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明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作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瞽献曲”或“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那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徙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作了一首歌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作了给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诗官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到达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或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诗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文字有改动）

材料一：

2019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中，国产动漫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无疑是一匹黑马。它不仅获得了市场的回应，也收获了观众的口碑，成为国产动画电影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级作品。中国动画电影崛起的时代已经到来,近年来好的动画作品层出不穷,从2015年的《大圣归来》、2016年的《大鱼海棠》、2017年的《大护法》、2019年的《白蛇:缘起》和《哪吒之魔童降世》，都给观众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尤其是正在热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截至目前票房超过了40亿元，成为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榜上第4部达到40亿+的影片，也是其中的第一部动画电影。这给沉睡已久的中国动画打了一针强心剂。

(摘编自《哪吒"火了国产动画电影产业发展潜力大》)

材料二:

作为国内首部3DIMAX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特效镜头在水准和量级上都较以往大大提高。在全国60多个制作团队的助阵下，该片的后期制作磨合了3年之久，片中涉.及5000多个初版设计镜头和1400多个特效镜头，最终呈现出特效精美、场面震撼的3D动画效果。

此外，《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剧本经过两年的打磨，在借鉴《封神演义》《哪吒闹海》等经典动画电影作品的同时，该片在塑造神话人物时摈弃脸谱化的人设，对其身上赋予的传统元素进行继承与重构，作者通过哪吒传递了一一种“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改变自己的遭遇和处境”的观念，从而完成了哪吒“反抗”精神从政治隐喻到现实观照的转变。“我命由我不由天”是一种现代人追求真正自我的信念，能引起观众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感。

《哪吒之魔童降世》能够收获如此高的票房，也离不开宣传营销节奏。其官方微博发出的三版预告片，将最丑的预告放在开始，最精彩的镜头剪进终极预告，宣发策略与影片节奏一致，大大增加了影片的期待值。从7月13日开始，片方就陆续邀请了大量电影方面的关键意见领袖和普通观众提前观看电影点映，等待口碑二次发酵。而后期又通过与《大圣归来》IP联动宣传广告，正式迎来参与式的营销狂欢传播热潮。

(摘编自《试论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之道》)

材料三:

尽管《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表现火爆，但国内动画电影总体发展并不理想。相比于海外成熟市场，国内动画类型电影“存在感”偏低。2018年，日本TOP20电影中动画片占六席，票房占比33%;美国TOP20电影中动画电影占五席，票房占比24%;而同期中国TOP20电影中无动画类型，且鲜有票房突破5亿元的国产动画电影。从目前情况看，国产动画电影多以低幼系《熊出没》《喜羊羊》为主，且多在春节档上映;而进口动画电影体量更大、内容更加丰富、受众更广。

多位知名动画导演、制作人坦承行业困境，“大洗牌”“打苦工”成关键词。有知名动画制片人透露，现在平台对于动画买价最低至20元/分钟。据了解，动画片制作成本普遍为每分钟几万至十几万元，售价与成本间相差巨大，而毕业生们，正在“逃离”低薪动画产业，行内人才流失较快。“今年班上同学大概只有一半在做动画，另一半去了游戏行业。”一位动画专业的毕业生说道，“前几届毕业生还在动画行业里的只占20%左右。”

还有国产动画电影仍停留在靠票房盈利的阶段，缺乏对品牌或IP衍生价值的挖掘。营利模式单一也是此前行业内投资环境较差的一个原因。

(摘编自《“哪吒"光环下的国产动画困境》)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__________________”；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宣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其意义绝对不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坚船利炮渐渐地知道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藉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