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 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袁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从基本内涵来说，所谓科学中的理性，可以理解为人类通过自觉的逻辑思维把握客观世界规律的能力，以及运用这种能力认识世界的活动。所谓非理性，一是指心理结构上的本能意识或无意识，二是指非逻辑的认识形式，前者如想象、情感、意志、信仰等，后者如直觉、灵感、顿悟等。作为心理现象，非理性既然是一种本能意识或无意识，那就是未经理性驾驭或不能进行确切的理性分析的。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说，理性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往往起着必不可少甚至是关键的指导性作用。众所周知，科学自近代产生以来，就形成了以认识论的理性主义和方法论的演绎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科学认识理念。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科学中的理性尤其是其中的分析传统已成为科学研究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模式，也因此取得了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然而，理性由于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故并不具备积极能动的力量。没有情欲、本能和冲动的推动，理性就是一些僵死的形式。所以，理性的活动只能仰仗非理性的能量。

传统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理性高于非理性，并将科学的理性方法绝对化，无条件地推广至各门非自然学科及社会问题的研究中；相反，非理性主义者则坚持非理性高于理性，甚至将非理性方法绝对化，声称它是研究人和世界本质的唯一方法。事实上，就科学活动而言，理性与非理性往往是共同发挥作用的。一方面，理性作用的实现有赖于非理性的参与。例如，爱因斯坦就非常重视直觉的作用，他认为从直接经验到理论体系“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一个不是必然的直觉的联系”，“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属于超逻辑的”。当代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已深切体验到：新知识的获得并不只靠逻辑性和客观性，巧辩、宣传、个人成见之类的非理性因素也起了作用。另一方面，非理性因素的实现也有赖于理性因素的作用发挥。任何积极的意志、信仰、信念要在人的活动中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借助于理性来为其规定目标和方向，并以理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很明显，尽管非理性主义对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试图消解理性，但谁也无法否认，无论“意志”还是“情感”，都是由需要所引发的主体对外在事物的体验，必然包含认知的成分。人从自己的意愿出发而做出的选择，自然是充满理性的。

（所选文段有删改）

材料一：

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尽早地接受优质的国际教育，我们的留学人员低龄化也愈发明显。同时，学生和家长也意识到，在低年级出国留学，学生面临生活和心理上的巨大挑战。

伴随着学生家长对留学的日益关注，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统计资料显示，全球留学生人数，从2002年的208万到2017年的452万，每年的出国人数都在增加，且增幅达到了恐怖的217．3％。2016年的数据显示，其中光是中国留学生就有54．45万人，而当中自费留学的人占大部分，是总体人数的91．5％。

2016年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共有410万国际学生，前八大主要留学目的国为美国、英国、中国、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及德国，这八个国家接收了全世界81％的国际学生。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国际生源国。中国留学生在韩国、日本的国际学生中所占比极高，接近或超过半数。其次在美、加、英、澳、新等英语国家国际学生中占比都接近或超过20％，而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因为地缘、语言等因素，中国留学人员在国际学生中占比远低于英语国家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教育优选《2017中国出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

材料二：

1997—2016年出国留学人员增长人数与增长率

（摘编自《2017年留学趋势研究报告》）

材料三：

通过各类公派项目，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能力的紧缺人才和战略后备人才。比如，2015年创设“未来科学家”项目，重点面向国家急需、薄弱、空白、关键领域，培养顶尖创新人才、领军人才和大师级人才。留学也是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如何将中国的发展变化介绍给老师、同学，甚至海外民众，让自己成为沟通中外的桥梁，很多留学生思考日深并付诸实践。留学生可以通过平时的表现，比如在学校做课题、写论文等具体的场合中举一些中国的例子，这样可以潜移默化地给大家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摘编自《中国发展推动留学潮涌》）

材料四：

投入产出不能只算经济账。首先，留学可以锻炼独立生活能力。在四二一家庭结构之下，独生子女在家里备受父母和老人的呵护，独立性较差。而出国后他们不得不快速成长，自己料理衣食住行，独立应付各种问题，应付学业，管理自我。其次，把孩子从小学、初中就送出国的父母，首要考虑的根本不是孩子今后能赚多少钱，看重的是让孩子接受国外创新的教育方式，提升外语水平与思维能力以及获得国际化的视野。这些才是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好处。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说，中国的科技水平和教育水平与最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学生出国，可以把先进的科技和教育理念带回来，缩短两者之间的差距。调查显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热情高，且创业领域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以，总体上出国留学还是值得的。

（摘编自《出国留学不值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