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可爱至极的鉴藏泰斗

史树青，与启功、徐邦达、扬仁恺被称为我国权威四大鉴定专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鉴定国宝的“国宝”，启功虽是他的老师，却始终以兄弟相称，因为他们都是前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高足。

中学毕业时，老师作诗赞扬他懂得书画曰：“书画常叫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据说，迄今经他之手鉴定的文物及艺术品至少有一两百万件。

屋内洒满阳光，木制地板加一式的木制简洁桌椅，沙发旁一株娇艳欲滴的蝴蝶兰，绽放着生机。精神矍铄的史老，对襟藏青大褂，鹤发童颜，小细长眼睛，厚嘴唇，声如洪钟，底气十足，越发像一尊慈祥福态的弥勒佛，史老做了一辈子的文物鉴定工作，在严肃细谨的工作环境中，却养成了乐观单纯的生活品质。

史老喜见人，喜聊天，喜展示。

喜欢聊天，聊则聊过去，聊宝物，聊鉴定，聊史实；展则展宝贝，前代的画，瓶，字，剑。作为鉴定专家，史老除了每日不可中断的读书，在冷摊儿上捡漏儿也是生活中一项重要活动，长期实践加上深厚的文献历史知识，使他在地摊上屡有斩获。去年他在大钟寺文物市场花1800元淘到一把越王勾践剑。这把长56厘米的剑上嵌有鸟篆体“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两行共8个金字。剑身纹饰为菱形暗格纹，剑格两面一面镶嵌有绿松石，另一面镶嵌着青金石，剑首饰有12道同心圆，握在手中，仍有凌厉厚重之感。史老介绍，这样装饰在先秦古剑中常见。可贵的是，整把剑全身至今不锈，锋利依旧可以裁纸。

史老的老伴儿夏阿姨说：“目前这把剑还不能鉴定真伪。”史老立刻接茬，语气肯定：“能定!”那急不可待之势，让人觉得真是个可爱率直的老小孩儿。

此剑的历史也有源头，鉴定为春秋越王勾践自用剑后，史老把它捐赠给历史博物馆，但那边觉得是赝品，遂送回。但是老人始终认为是真品，于是做诗一首，以抒情怀：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铜错金；得自冷摊预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

史老认为鉴定一个宝物最需注意三点：一是文物要和文献相结合，不结合那就是古董商；二是传世的文物要跟出土的文物相结合，叫比较研究；三是眼学和科学相结合，文物分析要观察和科学相结合。

史老对这把剑是相当自信的。其实我们大可以摒弃真伪的辩论，这毕竟是物质繁华。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史老宽阔忠诚的胸怀。他说：“国宝性的东西我不要，这是职业道德。”

老人有心脏病，却不想体息，言谈期间，接到央视预约采访电话，他立即说：“欢迎，欢迎。”

史老真是个很可爱的人，言语之间，话锋所到，即立刻有所行动。我们把《人物周刊•收藏版》给他看，史老即刻拿—枚高倍放大镜，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读出来：“康乾盛世，人们都喜欢收藏……”读到这儿，他说：“我有一小人儿，给你们看一小人儿，是康乾时候的。”

说着手已经伸到桌上，桌上放着一个白瓷蓝色小官人，头戴清朝红顶官帽，龙纹马褂，龙云小袍，手拿折扇，上书“康乾盛世”四个字。

在此期间，谈到收藏的宝贝，他一边嘴里说，“给你们看个宝贝”，一边臃肿福态的身躯随着小碎步直奔书房，我们急忙去搀扶他。他轻盈翻移着手里的宋窑瓶儿，让我们欣赏并注意瓶底的刻字，史老丝毫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他那边长袖善舞，我们这边却悬了一颗心，生怕这手中的宝贝万一拿不稳掉在地上。

时间不早了，我说：“有时间我们再来欣赏您的画儿。”史老却一面转身向里屋走。一面说：“我让你们看我的画儿。”随即又拿出几卷立轴，一幅幅打开，让我们大饱眼福，其间有齐白石、郭沫若、沈从文等大家的，史老点评中颇有兴奋之态。

最后不得不回去了，我们祝福老人每天心情愉快。老人立刻答茬说：“我快乐着呢，过年孙家正还给了我一个两万块钱的红包呢!”

唉，史老真是可爱得让人怜惜，我们想笑，却有点笑不出来，都被感动溢满了。

耄耋之年，不失纯真的童心；无欲无求，却功力愈发深远。我们见到了许多宝，更见到了宝中之宝的史树青老人。

没有心机，回归童心；秉承历史厚重，心如童年；好奇，善良，快乐。真正的大家，思想定都到了大境界；愈是对世俗无所求，愈是有大作为。

出门时再回头看，老人坐在阳光里的沙发上，闭着嘴唇，没有看我们出门，似乎陷入了沉思……或许正回忆当年一个雀跃的少年跟在父亲身后，在琉璃厂的地摊上寻宝……

袁隆平，半世纪的盛名与争议

袁隆平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种田人”——中国一半以上的农田都种上了杂交稻种。民间一度流传：两个“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一是邓小平，二是袁隆平。他艰苦卓绝的研究为曾经被饥饿困扰的国家带来希望，国家的鼎力支持为他带来了盛名，持久不衰的盛名也给他带来了争议。

那么，真实的袁隆平是怎样的？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日日下田，而已。”他的神坛下，是无数人的拭目以待；他的眼睛里，却只有秧苗摇曳的一亩田。他身上有科学家的固执，也有历史亲历者的豁达。对待外界的争议，他尽量选择消化于田间。其他的争议他不予理会，但关于超级稻，他绝不退让。

1992年，农业部主办的某报纸上刊登了一次座谈会的报道。会上，一些权威人士大肆斥责杂交水稻，称其为“三不稻”，即“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他的同事，学生都让他声明反驳，他说；“没事，会解决的。”他心想，事实胜于雄辩。几个月后，江西省副省长舒惠国来访，直截了当地问他报纸报道是否属实，舒惠国对他说：“那些言论让群众产生了困感，许多人在考虑要不要种植杂交水稻。我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这是袁隆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个人荣辱毁誉的范畴。不久，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杂交水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才算是稳定了全国种植杂交水稻的信心。

2014年秋天，安徽蚌埠等地的近万亩“两优0293”（超级稻品种）出现大面积的绝收或减产。一时间，对超级稻的质疑甚嚣尘上，“超级稻稻种严重过剩”“超级稻口味品质不佳”等话题在网上流传。本性里，他愿意安之若命，20世纪60年代刚做杂交水稻时被人揶揄理论不对，甚至秧苗全部被毁，都鲜少与人争论，觉得“做好研究才最重要”；但现实是，他不得不出来反驳，因为袁隆平早已经不是独属于个人的袁隆平了，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是这个国家农业的定海神针。隆平高科旗下密密麻麻的组织结构，从育种科研到育种公司，从经销商到肥料公司，都有赖于“袁隆平”三个字熠熠生辉，全中国数以亿斤计算的杂交稻种都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无法被播种。

2014年10月，他在《环球时报》上发表题为《请别再向超稻泼脏水》的文章，从历史发展，现实数据的角度对网友的质疑一一进行驳斥，承认有问题，但也绝不是一些“居心叵测”之人描述的那样，文章不卑不亢。结尾处他写道：“超级稻研究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绝不会退缩。”

2000年，隆平高科要上市，想要使用袁隆平的名字。他没同意，后来多位国家级领导劝说，加上他考虑到隆平高科成立后，杂交水稻研究可以不再需要外国人投资，就同意了。隆平高科许诺每年提供2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由姓名使用权换算而来的5%股本。许多人说袁隆平卖掉股份就能轻松拿到上亿元，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他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

20世纪80年代他最盛名时，湖南省委组织部请他出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他拒绝说：“我不适合，当院长，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隆平高科成立不久，袁隆平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埋首新一轮超级稻的研究，他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我们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救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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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那么多次，消耗那么多时间，究竟是什么支撑你？”记者问道。

他说：“讲大道理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我的好胜心，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

这便是科学家的本心，他们天然对获得答案有着强烈渴望。为了这种渴望，袁隆平错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错过了儿子的成长，20世纪70年代里唯一一次请假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的时候。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在中年时代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在病床前为她念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又继续踏上了前往田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