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 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

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朵“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棵“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在时空的旋律里，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夜”，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 、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

（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

（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于是之

陈丹青

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算没拆，模样，也还大致没变。前年去看了场话剧《阮玲玉》，出台的都是目下演剧界的新腕儿，倒也演得卖力。但是不好。也说不上哪儿不好——所以更不见佳。一句话：话剧腔。这才想到二十年前看《茶馆》。我连着三夜看了三场，那后两回的戏票全是我站在台阶沿愣靠等退票等来的。

②头场其实是看昏了，此后两天丧魂落魄，天黑了就往人艺小广场人堆里扎，词儿是早学顺溜了：富裕票！有富裕票没有？得，头排中座。仰头看，蓝天野郑榕于是之这几位爷在聚光灯下连耳梢脖梗的细皱纹都叫我瞧得清清楚楚。临了“王掌柜”撒纸圈儿，还有那么几片掠到我脸上身上，触电似的。谢幕时众演员离我那叫近的，真想蹿上去抓一把，可于是之一脸的不动声色，俩手软软地虚拍拍，鞠躬到地，台底下那可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多少年后《茶馆》告别演出，据说谢幕时二楼有位小姑娘冲着台上大叫：永别啦，王掌柜！

③是了。别说“永别”演出，二十年前那三天热昏，我就老在想，得赶紧看，以后这帮老将退了，就看不到这阵势了。怎么办呢，我年轻，年轻人心里被一件事给烧的，就非得有所举动，我就给于是之同志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则我记得很短：于老师，您好，我连看三场《茶馆》，太棒了！你们这代活宝（我真用了“活宝”这俩字）要是不演了，就再没得好戏看！那时的市内邮票四分钱一枚。信寄出，我睡踏实了。只是往后好些天走进走出的，我总有意无意松开臂肘，手掌略略向外虚张着，虚晃着，学那“王掌柜”茶座间走动照应的小动作：人忙惯了，就是那架势，江南上了岁数的勤快跑堂也一样，嘿，到了舞台上给于是之这么不起眼地撩几下子，绝了！

④几天后，于老先生的回信居然搁在门房口。我没要他回信的意思呀，大概是看在美院的信封吧。字迹清秀老实，纸是那种练习本子扯下来的，写满一张。我飞快读过，却有点失望：他说，他的表演离焦菊隐导演的要求，离老舍同志的剧本，都还差得远，还要努力云。大师回信，大师谦逊，诚然感动，但这和开会发言“创作谈”的老套有啥两样？我以为在他信中会看到他那右手晃晃撩撩的意思的。

⑤开春，于是之竟给杨先让先生请来美院开讲座，我又看见他了！那天于先生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实话说，也有点儿失望。好像是怎样的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怎样要紧。他真的以为自己的表演对不住老前辈么？他真的以为体验了“生活”他才能演成那样儿么？看来是真的谦逊，真的相信。可是别人为什么不如他？“文革”中，我看过批判赵丹的资料，赵丹大大咧咧说：体验生活？我演工像工，演农像农！我可没当过工人和农民！——于先生开过茶馆当过掌柜么？他见是一定见过，可是当年泡茶馆的爷们儿多的是，他演来出神入化，因为他是“于是之”！我连看三场凭什么？还不是冲着他！

⑥翌年我出国去。读到一篇于是之写的短稿，心中大喜，真是说得好。他说，他每次出台前就对自己念叨着：往坏里演吧，往坏里演。豁出去，反而演好了。又说王掌柜决定寻死刻意安顿家人的第三幕，导演要求送别鞠躬后要有眼泪流下来，所以每次王掌柜流下泪来那一瞬，于是之就在心里暗自嘀咕：得，这回没演砸，这回没演砸。

⑦他终于说了出来：那才是他实实在在的“生活”，他在舞台上“体验”的是他自己，对得住他的戏。在台下，他像大部分那几代艺术家，诚心诚意，自然而然活在同一的思路话语中，“体验”着，“生活”着。可是上得戏台，他就分明晓得“往坏里演”，一边流泪，一边庆幸“没演砸”——那一刻，就在那一刻，他其实既不是老舍笔下的王掌柜，也不是焦导演旗下的好演员，他是谁呢？在台上，他谁也不是，就是他于是之。

（选自《多余的素材，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