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13岁游学欧美和日本，先卒业于哈佛大学，又研习于柏林大学及巴黎大学等。“求学时应该在乎知识而不该在乎文凭。”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東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根据自己想学的课程，知道哪所学校可以学习，便前往学习钻研，学成后又到另一所学校，留学16年，竟然未取张文凭，也无学位，但学间之深，一时无人可及。

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为专研高深学术之机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对导师要求非常高。粱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格为国学导蛳，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有点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家家数百字有价值。”陈遂被破格录用，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之广非常惊人，在宗教、史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尤以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闻名世界。他的课不单是学生来听，清华的许多教投都来听，他的好友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和朱自清等也都来听，因此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投”。他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毎个同学研读。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又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要对传统文化充满自信。

陈寅恪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呢?从他早年的留学笔记中可窺见一斑。他的学生季羡林先生在整理他留学德国期间的学习笔记时，发现他的笔记竞有64本之多。这还不是全部，许多笔记包括文稿都在“文革”中因抄家而遗失了。这些笔记内容之复杂，难以形容，可分为二十一类，其中仅文字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鸽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就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未春日感赋以示讽刺。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一生历经优患，遭遇世变、家变和个人病变。他先是眼盲，晚年叉膑足，在“文革”中备受摧残打击。但即使这样，他晩年还完成了共90多万字的《柳妒是别传》和《论再生錄》。在没有资料又不能涉猎其他领域的研究时，一个失明老人仅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写出这样的长篇巨制，真是让人惊叹。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入陈端生所著的讲述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所轻蔑、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的精神。书稿完成于1964年，当时陈寅恪己74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毫无疑问，陈寅恪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选自《国学》，有刪改)

永不熄灭的烛光

徐鲁

1947年一个夏日午后，一个未满10岁的女孩倾倒出自己幼小心灵中全部的同情和爱心，写成了一篇凄婉感人的故事《可怜的小青》，之后她迫不及待地把它投寄给了当时在上海发行的《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不久，《可怜的小青》发表。这个幸运的小女孩，就是现在早已名满天下的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为她编发了这篇《可怜的小青》的编辑，就是现代著名儿童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陈伯吹先生。

陈伯吹先生是跨越了中国现代和当代两个历史时期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被誉为“东方安徒生”。在他91年的生命履历中，有75年是在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创作、翻译、编辑、出版和研究中度过的。他献出了毕生的心血，为幼芽和小苗洒上泉水。

1906年，陈伯吹出生在上海市宝山区宝山县的罗店镇上。他在宝山县甲种师范讲习所（相当于今天的初中）念了3年书后被分配到杨行乡朱家宅第六国民学校（今朱宅小学）当教员。正是在朱家宅第六国民学校任教的日子里，这位小学教员，神色庄重地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入党宣誓仪式，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地下组织。

白天，他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常给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激发学生们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晚上，他偷偷阅读一些思想激进的书籍和刊物。一种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鼓舞着他。他的创作热情也异常高涨，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领域早期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他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

1929年2月，23岁的陈伯吹来到上海。他来这里是为了给自己未来的人生和命运寻找一块小小的空间。他是家中的长子，全家的经济几乎都落在他一个人肩上。初到上海，他一文不名，只有一支笔。于是，他只能靠写作、投稿换取有限的一点稿费来维持全家的生计。

为了挣钱养家，一开始时他什么题材都写。他根据自己失恋的经历写过一个中篇小说《畸形的爱》，接着又把这段经历写成了长诗《誓言》。他给当时有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投稿，却得到了该刊主编郑振铎的一个忠告。郑振铎熟悉陈伯吹的“强项”在哪里，他从陈伯吹的职业优势和创作专长考虑，劝他扬长避短，专攻儿童文学。这是一个决定了陈伯吹此后人生方向的忠告。或许这其中早就有某种因果联系，正所谓“茎里有的，种子里早就有了”，也如诗人弗罗斯特所说“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从此以后，陈伯吹就心无旁骛，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全部的命运，与儿童和儿童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他曾在抗战年代用怒火写出了《华家的儿子》《火线下的孩子》等作品，也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用满腔热情写出了《中国铁木儿》《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孩儿》等作品；80年代以后，他为孩子们创作、翻译了《摘颗星星下来》《好骆驼寻宝记》《小夏蒂》等许多作品；他还经常到中小学校与孩子们交朋友，参加孩子们的活动，与国内外许多少年儿童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经常通信往来。这是一代儿童文学大师对幼小者的牵引与爱护，是一棵年老的大树对身边的小花小草的关注与祝福。

耄耋高龄的陈伯吹，还在为众多的儿童文学新人阅读稿子、点评习作、撰写序言，函来信往，从不厌烦，甚至亲自抄写和推荐稿子。老作家、评论家樊发稼回忆说，他曾和陈老同住一室，亲见老人每天天未明即起，抓紧时间赶写文章。有一天，樊发稼早晨6时醒来，见陈老已在伏案写作——正在为一位青年作家的书写序。樊问他什么时候起床的，他说“大概三点不到吧”……

陈伯吹一生俭朴，绝不追求额外的物质享受。樊发稼回忆起他第一次到陈老家，到达时陈老正在用早餐。陈老简单的早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碗薄薄的大米稀饭，半个咸鸭蛋和几根咸菜丝儿。

就是这样一位一贯省吃俭用的老人，却在1981年，把个人一生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55000元，慷慨捐出，设立了一个“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旨在激励大家为孩子们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1997年11月6日，一代儿童文学宗师陈伯吹，在上海华东医院仙逝，享年91岁。去世前他竭力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是将自己一生积攒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了浦东新区筹建中的一座儿童图书馆。如今，这座图书馆被命名为“陈伯吹儿童图书馆”。

（选自2008年《人物》杂志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