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诗话，就是评述有关诗歌问题所写的随笔式著作。其内容繁杂，结构松散，涉题广泛，笔调轻松，表达灵活。诸家诗话虽各有偏重，但兼及其他内容是其共同点。

北宋中叶是诗话的起始时期，欧阳修《六一诗话》是诗话体著作的开山之作。书中当然不乏真知灼见，而该书最具代表性和深远意义的则是开创了“诗话体”，此后一倡百和，仿效者不绝于后，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大看点。北宋中期以后，江西诗派及其追随者活跃于诗坛，出现了一些带有这派倾向的诗话著作，如吕本中的《紫薇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洪刍的《洪驹父诗话》、范温的《潜溪诗眼》、周紫芝的《竹坡老人诗话》等。至南宋，由于有了前面诗话的积累，出现了诗话总集一类的著作。如《诗话总龟》，开创了以内容性质分类的诗话体例，在诗歌鉴赏和诗论建设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料。

南宋后期，诗话发展已进入成熟期，出现了比较系统的诗论之作，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它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理论性和系统性。书中分别论述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诗证。从论述中看出，“以禅喻诗”是其诗论的命脉和基调，尊唐抑宋是其诗评标准和基本倾向。该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以禅喻诗”“妙悟”等学说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所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主张“学诗以识为主”，有“识”的能力才能辨别“体制”的艺术特征，进入悟境。作者将这些主张和观点贯穿于全书之中，从而形成系统、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这标志着宋代诗话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宋代诗话还辑录了记述类和评论类的诗，资料保存十分丰富。更难得的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已经散佚的诗歌资料，如《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诗话汇编著作中就保存了逸书、逸诗、逸事之类的材料。另外，自《六一诗话》诞生后，诗话体著作久盛不衰，到清代还大量出现，说明其有文体传承的价值。诗话中常以诗歌作品作为切入点，从审美的视角深入细致地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性问题，时有精辟之见，能起到以小见大、举一反三、闻一见十的作用。宋代诗话发掘、整理、提炼和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上的经验，显示出前人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成就，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和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有一种话语方式常在宋代诗话中出现，这就是评点式批评方法。这种方法，不求全面系统，也不考虑其间的连贯性，仅就某个问题或摘论、摘句进行析评，随感而发，要言妙道，一则一段，一目了然。不求高谈阔论，但求说深、说透而具说服力。宋代诗话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评点式批评方法，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论遗产，对后人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确有助益。宋代诗话探讨了诗学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宋代诗话中还出现了大量名词术语，这是古人诗学观念和文艺思想的一种反映，独具中国特色，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同时还能看出论者在诗学上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理论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凡此种种，均有其理论研究价值。

当然，宋代诗话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和著者的缺憾，但就其整体而言，毕竟是瑕不掩瑜，不愧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宝藏之一。

（摘编自殷光熹《略论宋代诗话》）

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巔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都城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话本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肆勾栏，有杂耍的、说书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六七人，时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三品，肴馔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