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4月25日发布消息，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日前通过了工艺验收。

专家组经过听取报告和现场考察，认为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按期全面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所有性能指标达到验收要求，其中灵敏度（L波段）和指向精度两项关键技术指标优于验收指标。望远镜系统整体性能稳定可靠，已在调试阶段获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科学数据，取得了阶段性科学成果。专家组同时对FAST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成果进行了鉴定，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FAST在结构工程及力学、大尺度工业测量、接收机系统研制等多个领域的五项相关技术成果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显著提高了我国相关领域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专家组一致认定望远镜的灵敏度水平已经显著领先国际上其它望远镜，实现了我国射电天文望远镜由追赶到领先的跨越，对促进我国在相关学科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FAST已经开始利用试开放的形式向国内天文学家开放观测时间。FAST试开放观测意义重大，是FAST进入正常运行及全面开放的必要阶段。在此过程中，运行团队可以进一步了解科学家的需求，也让科学家熟悉望远镜的性能。

（摘编自丁佳《FAST通过工艺验收 向国内天文学家试开放》,科2019年4月25日）

材料二：

2016年9月，FAST竣工后即进入试运行、试调试阶段。2017年10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晒出了FAST的首张成绩单。研究员李菂在这次发布会上介绍，FAST调试进展超过预期，探测到数十颗优质脉冲星候选体，有两颗通过国际认证。其中首颗被认证的新脉冲星，是中国望远镜发现的第一颗新脉冲星。

“没有一流的观测设备，拿不到一手的观测数据，相关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就很难产生大的影响。”长期从事脉冲星相关研究的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系教授徐仁新说。

搜寻和监测射电脉冲星是FAST的核心科学目标。银河系中有大量脉冲星，但由于其信号暗弱，易被人造电磁信号干扰淹没，目前只观测到它们中的一小部分。具有极高灵敏度的FAST望远锐是发现脉冲星的理想设备。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发产生的脉冲星，因发射周期性脉冲信号而得名。脉冲星的本质是中子星，具有在地面实验室无法实现的极端物理性质，是理想的天体物理实验室。研究脉冲星，有望得到许多重大物理学问题的答案。徐仁新举例道，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自然界当中引力、强力等基本相互作用的理解，并且脉冲星也是探测宇宙极低频引力波的工具。

不只是寻找脉冲星，FAST还将探寻早期宇宙的蛛丝马迹——中性氢云团的辐射。徐仁新介绍，中性氢云团是宇宙中未被引力塌缩成恒星的氢原子气体，通过观测中性氢辐射，能获知星系之间互动的细节，还可能发现早期宇宙中形成的氢原子的分布状态，帮助科学家更精确地描绘出早期宇宙的图景。

（摘编自唐婷《FAST望远镜将正式开放 有望描绘早期宇宙图景》,《科技日报》2019年3月12日）

材料三：

为保障FAST的安全运行，贵州省近日在FAST电磁波宁静区启动遥感监测；遥感监测的范围以FAST射电望远镜台址为圆心，30千米为半径区域，一年四次被告遥感监测，确保FAST支行不受周边电磁环境影响。

据了解，遥感监测可及时掌握FAST宁静区无线电台和电站、通信设备、110千伏以上高压变电站等无线电设施的拆除进程及建设搬迁情况，为FAST的安全运行提供大数据支撑。

有“中国天眼”之称的FAST对周边电磁波环境要求极高，为确保“中国天眼”的宁静，贵州省专门制定了《贵州省500O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宁静区保护办法》，规定以射电望远镜台址为圆心，半径5公里区域内，严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严禁建设产生辐射电磁波的设施；在半径5到30公里区域内，经论证对射电望远镜正常运行构成干扰的设施不得建设。

（摘编自李平《贵州在FAST电磁波宁静区启动遥感监测》，《中国科学报》2018年11月27日）

“茶”字最早见于《神农本草》（世界上第一部药物书。据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的著作）一书。到了唐代，被后人尊为“茶圣”的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

茶叶在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代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间，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缓解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成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是联结中国和世界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现在的池上茶园），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他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间，日本佛教高僧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了日本茶道，并促进其发展。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西方的大门。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1900-1995，英国人）称茶叶是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

茶馆的最早记载见于唐代开元年间的《封氏闻见记》，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之一是“客来敬茶”。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 “以茶雅心” “以茶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晚年沈从文：越来越容易落泪

到了晚年，沈从文越来越容易落泪。孙女在学校被顽童欺负，他哭了；老友穆旦逝世，他泣不成声；回乡听傩堂戏，他泪湿衣襟。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往事，老人说：“在‘文革’时期，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

一位女孩听之动容，上前拥住老人的肩膀：“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沈从文抱着女孩的胳膊，号啕大哭，不停地哭，满脸鼻涕眼泪，老伴张兆和像哄小孩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究竟是多大的苦难，让沈从文忆及以往，常常不能自已？

从湘西大山里出来的他，不是没有见识过苦难。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兵，见过人世间的各种残酷，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他说：“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对强者欺负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

这苦难，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竟然降临到自己身上。年轻的沈从文，因为自己“乡下人”的耿直，得罪了不少人，也因此埋下了之后的祸根。

北平解放前夕，北大教授云集一堂，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沈从文将政治比喻为“红绿灯”，文学是否需要“红绿灯”指挥呢？他与冯至有一场争论：

冯：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他始终相信，文学要保留一点对政治批评和修正的权利，而不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这种坚守，让他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北平解放以后，当各种政治浪潮铺天盖地而来，朋友们纷纷识时务为俊杰，听从“红绿灯”指挥的时候，沈从文还在那里倔头倔脑地守着自己。

郭沫若一篇《斥反动文艺》的战斗檄文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沈从文被踢出了北大，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教授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

祸从天降，猝不及防。当朋友们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意气风发、红光满面的时候，沈从文却被时代抛弃了——对他而言，不是“时间开始了”(胡风之语)，而是“时间终结了”。沈从文悲哀地写道：“这个新社会人都绝顶聪明，又还十分懂幽默感。我却总是像个半白痴，满脑子童心幻念，直到弄个焦头烂额。”

一个不是“思”而是“信”的时代的降临，让习惯独立思考的沈从文感到无所适从。

第一次文代会，南北作家会聚北京，沈从文连代表都不是，他想与时代和解，但时代容不下他，他也不理解这个时代，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而并不是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共同的命运。

他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对他打击太大了，他几次有自毁的冲动，都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一个作家，失去了写作能力，就像美食家失去了味觉一般，令人崩溃。倘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尚能同病相怜，命运偏偏让沈从文一个人来承受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在众人狂欢之夜，独饮孤独的苦酒，这是何等悲凉！

在苦难之中，对心灵最大的摧残，不是来自黑暗，而是黑暗的同道、自己曾经的朋友。敌人毁灭不了你，陌生人也伤害不了你，唯有来自朋友的切割、误解与反目，才会真正戳到你的痛处。

沈从文与丁玲，再加上胡也频，曾经是一段民国文坛“三人行”的佳话，经历过共同的恐怖岁月，互拥取暖。之后，丁玲变了，变得那样冷冰冰，与他形同陌路，而且还公开与他划清界限，痛斥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

还有来自学生的变脸。范某曾经当过沈从文的助手，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为了他的调动工作，沈老尽其所力，四处奔走。范某为此感激不尽，不时写信来问寒问暖。

有一次，天不亮，范某就来敲老师的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赶来。”“文革”开始了，范某反戈一击，写大字报揭发老师，而且对老人说：“你过了时，早就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沈从文气得冒着鹅毛大雪赶到友人家里，进门便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他心中的女神、太太张兆和，喜欢他的文字，却不理解他的内心，在最需要她陪伴的时候，她常常远离他而去，留下他一颗敏感而孤独的心，在黑夜中痛苦地自噬。直到沈从文逝世，张兆和整理两人的书信，才似乎明白了丈夫的内心。

沈从文逝世之后，他的全集终于出版了。一千多万字的篇幅里面，有四百多万字是生前未发表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和不计其数的书信。

那是另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沈从文。这位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无冕之王，在他的后半生，以其心灵的苦难和不屈的挣扎，丈量出那代知识分子的痛与爱。

(选自许纪霖《沈从文晚年的眼泪》，有删改)

明代是茶叶生产的重大转型期，明太祖朱元璋推行芽叶茶的政策，对中国古代茶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使茶叶的生产、销售、消费诸经济层面较前朝有相当大的增长。明代前期茶叶贸易实施官统制，官卖官销，垄断经营茶，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明朝中后期因朝廷经济能力衰退而大量吸收民间资本参与营运。明代茶叶分官茶、商茶、私茶。官茶西北易马。商茶由民间商人经营，领引纳税，准许公开售卖，私茶是未经请引纳税，走私交易。明英宗正统以后，随着边境茶马交易的衰微，民间茶的贸易活动得以迅猛发展。茶业官统制结构向民间商人经营的结构性转化。

从明代正统至清代前期又形成一个茶叶经济兴起的高峰期。明代茶叶贸易大体可划分为边境地区、内陆地区和海外三类市场。由于明朝军队对马匹的需求，茶马交易是明朝茶业经济贸易的主体。凡是朝廷设置茶马司的地方，是官方进行茶马贸易的中心。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资本的大量进入，以致民间茶商取得了支配地位。所以明朝边境地区的茶叶市场，是官、商共同以茶叶与少数民族进行的贸易活动。明朝除边境茶外销严加控制外，内陆地区的茶叶流通只要不违朝廷“茶引”制度，民间茶商是可以进行贩运行销的，采取较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明朝同海外诸国的经贸往来，是以“朝贡”的形式来维系的，在此基础上生发并扩展了民间的贸易。同时，随着明朝海外移民的增加，茶叶的对外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同明朝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皆尝来往广东”，因而广东地区在明代兴起了海外贸易。

在明清茶叶贸易发展中，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由于茶叶流通范围扩大，商人地位的提高，茶商队伍的扩大和商业竞争的激烈，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乡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联络计议之所的茶叶商帮。他们在长期商贸活动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营区域，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拓展了市场空间。

清代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的时期，又是中国传统茶业经济中心地位逐步丧失的阶段。从18 世纪到鸦片战争前夕，是华茶出口贸易的发展期，茶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大量茶叶输入欧美国家，使中国外贸有较大顺差。鸦片战争后至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华茶出口贸易的繁荣时期，国门洞开，列强入侵，刺激了茶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华茶一度独步国际茶市。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出口之数逐步减少，陷入不可收拾之险境，这是华茶出口贸易的衰落时期。华茶从繁荣到衰落，帝国主义的扼杀是罪魁祸首，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是内在的原因。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近代茶业终于走到了尽头。

（摘编自陈宗懋、杨亚军着主编《中国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