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水土”才养人

游宇明

不久前听了一个演讲，演讲者引用了一句俗语，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演讲者自然是从正面理解这句话的，我听了之后却反复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怎样的“水土”才养人？

‚中国人习惯于将“天”“地”“人”三个字并列，“天”与“地”就是人的“水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没有高山，没有河流，没有原野，没有草木，我们无处获取木料、种植粮食、接来饮水，人怎么去生活？“水土”不仅给我们自然的凭靠，也给我们心灵的慰藉，比如看到天空之远，我们会放飞梦想的翅膀；看到大地之美，我们会产生愉悦之情。然而，我们也应该想到，能养人的“水土”一定是好“水土”，如果我们的高山是被从地底掏空的，如果我们的河流是被各种工业与生活废水污染了的，如果我们的原野四处撂荒，看不到庄稼，如果我们的草木动不动被连根挖掉，这样的“水土”不仅不能养人，还会害人。

ƒ大自然的“水土”是这样，社会的“水土”也同样如此。假若一个社会人文生态和谐，我们的心灵就会被社会养得活泼开朗；假若一个社会风气不好，大家都视他人为地狱，我们的心灵必然变得狭隘偏激。

„在我看来，社会的好“水土”至少需要这样几个条件：第一，社会必须是诚信的；第二，社会必须是善良的；第三，社会必须让我们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才华。

…人不是一个孤岛，必须要跟其他人打交道，社会讲诚信，我们上学不担心拿到假通知，我们做生意不忧虑被敲诈，我们写作可以及时拿到稿费，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有了信心，社会各种矛盾就会大量减少。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敢保证没有个别人作恶，但社会的总体必须善良。孩子摔倒了，陌生人扶一把；有人出了车祸，旁观者帮助送一下医院；学生无钱读书，有能力的人捐上一点钱，都不需要我们付出太大的代价，然而，有了这样的温暖细节，得到救助的人会感受到社会的关心，日后可能向别人传递这份爱心。当社会总体的善良得到了保证，我们出门在外，才有真正的安全感，我们的言行也才会变得绅士。

‡养人需要社会的好“水土”，但这好“水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底生出来，它说到底还是要依赖两种力量，一是每个个体，二是组织化了的公权力。每个个体都有人人是别人的“水土”的意识，尽可能给这“水土”注入正能量，社会的“水土”自然会越来越好。组织化了的公权力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能够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它就会抓好社会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将绝大多数人的美好愿望变成政策、法律，让社会的列车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

ˆ“养人”的“水土”从来是有责任感的人创造出来的。

陆孝彭

1958年初秋，中央军委决定，我国要自己研究制造一种新型的喷气式强击机，强击机既有超音速的飞行速度，又有高效能的空战、陆战、海战的战斗力，这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来讲，无疑是至关紧要的。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亲自到沈阳参加了相关会议，最后确定把这个任务交给陆孝彭。

带着共和国的期望，陆孝彭从沈阳来到了南昌，担任了“强-5”飞机的总设计师。

陆孝彭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后来赴美国留学，曾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作，参与过舰载喷气机的设计。之后，他又在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担任过一种亚音速战斗机的总体设计。1949年，陆孝彭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巧妙地躲过特务的尾随，辗转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以后，陆孝彭将自己的才智都贡献给了年轻的中国航空事业。1952年，他曾在沈阳112厂第一飞机设计室担任“歼教-1”飞机的主管设计师，在同行们的通力协作下，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要设计强击机，一无图纸，二缺资料，陆孝彭虽感困难重重，但多年来的科研实践使他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抗难力”。陆孝彭夜以继日地翻阅着世界各国的航空资料，他认为，随着现代化防空体系的完备，强击机应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够从敌方的雷达盲区钻过，迅速地接近攻击目标．出其不意地对目标进行袭击，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强击机！

为了完善他的设计雏型，陆孝彭把设计室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他们从解剖“米格-19”喷气式飞机入手，了解和熟悉喷气式飞机的结构、性能。

在这设计过程中，谁也无法说出陆孝彭究竟有多少个彻夜未眠。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亲自核算。几万张图纸，几万个数据都浸透了陆孝彭的汗水。有时为了核算一个数据，他经常通宵达旦，助手们见他太辛苦，主动提出分担他的工作。但他深情地回答：“我自己不校阅一下，总是放心不下呀！”

4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陆孝彭熬红了双眼，熬瘦了身体，但他身边的图纸却像一座座小山一样日益增高，15000多幅飞机设计图终于完成了，那锥形的机头，加大的后掠机翼，流线形的蜂腰机身，美观的机尾翼，活像一只腾空的银燕，跃然在纸上。

和许多事物一样，“强-5”的设计既有一般喷气式战斗机的性能，又有自己的特色。在设计过程中，陆孝彭注意吸收各国战斗机的优点，又勇于大胆创新。为了提高“强-5”的飞行速度，他大胆地采用了跨音速面积律理论。

1961年8月，随着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条件恶化，为确保“两弹一星”等重点计划顺利进行，“强-5”飞机的试制工作被责令停止。100多人的车间，仅剩下14人搞“强-5”机研制。可陆孝彭仍痴心不改：“‘强-5’飞机我搞定了，14个人也要把‘强-5’飞机拿下来。”陆孝彭坚持和工人、技术人员在一起，边设计、边劳动，加班加点，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

1962年秋，陆孝彭和他的同伴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试制出第一架“强-5”样机。喜讯传到北京，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空军司令部等立即发来了贺电贺信。

1966年6月10日，“强-5”的飞行实验开始了。随着叶剑英元帅的一声令下，机场上的 “强-5”战斗机，像一只矫健的银燕，在强大气流的推动下，昂首挺胸冲向蓝天。

陆孝彭在从事飞机设计研制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编写的《飞机总体设计（讲义）》，为南昌洪都工学院培养总体、气动设计技术人员提供了教材。1983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跨音速学术讨论会上，陆孝彭发表了《论激波和极限线的关系以及二元翼剖面表面激波生成的条件》一文，为应用查普雷金特殊解求解复杂的气动力问题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

（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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