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指南针（俗称罗盘）的发明和应用，与海上航路的开拓有着更直接关系。中国很早就利用人工技术和磁石的指极性来实现人工的地理定位，这对航海罗盘的发明和使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海上航路的开拓具有密切关系。

②从目前能找到的历史文献资料看，最早将指南针用于较大规模航海的时间是在北宋宣和年间。宋代笔记《萍洲可谈》中讲到，舟师“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南宋时期，随着更大规模航海的出现，指南针已成为必备的主要航海仪器，应用更广泛。《诸蕃志》明确记载，“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为谨，毫厘之失，生死系矣”。

③使用罗盘航向定位，大大提高航行的安全性，与海图配合使用，成为古代远航的主要技术手段。罗盘一经华船普遍使用，很快被阿拉伯航海家接受。1181年出版的阿拉伯《商业宝鉴》，清楚讲到阿拉伯人模仿中国罗盘的制作和使用过程。阿拉伯语中，表示罗盘经度方位的词，就是中国闽南语中的“针”。12世纪，罗盘传到地中海，首先使用罗盘的是意大利商船。可一直到14世纪末，他们使用的罗盘都不如中国商船使用的罗盘准确度高。

④罗盘还可以用来记程，并导致航海图的出现和逐步完善。航海者依图计程，航程、航路也被叫作“针路”。13世纪南宋的一位官员赵汝适，比较精通航海业务，能够监视并制作标有航路和“针位”的各国地图。郑和船队所以能够在印度洋上来去自如，依靠的就是标有“针路”的海图。

⑤罗盘定位技术之所以很快传到印度洋、波斯湾以及红海沿海国家地区，既与中国船队经常停靠那里有关，也与中国航海人侨居在这些国家沿海城市有关。在那里，汇集着众多的来自阿拉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和水手，他们相互交流信息，完全可以从中国航海人那里获得有关罗盘的知识与航海图。航海图纷纷出现，与航海进入大航海之前的13世纪的航海第一盛期不无关系。目前可考的现存古海图是1311年绘制的一幅，标有罗盘方位线和边尺，边尺其实也是“针路”的进一步规范和明晰。罗盘使航海图的制作逐步进入定量制图阶段，为后来的大航海做了基础技术准备。

⑥中国早期使用的罗盘准确度相对高，但一般是“水罗盘”形式，或把磁针用灯芯草穿起，浮在水面上，或者置于人的指甲盖上，方式简单。相对准确的还有沈括的“缕旋法”，将指南针悬在无风处观察。比较完备的罗盘带有天干地支刻度，指示方位更明确。后来欧洲人做了改进，不用缕旋，改用支轴，俗称为“旱罗盘”。中国使用“旱罗盘”是从日本辗转引进的。一种技术输出，改进后再输回来，创新不断循环，体现了技术交流的可逆性特征。

（摘编自冯并《指南针的传播》）

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了文艺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文学终结论”尚且余音未绝，又有学者提出了“粉丝能不能替代知音”的疑问，引发热议。

“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后来，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18世纪美学学科形成之初，为解决“趣味无争辩”的难题，休谟也推崇批评家来提供“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可见，“知音”的趣味早已渗透到经典艺术标准当中。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是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被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在使用中的确具备活跃的意义再生产功能，而且，流行文艺也的确包含有别于高雅艺术的美学旨趣。因此，“知音”欣赏和“粉丝”欣赏的区别，是一个趣味差异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品位高下的问题。

知音精于深度梗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

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有趣的是，金庸晚年按“经典”标准大力修改当年作品，不想费力不讨好，竟遭众多“金迷”抵制。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粉丝欣赏突破了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海报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录、翻唱和MTV翻拍，等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摘编自周兴杰《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