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流行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影响社会大众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的一种重要文化形态。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流行文化在文化主体和文化功能上与其它文化形态相比，存在着明显差异。它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具有娱乐性，在一定的时期内成为某些群体稳定的生活行为方式。

②流行文化与其他文化都是在人类长期生产生活的社会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它是一种更显著的信息交流传播方式。在大众传播充分发展的情形下，流行文化才得以产生和扩散，而大众传播媒介也是流行文化中所利用的关键形式。从信息传播角度看，流行文化的形成是人类在信息传播互动中产生的某个文化现象作为一个讯息元素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信息的传播互动被许多人迅速认同、模仿，并将其作为自己在一段时间内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过程。文化行为或实体要被不同群体的人们所接受并形成流行，就要有更多受传者的需求基础。一条传播的讯息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各种需求，不同群体的成员才会进行记忆和实践，最终形成流行文化。

③大众传媒也会对流行文化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在人们平日的生活中，人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大众传播媒介，并将其作为娱乐消遣的对象，人们正因此而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使得人们减少了选择各种文化的机会。大众传媒不知不觉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时间安排，干扰了人们对其他文化的选择。其次，大众传媒由于传递单一的文化元素，削弱了人们的思考能力。大众传媒的即时消费性致使它不可以深度阐释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它把原先的理念和观点模糊掉。例如我们经常过度使用手机：造成不可摆脱的媒介依赖，难以摆脱；我们所接受的观点和想法一定要从媒介中查找；更倾向于在虚拟的现实中表达自身观点并且逃避真实的社会交往。

④基于此种情况，流行文化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难以引领新风尚，使得文化本该有的功能出现异化。而文化垄断、强势话语使流行文化开始出现西方价值取向。一些发达国家凭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优势，利用先进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生活习俗、思考问题方式、价值判断等方面对别的国家潜移默化地进行渗透。如日本的动画片《蜡笔小新》《机器猫》《火影忍者》等，以及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为中国观众所追捧，靠精彩的剧情、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轻诙谐幽默占领了流行文化市场，人们在津津有味地欣赏动画片时，就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因为流行文化拥有强有力的渗透力、感染力、同化力，先进且具有优势的文化会凭借流行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强有力的侵占和改变，从而使落后地区的流行文化出现异化、扭曲。

⑤大众传媒对人性的重新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使得个体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可以促进流行文化的合理发展。因此，把提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影响的整体脉络，不仅有利于文化的共荣，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摘编自刘馨政《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传播影响探析》，人民网2018年5月17日）

材料一：

自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与新闻网站对信息发布的模式，社会个体与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可以同等地位地作为信息发布主体参与到信息传播体系中，社会个体从信息的“旁观者”转变成了“当事人”，从单纯受众变成信息发布者，只要个体愿意就可以加入到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体系中。也就是说，个体与机构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在自媒体平台上具有同等进入的机会。据腾讯公司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Q3微信活跃用户达到6.5亿，微信公众号关注度达到73.4%。也就是说，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是机构专有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但自媒体不一样，每个个体都可以建立自己的信息平台融入全球的信息体系中。当然，自媒体的影响力会受到资源大小的限制，但个体与机构在进入方面是拥有同等机会的，在这点上可以说自媒体是平等传播权的产物。

（张洪忠 梁爽 张诗雨《自媒体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材料二：

与以往传统媒体追求新闻真实、新闻客观的过程不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新闻真实和客观放置在一个全开放的舆论场中，面临着多轮质证，但公众留给这些质证的时间并不多。既然“人人都有麦克风”，那么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体而言，就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比谁的音量大，谁是意见领袖，谁能做“中国好声音”；二是搭建一个多声部平台，汇集舆论场中的意见领袖，在众声喧哗中寻求意见的均衡、理性，在自说自话中寻求多元意见的和解、社会裂痕的弥合。在自媒体的语境下，一方面需要相信在充分开放的观点市场中，涉及公共话题中的道理总体上是越辩越明。主流媒体要有信心，这也是信息扁平化、民主化的趋势。夺人眼球的事件、偏激极端的观点，在公共舆论场中并不占优势。现实世界中影响力大、有话语权的人，往往也会成为虚拟世界的意见领袖。对于他们，意见封锁早已不合时宜，只会引起报复性的反弹，要搭建意见充分表达、交锋的平台；同时要注意观点的平衡，不要轻信，对任何过于集中的极化观点都要保持警惕。另一方面要适应新的传播语境，入乡随俗，平等发声。比如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就一改传统的“字正腔圆”的官媒话语方式，立志要“做一个诚实的微博，不骄矜、不浮夸，以敬畏之心守护事实真相”，要“做一个负责的微博，不盲目、不媚俗，以虔诚之心呵护发展进步”。

（吴清雄《新媒体时代的媒体责任重构》）

材料三：

从本质上说，自媒体传播是对大众传播在哲学意义上的否定，它首次把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大众自我传播融合在一起难以分清。可以说，自媒体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为复杂的传播形态。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自媒体不再仅仅是媒体，而是互联网“综合体”。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看，自媒体的主体可以是任何人或企业组织，具有多重身份。因此，以往基于传统媒体的管控模式已无法应对自媒体的挑战，而我国对于自媒体规制的研究和立法明显滞后于自媒体的发展。因此，我国自媒体治理必须遵循发展、人本、系统的原则，建立充分适应中国国情和自媒体未来发展的综合治理体系。

（摘自刘文帅《构建我国自媒体分层治理体系》）

材料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新媒体想要获得更好发展，就必须倡导行业诚信与自律，形成一定的行业规范，不断进行自我审视与自我规范，这样做不仅不会束缚自身手脚，反而会带来更好更长远的发展成效。当今社会，新媒体语境中的任何“发声筒”想要得到公众的认可、促进自身繁荣，必须以真诚的行业态度对待公众，并以此赢得公众的信任。在当下这样一个生活面极易被“话语消费”的时代，新媒体需要倡导诚信为本，以此营造风清气正的新媒体运营生态。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前一些网络评论为了博大众眼球和舆论关注度，或运用标题党式的消息推送，或借用恶俗粗劣的文字表达，长期游走在低俗而拙劣的边缘；有些自媒体公号无底线地蹭热点，断章取义，不仅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更贬低了自媒体的公信力。新媒体发展到今天，已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更不是法外之地，应用程序、公众账号、网络直播等各类新媒体均被纳入统一管理范畴，在这些平台上提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将会受到明确监管。作为以传播信息为根本使命的各类媒体，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仍需倡导行业自律与时刻铭记于心的底线思维。

（摘自张凡《自媒体也要讲求章法与底线》）

深秋

李德霞

收回禾场里的五谷杂粮，季节就翻到深秋那一页了。

是个晴朗的日子。我娘对我爹说：“你去趟耿庄吧，把换瓜的粮食收回来。”

我爹手搭凉棚看天，天高云淡，一轮秋阳高悬在头顶。我爹边朝停在院门口的三轮车走边对我娘说：“你回屋把那个蓝皮本本儿找出来，我去收粮。”

我娘嗯一声，扭身进了屋。

我们村有片沙滩地，适宜种瓜，种出的西瓜又甜又沙。我爹脑子活，每年西瓜成熟后，他就倒腾几车西瓜到耿庄去卖。耿庄和我们村仅隔着一条河，产粮不产瓜，村里人就特别稀罕我们村的西瓜。我爹卖瓜不收现钱，除着，记在他的蓝皮本本儿上。等秋后粮食归了仓，他挨家挨户地去收粮……

我娘进屋老半天不出来，我爹等得有些心急，便扯着嗓门儿说：“一个蓝皮本本儿，就把你压倒啦？”

屋门一开，我娘奓着两手说：“我明明记得就放在衣柜下面的抽屉里，咋不见了呢？

我爹一怔：“啥？不见了？”

我娘说：“对，不见了。”

“对你个头，咋就不见了呢？”我爹黑了脸，风一样刮进屋里。

找来找去，直把屋里的旮旯犄角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我爹说的那个蓝皮本本。我娘搓着手说：“明明就放在那里，它能自个儿跑了？大瓮里面还能走了鳖？”

“找不到那个本本，还收个屁的粮！”我爹喷着唾沫星子，手指头雨点般敲着炕沿说，“那可是一千多斤粮食哩。”

我娘没了辙，两手抱着脑袋在屋里转圈圈儿。

这时，我爷爷拄着拐棍进了屋。问明情况后，我爷爷把手里的拐棍一戳地说：“去吧。该收粮，收你的粮去。”

我爹笑了：“爹你糊涂了吧？没有账本，咋收粮？”

我爷爷如此这般一说，我爹的心里还是不踏实。

“这……行吗？”我爹挠着头说。

我爷爷生气了，撅着胡子要走，临出门时撂下一句：“亏你和耿庄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哩……”

那天，我爹最终还是去了耿庄。

我爹开着三轮车进村的时候，村头儿的那棵老槐树下，正聚着一帮闲扯的人。看见我爹把三轮车停在槐树下，众人便知道我爹是来收粮的。

工夫不大，就有人背着粮食过来。

那人问：“我家多少粮？”

我爹一愣，突然想起什么，赶忙说：“老规矩，二斤瓜兑一斤粮。你家赊了多少斤瓜，你报个数……”

那人问：“账本呢？你没带账本？”

“走得急，忘了带。呵呵，多少斤瓜，你说了算。”

那人笑：“收粮忘账本，搬家丢婆娘……你这人，有意思。”

我爹也笑：“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信得过你……”

于是，那人报个瓜的斤数，我爹折半去称粮。多了，挖出去；少了，再添上。称好了，哗啦，倒进我爹抻开的蛇皮口袋里。

又有人背着粮食过来……

于是，我爹和人家又重复着以上的对话——

“我家多少粮？”

“老规矩，二斤瓜兑一斤粮。你家赊了多少斤瓜，你报个数……”

“账本呢？你没带账本？”

“走得急，忘了带。呵呵，多少斤瓜，你说了算。”

“收粮忘账本，搬家丢婆娘……你这人，有意思。”

“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信得过你……”

……

家家都如此。

日头蹲在西山顶上时，我爹收完了最后一户人家的粮食。望着车斗子上满满当当的十个蛇皮口袋，我爹心里惊呼，啊呀呀，这可是一千多斤粮食哩！

我爹想起我爷爷的话：“耿庄人就是耿直，该你的，不赖账……”

有人路过，笑着跟我爹打招呼：“粮食都收齐了？”

我爹脸上的笑容比晚霞还灿烂：“收齐了收齐了。”

那人又说：“来年，还来换瓜不？”

我爹抹把脸上的汗说：“哪儿不去都行，你们耿庄，不来不行……”

这个点儿，正是吃晚饭的时候，空气中飘来一阵阵饭香味儿。那人说：“吃了饭再回吧”

我爹一步跨上三轮车：“不了不了，老婆孩子还在屋里等着哪……”

我爹发动了三轮车。

突突突，三轮车撒着欢儿奔跑在夕阳里……

（选自《金山》2019年1期）

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改编与阐释始终根植于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之中，在动画电影的发展史上则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以上海美影厂的作品为代表，例如《过猴山》《宝莲灯》等，都实现了中国电影民族性追求在影像形式、风格与技术上对西方话语的革新与超越，也借助它们对经典文学或民间故事的影像化重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与文化标识注入至“中国故事”之中，在国际上形成了能见度极高且被公认的“中国学派”。

这些电影对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影像化改编，首先是一种内容上的重构，是以电影这种媒介形式对文学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演绎。正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对哪吒形象与经历的塑造、叙述，并未拘泥于仿造《西游记》或《封神演义》中的旧有叙事，而是努力使之与现代审美观念无限趋近，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当代意识。在片中，李靖与哪吒之间的刻骨仇恨被置换为崇高的“父爱”．被哪吒“抽筋剥皮”的小龙王敖丙则成为了纯粹而崇高的友情象征，曾经悲壮而残酷的哪吒自刎被替换为一个无法逃避的宿命“天劫”……由此可见，这部影片中的哪吒形象和他的故事，已与名著与传说中的形象相去甚远。之前多数引起市场轰动的经典改编作品，也几乎都依循了这种颠覆性的模式，例如逍遥浪子形象的许宣（《白蛇·缘起》）、顽童形象的唐三藏（《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与追求自由恋爱的“天神”（《大鱼海棠》），等等。

但是，这种在表面上看来过度解构经典的创作倾向，也引发了不同的看法。如今对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负面评价，亦多集中于对其颠覆传统文化或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哪吒形象与经历的不满。但是反观这些影片的拥趸，则多数抱着自顾自的娱乐心态，把影片满足个体价值认同摆在突出位置，鲜少去思考影片与主题之间的关系，或者根本不去触及。

两种意见之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断层，究其原因，正是杰·瓦格纳所谓的“近似式改编”所致——影片虽以一种与原著近似的修辞技巧和表达观念进行创作，但实际上却与原著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构成了另一部艺术作品。

有意思的是，西方影视作品对文学经典或民间传说的改编，多集中于莎剧、圣经故事和希腊传说。例如，近期被翻拍的《狮子王》取材于《哈姆雷特》，经典音乐剧《西区故事》的主要情节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纸牌屋》的故事内核源自《麦克白》，《七宗罪》《黑客帝国》等都是从圣经故事中汲取灵感，《诸神之战》《特洛伊》等则源自希腊神话。

可以看出，西方的这些改编作品也几乎都采取的是“近似式”的改编策略，原文本自身并不会为影视作品提供一个“超稳定结构”，而且改编作品之中无不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当代意识。塞吉欧·莱昂内曾说：“阿伽门农、埃阿斯、赫克托尔是过去的西部牛仔的原型，西部片中的人物则被导演搬进了神话世界。”也就是说，当经典文本通过改编穿梭至电影银幕之上时，它们之间的外部结构已然失去了相似之处，使之产生关联的只有由原文本所提供的“最大公约数”。

（摘编自郑炀《中国电影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