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唇边流出的另一种卓越

梁言

大雪茫茫的北国，四野银妆素裹，田地、树木、屋舍、山岗都失去了原色，包孕到纯白一片的雪的世界中。

然而，有经验的人，却可以准确地发现村落的水井，奥秘何在？原来冰封雪冻之时，井口会升腾起袅袅热气，这是因为井底的泉眼源源不断地涌出暖暖的地下水，以至井口像刚揭盖的蒸笼，成为雪地奇观。

大自然的风雪，封不住一口小小的水井，社会的风雪，也封不住千百年来文化精英们的喷涌的才情。无论历史如何酷烈，铁骑狼烟肆虐也好，皇权凌压也好，诗文之热气仍在“雪地”顽强地升腾，这无数心泉，汇成中国文化的潜流，千百年来在万民心中流动。

这种历史唇边流淌出的卓越，有我们十分习惯接受的一种，像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之类，先贤的文字，已化为民族的一种精神规范，成为母语教育的基本范文，后贤选用这些诗文，作为弘扬人生大义的例文，作为对后代施行文化熏陶的主页，对此人们完全认可，并无异议。

然而，历史文化井口喷涌的仅仅是富有治国平天下政治大义或人生大义的话语吗？

当代诗人刘向东说，“我直到出了大学校门，也没把（李白的20字《静夜思》）诗意读充分”。为什么“床前明月光”这样明白如话的诗，诗意那么难领会？这或许因为刘向东这代人以及现在的学子们所受的文化教育，缺乏一个读生活抒情诗（包括亲情、友情、爱情诗）的“共鸣腔”。

正如直到张爱玲冷寂30年之后我们才重新“发现”了张爱玲一样，我们在选择文化熏陶标本时，过于注重教化色彩，过于轻视生活色彩；过于强调政治层面的内蕴，过于轻视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尽管人人会有风花雪月，人人会遭遇爱情，然而风花雪月至今是贬义。未接受过细腻、温馨、甜蜜、苦涩感情洗礼的一代人，能与苏东坡在“明月夜、短松岗”对亡妻的悼念之情共鸣？又是什么抑制了我们的感悟能力？

评论家张远山先生曾专文为“风花雪月”鸣不平，他说：“愤怒的诗歌属于革命，深刻诗歌属于哲学。我要描述的诗歌，是吟咏风花雪月的诗歌，我要赞美的行为是对风花雪月的附庸风雅”，“人类的天性正是在追求幸福生活具体化为追求风花雪月、喜欢附庸风雅中趋向完美。”且不论张先生的立论是否周密，社会发展实践已充分证明，文化的多元化促进社会的民主、文明、进步，文化的单一化必然造成社会的僵化、愚昧、暴力。对于古代不同风格的文化遗产，我们还是宽容些好。深入些说“让人人有权利享受风花雪月，是革命的目的；让人人有能力享受风花雪月，则是哲学的目的”（张远山语）。

当我们不再视从《诗经》到《荷塘月色》所引的《采莲曲》中那些描绘日常生活中最细腻、内在、最温馨、最隐蔽的儿女长情为洪水猛兽、道德败坏“小资情调”时，我们才有可能解除心理防范去体悟那些风花雪月的韵致，也只有在具备相当的艺术素养之后，才可能渐渐与古代才子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事实上，建国以来的众多知识分子，包括笔者在内的语文界人士，非常缺乏风花雪月熏陶，这已形成难以弥救的精神缺失。

要感悟自由的李白、超脱的王维、多情的柳永、悲怆的辛弃疾、凄愁的李煜……最好先抹去把诗人按政治需求划分等级的人为界限，聆听他们心中那口泉眼涌出的真情。作为现代人，我们有权利承接华夏一切优秀文化，有权品味历史唇边流淌出的所有卓越。

（摘自2001年第7期《读写月报》）

想必大家都知道鲁迅，老舍，巴金等著名文学家，却很少听说最近二三十年有哪些很出名的文学大师，现今信息极为发达，也没听说我国有哪些文学作品闻名中外或洛阳纸贵轰动一时。莫言如今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按理讲，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文人，他的作品应当成为全民族的骄傲。然而也没有听说其作品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现实中对他的作品了解的人却很少，甚至不少有文化的人不喜欢他的作品。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摘自网络并改编）

年关

侯发山

风从门缝里溜进来，“飕飕飕”，直往人的脸上扑、怀里钻，一家老小虽然都缩着膀子把自己藏在被窝里，还是给冻得瑟瑟发抖，仔细听，还能听到牙齿在打架。寒冬腊月，屋子里没有生火；如果把被子挂起来，稀薄得能看出人影，能不冷？隐约传来远处炸响的鞭炮，过年的味浓了，更衬托出家里的冷清。

儿子福来不时瞄一眼冰冷的灶台，似乎期待着奇迹发生，期待着灶膛燃起来，期待灶台上有温热的饭菜，也只是温热，喷香都是奢望。

不只是福来，康群山，还有他的老婆，小女儿麦香，虽说都躺在炕上，一个个都睁大着眼睛，没有一点睡意，大白天不是睡觉的时间，这是其一，除了冷，还有饿，哪能睡得着？今年春上，天旱，麦子连种子都没收回；到了秋天，有雨了，却大得吓人，像是老天爷的水缸漏了，把庄稼给毁得一塌糊涂，种一葫芦连两瓢也没收够，颗粒无收。

福来吸溜了一下鼻子，似乎闻到了尔居家传来的饭菜的香味，忍不住说道；“爹，我饿。”

康群山刚想骂句“饿死鬼托生”的，听到麦香说“我也饿”，他就把话咽了回去。

老婆说：“要不，你去康百万家借点？”

康群山叹口气，说；“今年已经借了康家八两银子、六斗麦子，一文一两都没还，咋再去张口呢？”

老婆又说；“每遭连年馑，康家都要施合粥棚，要不，我带孩子们去看看？”

康群山说：“今年是大年三十，人家不过年？这时候去，怕是不妥啊。”

这时候，忽然听到拍打柴门的声音，“扑嗒，扑嗒”，随着这声音，还有人在叫：“山哥，在家吗？日头都晒住屁股了还不起来。”

康群山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掩了掩衣襟，走过去打开了柴门一一原来是偃师掏烟囱的驼子。因为他常年游街穿村掏烟囱，把背都弄驼了，大伙儿就叫他驼子，倒不记得他姓啥叫啥了。

康群山咂吧了几下嘴，说：“驼子，今年俺家不构囱。”腊月二十三那天，他自己掏过了，通畅着呢。

驼子痞着脸说：“屁话，你家烟囱都不冒烟了，这不是堵了是啥？”

“……”康群山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若搁往年，这一天正是灶火忙碌的时候，除了洗洗涮，蒸包子，炸果子，炖猪肉，烧豆腐，从早忙到晚，吃罢年夜饭才消停。今年他家烟囱不冒烟，不是堵了，是根本就没生火，哪来的烟？若是生火，一是浪费柴禾，二是面缸都见底了，没米下锅啊。

驼子没去看康群山的脸色，只顾瞅着烟囱说：“山哥，若是掏出东西，你该付费付费；若是烟囱里没有东西，我拍拍屁股走人还不中？”

话说到这份上，康群山没有拒绝的理由。

驼子放下了鼓囊囊的背包，开始忙活。他让康群山回屋暖和，自己爬到了康家的屋顶，去检查烟囱的出口。康群山没有回屋，缩着膀子，站在院子里瞅着驼子折腾。驼子是给自己干活的，人家都不怕冷，自己怕冷？

也只是一袋烟的工夫，只听驼子叫道：“山哥，烟囱里还真有东西，怪不得不冒烟呢。”说着话，驼子从烟道里掏出一个小包裹。

连老鼠都不来他家光顾了，怎么会有东西呢？不像是老鼠所为啊。康群山心里咯噔了一下，紧接着，又咯噔了一下，咋给人家驼子报酬呢？一时间，康群山愁上加愁，上吊的心思都有了。

驼子猴子一样从房顶上出溜下来，也不征求康群山的意见，自作主张把那个小包裏打开了。

包裏打开的一瞬间，驼子，康群山，两个人都惊呆了，原来小包裏里包的不是破衣烂衫，而是一兜碎银子！

驼子查了查，不多不少，整整十两！

“山哥，这下你可过个肥年了……我拿走两文，算是报酬。”不管康群山是否同意，驼子拣起两枚铜钱，背起工具包，乐颠颠地走了。

等到驼子走后，康群山才回过神来，明白自己不是在做梦。

康群山带上银子出门采购年货的时候，得知整个康店村，凡是跟他家一样情况的，驼子都去掏烟囱了，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的烟囱里也都藏有十两银子！

当天晌午，站在邙山岭的康百万，看到整个康店村家家户户的烟自都溢出了烟，他的脸上漾出了笑意，对身边的驼子说：“好，你也回家过年吧……明年的年关你还来。”

驼子接过康百万给他的赏金，笑呵呵地走了。

（有删改）

产生核心观念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

孔子是针对现实之痛，提出他的礼学优先的理论的，实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社会上礼的流失而强调理论上礼的尊严，直指社会之痛开药方。这就是精神创造，注重“病灶效应”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

基于这种辨证施治的实践精神，孔子的一些核心思想往往切中当时中国的病根，创造性地突出和强调一批关键词，将之注入历史过程的潜流之中，发挥着对社会病灶进行疏导和疗治的功能，推动社会由乱归治，不同程度地获得了重新健全发展的文化力量。其中，包括仁、礼这类儒学关键理念，概莫能外。

首先，我们来考察“仁”的理念。“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向来没有疑义。在强调“仁”的重要价值时，孔子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把“仁”升华为一种坚强不屈的意志，他的弟子将此化为一种气节，如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仁”是孔门道脉相传的一条脉络。

有意思的是，孔子重“仁”，却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导致《论语·子罕篇》一开头就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实在使得历代颇有些解经者大惑不解：一部《论语》20篇中，有16篇用了109个仁字，怎么还将仁列入“罕言”之列呢？这主要要弄清楚“言”字的意义。言、语两个字意义相通，但对比着讲的时候，意义又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论语》中孔子虽然反复谈论仁，但那多是回答弟子和他人的提问，以及进行论辩的话，自己作为一个命题首先发端，并且正面做出界定，就非常少见，因此只能说是“罕言”。这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来，难免会造成“仁”这个概念的边界模糊；但它也潜伏着一个好处，使仁的内涵和历史适应性留有不少弹性，以及可解释的余地。当仁解释为“把人当人来对待”，而且与“爱人”，与“泛爱众而亲仁”联系起来的时候，它就可以超越时代的阻隔，进入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之中。

礼是儒家学说的基础和法度，在十三经中有三《礼》，由此可见其互相阐释、互相补充的庞大体系。礼学体系的最终关切，还是以礼治国、以礼施政。政与刑，是通常的治国术，而在孔子心目中，德与礼是更得人心、更高级的治国术。因为“为政以德”，孔子是看得很高的，说是“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将礼与德并举而置于政与刑之上，这就是孔子的政治观。因此，孔子教弟子执礼，也就是为从政准备人才。

孔子为何如此强调正名，强调礼乐，并不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名正言顺，礼乐雍容，而是到处存在着僭名越制，礼坏乐崩。曾有孔门后学说过：“有国者不可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众。”孔子作《春秋》所提供的此类鉴戒，从历史事例上展示了礼坏乐崩造成的严重政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