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新模式下的城市形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与城市转型发展深度融合的产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体现了城市走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需求。建设智慧城市，对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智慧城市的提出者认为，城市由关系到城市主要功能的不同类型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六个核心系统如组织／人、业务／政务、交通、通讯、水和能源组成。这些系统以一种协作的方式相互衔接。而城市本身，则是由这些系统所组成的宏观系统。所以智慧城市的实质是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智慧式管理和运行。智慧城市建设要以人为本，向城市居民提供广覆盖、多层次、差异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避免重建设、轻实效，使公众分享智慧城市建设成果。

（摘编自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材料二：

11月17日，2017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国家信息中心主任程晓波致词时表示，伴随着数字化转型大潮席卷全球，一场围绕智慧城市的竞赛也正在全球上演。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各地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在模式创新方面不断深化。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从之前的起跑、跟跑，发展到目前的并跑阶段，在未来有望实现领跑和超越。但是，还要看到，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诸多挑战。发展政策相对滞后，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网络安全隐患突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还有待提高。既要体现政府的智能作用，在规划、设计、建设和评估过程中，更多地调动大众参与积极性，还要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体制活力，引入社会资本来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并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应用来突破瓶颈，为大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服务，让大众体会到智慧城市带来的现实获得感。如何加强智慧城市建设，程晓波还开出了几个药方。

（摘编自《程晓波：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已从“跟跑”发展到“并跑”阶段》）

材料三：

本届(2016)智慧城市评估体系共有六大类一级指标，包括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治理、智慧民生、智慧经济、智慧人群及保障体系。根据一级指标得分率情况分析，“保障体系”得分最高，整体情况良好；“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治理”两类指标得分率都在40%以上，表明大部分城市的建设水平相对较好；“智慧经济”“智慧民生”两类指标得分情况则明显偏低，说明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城市在该方面的建设还有明显不足。通过对201个样本城市的行政区划对比，可见华东与华南地区平均得分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分数，并且其智慧城市建设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四个地域成绩较为相近，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西北地区总体得分最低，需要加强开发。

（摘编自科《第六届“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发布》）

材料四图表：

中投顾问对2017～2021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预测

（数据：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材料一：

按照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中国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建立健全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和考核体系，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减贫南南合作，为全球范围内实现减贫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2015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脱贫攻坚总体目标。各地也相继出台和完善“1＋N”的脱贫攻坚系列文件，涉及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金融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截至2018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5年底的5575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5.7%下降到1.7%。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7653元增长到10371元。同时，贫困地区新业态快速发展，内生发展动力明显增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民生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四川省乌蒙山片区“五位一体”产业扶贫治理模式

（摘编自外交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9）》，张文雯《四川省乌蒙山片区产业扶贫研究》）

材料二：

亿利资源集团在库布其治沙30年，投入产业资金300多亿元、探索出了“治沙、生态、产业，扶贫”四轮驱动、平衡发展的库布其模式，创造出沙漠绿化＋生态修复、生态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的生态产业体系。

亿利生态光伏项目采用“治沙＋种草＋养殖＋发电＋扶贫”五位一体模式，实现“生态修复、土地增值、光伏产业、种养殖产业、农牧民脱贫致富”的五个层级的循环收益。通过土地租用、项目建设期雇工、贫困户承包种植养护等方式带领当地人脱贫致富。

库布其当地的农牧民，是治沙事业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受益者。亿利集团打造的沙漠生态产业链，让农牧民拥有了“沙地业主、产业股东、旅游小老板、民工联队长、产业工人、生态工人、新式农牧民”7种新身份，每种新身份都能带来不菲的收入。

这些成功的做法，既为中国荒漠化防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摘编自王文彪《大漠奇迹》，朱富乐《46国记者打卡库布其沙漠探秘荒漠化防治秘诀》）

材料三：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位于撒哈拉沙漠西部，其中撒哈拉沙漠占国土面积的2/3，剩余的1/3土地也属于沙漠边缘的半荒漠地带。

毛塔是联合国认定的全球17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持续的干旱使植被严重受损，而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大部分地区贫困化加剧，人们为了生存，被迫毁林毁草，过度开垦土地，超载利用牧场，形成了“贫穷加剧沙漠化，沙漠化又加剧了贫穷”的恶性循环。荒漠化已严重制约着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毛塔人口不足450万，贫困率达31%，如何有效脱贫成为历届毛塔政府面临的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中毛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迅猛，毛里塔尼亚对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热情高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中毛两国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未来中毛合作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孙红等《毛里塔尼亚终于走出了历史 \frac{Hb}{ 怪圈》尤源等《毛里塔尼亚的荒漠化回题》）

材料四：

目前，中国金融科技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巨大贡献。

以支付为例，我国充分发挥移动通信、条码识别等技术优势，建成网络支付资金清算基础设施，实现卡基支付向移动支付的转变，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移动支付服务格局。贫困农户可以实现快捷、安全、高效的支付，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尚有20亿人没有银行账户，有贷款需求的人中仅21%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中国的移动支付和金融服务的海外拓展，帮助很多金融欠发达国家直接越过支票，信用卡等传统交易阶段，让他们享受到数字时代的红利，给他们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摘编自赵阳《让“金融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张妮等《中国移动支付，用暖科技贡献世界》）

一

味精在都市传说中有许多危害，版本也不尽相同。许多人“相信”味精有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认为它是“化学工业品”，虽然味精亮晶晶的，好像一种化工产品，其实它和酱油、酷一样，都是一种酿造产品，可以增进人们的食欲，提高人体对其他各种食物的吸收能力，对人体有一定的滋补作用。

味精的诞生和使用只有百年的历史，但对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美食大国而言，没有味精，依靠各种天然食材混搭也能捉出鲜味来。据说，古时“鲜”字的写法本是三个鱼字。鱼本鲜中之最，三个鱼就更鲜了。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御厨易牙首创了“鱼腹藏羊肉”这道菜，从而开创了天然食材混搭提鲜之道。

古人最常用的是食材混搭煮制高汤提鲜，俗话说，“艺人的腔，厨子的汤”，制作出优质的清汤或奶汤，是使菜肴増鲜的最佳手段。在发明味精前，高汤几乎是全世界每一个专业后厨的必备品，用高汤代替水是让菜品变得更加鲜美的利器。中餐的开水白菜、鱼翅捞饭需要鸡闷火腿清汤和鸡爪猪肉浓汤；日料寿喜烧、茶碗蒸需要柴鱼昆布高汤“出汁”；意大利炖饭需要鸡高汤；西班牙海鲜饭需要鱼或者海鲜高汤；当然还有各国素食里的素高汤等等。

制汤俗称“吊汤”，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捶牛羊骨令碎，熟煮，去汁；掠去滓末（沫），停之使清”（《齐民要术》）的制汤法；后来出现了一种“捉（提）清汁法”，其做法是：将鸡汤、鴨源或肉汤放在锅中烧煮，然后将生虾捣烂，和入甜酱、酱油，再授进汤中，等汤沸腾，泛起浮沫，即撇去，如此三四次，捞去虾渣，即成清汤。

除了采用高汤提鲜外，古人常将蟹肉、蟹油、蟹黄用猪油“炼”后收贮起来，俗称“蟹油”，供制作肴馔时用。这种方法，江苏、渐江民间至今仍颇盛行。无论烧菜、剀馅，还是下面条，都可以放入适当的“蟹油”，其味之鲜，不可言传。

此外，古人还常将一些比较鲜美的食品原料磨成粉，制作成原始的“味精”撒在菜肴中以增鲜。如清顾仲所撰的《养小录》中就记有用笋粉和蘑菇粉提鲜。清朝时期的鲁菜成为宫廷菜的重要原因，鲁菜师傅能从各地海鲜里提出鲜味来，比如将海肠子烘干研磨成粉，做菜时撒进去，这种原始的“味精”使得普通的菜肴立马变鲜。

二

1908年，一位名叫池田菊苗的日本东京大学化学教授在喝了羹子做的海带黄瓜汤后，发现味道特别鲜。“海带和黄瓜都是极普通的食物，怎么会产生如此的鲜味呢？”池田充满了疑问。从这天起，池田教授就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起海带的成分来。半年后，他从10公斤海带中提取出0.2克谷氨酸钠，只要在汤里放一点点这玩意儿，立刻就能增加汤的鲜味。

谷氨酸钠是一种氡基酸一一谷氨酸的钠盐，谷氨酸是组成蛋白质的20种基酸之一，只要食物中含有蛋白质，就含有谷氡酸。但是结合在蛋白质中的谷氩酸是没有味道的，只有当谷氨酸游离出来时才能刺激舌蕾上的鲜味受体，谷氨酸由酸变成盐时更容易电离，也就更有鲜味。

其实谷氨酸钠最早是1866年由德国化学家里德豪森研制成功的，他当年是从植物蛋白中提取的这种成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这种产品在欧洲并没有批量生产。池田菊苗认识到了谷氣酸钠的商业价值，想到了该怎样用工业方法生产谷氨酸钠。当时一位名叫铃木三朗助的日本商人，正和他人共同研究从海带里提取碘的生产方法。当他看到池田教授的研究成果后大为振奋，立刻决定生产谷氨酸钠。池田和铃木的合作很快就结出了硕果。不久后，一种叫“味之素”的商品出现在东京浅草的一家店铺里，广告语是“家有味之素，白水变鸡汁”。一时间，购买“味之素”的人差点挤破了店铺的大门。

三

“味之素”传入中国后，这种奇妙的白色粉末让日本企业获得了巨额收益，日本人对谷氨酸钠的提取工艺严格保密，企图长期垄断全球市场。1921年，一位名叫吴蕴初的中国人利用空余时间，和夫人一起，在上海租用的一处住房的阁楼里，开始研制提取谷氨酸钠的技术，经过不懈努力，他发明了生产谷氨酸钠的水解法。

工艺成功后，吴蕴初寻找投资人合作建立了“天厨味精厂”，并且在吴蕴初的提议下，采用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佛手”商标。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精一上市，立即打破了日本“味之素”的垄断。从此，味精进入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厨房，并随着中餐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中华饮食文化永久联系在了一起。

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台湾发酵之父”的苏远志利用生产蔗糖的废糖蜜作为细菌发酵生产味精的培养基质，大大降低了味精的生产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因为苏远志的发明，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每年节省进口小麦外汇400万美元，同时外销味精赚进600万美元。到了1981年，我国台湾味精外销量达12353吨，取代日本跃居世界首位。

——节选自母冰《味精：舌尖之鲜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