奉的神祇塑像，如福禄寿三星、财神、八仙、菩萨等。

④祈子延寿、纳福招财、驱邪禳灾是中国民间艺术表现的三项恒常主题，凤翔泥塑在这方面表现得同样明显。

⑤凤翔泥塑讲究平正规矩。作品采用正面、正面侧身、正侧面塑型，一般突出正面刻划。如“坐虎”头部为正面，身子则取侧面，集中绘制正面，也是民间“求全”观念的体现，符合中国民间的一般审美习惯。凤翔泥塑造型还讲究饱满圆浑。作品结体概括凝练，形态夸张变形，略显凹凸以划分五官、四肢等细部。这种造型既是针对泥材特性所作适应性处理，也是强调作品功能的实用性选择和精神性选择。这种处理，一方面使作品孕育着勃勃生机，显示出一种向外扩张的力度，更加表现出威严勇猛、震慑鬼宗的气势（如“坐虎”的脸部处理为暴额怒目、呲牙咧嘴，身躯则大幅度收缩，四肢也极度简化，糅合了动物特有的凶猛性格，以增驱邪之功效）；另一方面，使纹饰有足够的施展空间，一些祈福纳祥的作品可以充分表达出人们追求圆满的幸福、对生命的赞美及展示出人们生机勃勃、达观进取的人生观。

⑥凤翔泥塑上常用的莲花、佛手、葡萄等花草蔬果纹样以及贯钱、云气纹等抽象几何纹样，均是有富贵、平安、福寿、生子等吉祥寓意的象征图形或表意符号。这些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符号，具有强烈的历史延续和顽强的稳定性。凤翔泥塑纹饰的空间布局，讲究对称和均衡。这种纹饰处理习惯除了对端正、圆满等吉祥含义的追求外，也体现了人们因此形成的审美趣味。在绘制过程中，艺人往往适形勾绘，以对称形式展开纹饰，花卉与抽象纹样交替组合，在简单的塑形中造就出千变万化的审美效果。

⑦凤翔泥塑色彩浓厚热烈，以红、黄、绿为基本色，加上勾线的黑和粉洗的白五种色绘制。这五种色彩与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一致，古代称为“正色”，其他的色彩为“间色”，这五色被艺人们赋予了深刻的民俗文化观念和主观情感，如红色代表四季红火，绿色代表万年长青，旨在传达求吉纳福的意愿。“五色”对比极其强烈，但经过艺人巧妙地搭配组合又显得和谐统一，造成塑作鲜明、艳丽，又浑厚、沉着的色彩效果。

（摘编自杨萍《凤翔泥塑艺术》）

气候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从法学的角度看，它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这是必须予以回答的一个命题。

有的学者认为，将风能和太阳能确认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具有可行性。根据物权法原理，物权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的特征，物权客体须具有既存性、有形性、独立性、特定性。但对于风能和太阳能，其存续具有时间性、流动性、不确定性，难以成为物权客体。传统民法和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要素（如水、空气、阳光等）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物，是一种“自由财产”，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任何人无需支付对价即可对其占有和处分。然而，生态环境具有稀缺性、有用性和价值性，如果固守传统的“环境无价值”、“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偏见，那么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将十分不利。

气候资源具有物的一般属性，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它必须是对主体的“有用之物”，而且围绕着、针对着它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因此需要对之做出利益界定，明确其所属所归；它必须是人类能够控制或部分控制的“为我之物”；它必须是独立于主体的“自在之物”。这一精辟的论述对判断“气候资源能否成为法律上之物”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显然，气候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和控制，并独立存在，因此，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例如，人们利用风能、太阳能发电，利用雨云实施人工降水等。即使从民法的角度看，气候资源也是可以为人力所支配的，属于民法上之“物”。台湾民法学者王则鉴认为：“物是指除人之身体外，凡能为人力所支配，独立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体物及自然力而言。”而且，气候资源也具有稀缺性。尽管风能、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其开发利用受到土地、空间的限制。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可以利用的风能资源、太阳能资源是有限的，具有稀缺性，因而具有民法上的财产意义，属于物的范畴。

那么，气候资源从法律上来说属于什么样的物呢？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还是私人所有的物？答案是都不是。早在1969年，美国法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就提出了“公共信托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由于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应将其视为全体公民的“公共财产”和“共享资源”，国家或政府是这一公共财产的受托人。所以说，气候资源属于自然资源之一，是全体公众的“公共财产”和“共享资源”，应当归全体公民共有，即它是一种公众共有物。所谓公众共有物，著名环境法学者蔡守秋先生在《论公众共有物的法律保护》中对其进行了界定，指不特定的多数人可以非排他性使用之物。

（选自曹明德的《论气候资源的属性及其法律保护》，有删改。）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使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低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源，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而《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虽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教，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使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