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然。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企业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棚户区改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12号），明确指出，国有工矿企业、国有林区企业和国有垦区企业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棚户区改造的，改造部分的收益执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这一政策使这些企业从棚户区改造中受益，从而鼓励其更积极地参与棚户区改造，造福更多的低收入家庭。

财税（2010）42号文件规定，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开发商，在商品住房等开发项目中配套建造安置住房的，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按改造安置住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可以免交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摘编自2017年08月15日《光明日报》）

（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城市、工矿、林区、县区棚户区居民住房困难、居住环境差的问题，近几年加大了对各类棚户区改造的工作力度。2008年，中央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并将国有林场棚户区、国有垦区危房、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棚户区改造作为重要内容，加快了改造步伐。2010年，中央全面启动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并继续推进国有林场棚户区、国有垦区危房、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棚户区改造。

棚户区改造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直接和间接服务于工程建设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充分利用棚户区改造腾出的土地，兴建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创业市场、农贸市场、再就业一条街等形式，增加了就业机会。此外，将棚户区改造项目与商品住宅配套建设，使棚户区居民可以通过为周边居民提供相应服务来实现就业或再就业。

据有关部门测算，国有垦区危房改造工程实施以来，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70多万个，支付用工费用100多亿元，有效地解决了低收入家庭的就业问题。

（摘编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惠民生促增长——我国棚户区改造成果综述》）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陆克华26日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18~2020年将继续改造各类棚户区，再建保障性住房1500万套。中央将加大财政、金融、用地等支持力度，兑现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的承诺。

陆克华指出，棚户区改造是改善因难群众住房条件的重要方式。过去8年，中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安置性住房3287万套。棚户区改造使8000多万居民“出棚进楼”。此外，通过城中村改造，约950万农民就地转化为市民，住进了配套完善的安置房小区。在商品住房库存量大、市场房源过利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我们通过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工作，在解决棚改的同时，也促进了商品住房去库存的工作。

由于能带动有效投资和建材、装修、家电等方面的消费，也能促进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棚户区改造也被视为带动投资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民生工程。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我国未来三年将实现改造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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