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的精气神儿

(1)在过去的几年间，我编撰并出版了三种有关北大的书籍（《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和《北大精神及其他》），因而被热心的读者想当然地目为“校史专家”。其实，我愿意像五四新文化人那样，持“爱美’’(a.mateur)的心态发言与著述，却不想将自己的思路与职责定位为“宣传北大”， 引以为傲，  保留自我反省批评的权利与义务。当然，也不无将北大作为思考当下中国教育及思想文化状态切入点的意味。话一出口，马上意识到，这种既喜欢谈论“老北大的故事”，又保持一定距离，以便于反省与质疑，其实正是北大人的共同特征。

(2)在我就学或访问过的众多国内外大学中，对母校有强烈认同感的，比比皆是；但像北大师生那样，喜欢借谈论校史上的奇人逸事寄托情怀的，却不多见。北大最值得骄傲的，并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用数字或图像表达出来的图书仪器、校园风光、获奖项目、著名学者等，而是流传在口耳间、充溢在空气中、落实在行动上的“北大精神’’。至于什么是“北大精神”，历来众说纷纭，最表面的一点是，北大人推崇个性与气质，在专业成就之外，颇有刻意追求“特立独行”的倾向。

(3)面对众多有关北大人“眼高手低”的讥评，我从不申辩，因这大致符合事实，但又不便“有则改之’’。“心高气傲”与“志向远大”，其实很难截然分清。锉钝了北大人的锋芒，你还能指望其“铁肩担道义”？抑制了北大人的狂放，又哪来科学研究中不时突发的奇发妙想？任何一所正规的大学，都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稳定的教学秩序；但不是每所大学都能像北大一样，容许甚至欣赏才华横溢因而可能桀骜不逊的学生。谁都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可一旦有了规矩，必定对个人志趣与才情造成某种压抑。如何在规矩与个性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让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既感觉如鱼得水，又不至于误入歧途，对于教育家来说，是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在我看来，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为中才设立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不因追求管理方便而“一刀切”，也不因标准化教学而“取长补短”，让不同性格与才情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现，需要名师之襟怀坦荡，更需要作为整体精神氛围的“兼容并包”。这种山高水长任其发展的境界，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北大庶几近之。

（4）北大百年庆典时，曾有不少记者希望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北大精神”面对此类热切的追问，我从来都是答非所问，转而介绍起“北大精神”是如何被一代代北大人所建构起来的。不承认北大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其实蕴涵着一种古老的思路：大象无形。而且，北大必须自我革新；北大传统不应凝固不变，北大精神更有赖于二代代北大人的呵护、承传与发展。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认同乃至赞许年轻学子谈论“我们北大”时得意的神情一一那与其说是夸耀，不如说是承担。

(5)比起波光潋滟的未名湖、古朴庄严岛博雅塔，以及近年崛起的百年纪念讲堂和理科楼群等有形景现，我更看好北大人的自尊与自信。踏进燕园，你很容易为这种有历史感因而显得深沉、有现实关怀因而显得生动的“少年气象扩所感动。更为难得的是，这种“少年气象”，既属于稚气未脱的本科生，也属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生活在如此气韵生动的校园文化中，你不会因此而摆脱人生的众多困惑，却很可能平添一股肉搏这虚空与烦恼的精气神儿一一这正是北大真正诱惑人的地方。

（有删节）

①2017年开春，《朗读者》甫一推出，立即引发了荧屏内外热切的关注，迅速成为叫好又叫座的现象级电视节目。人们从不同视角，对《朗读者》给予了近乎异口同声的赞美，这是中国电视荧屏多年未曾出现过的景观。

②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电视市场化产业化探索的不断深入，在内容生产尤其是娱乐类节目的生产领域，中国电视开启了引进国外电视节目模板的热潮。这种潮流，将中国电视自主原创节目的空间挤压至边缘角落，中国电视行业内进行自主原创的意愿日益弱化。不论是从节目运营还是从行业能力提升以至价值取向等方面来看，大规模引进国外节目模式已然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效应。

③《朗读者》的出现与成功，打破了过去若干年对于引进国外模式的惯性思维与路径依赖，而以本土原创打造出了中国电视的独特品牌出了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自主创新的成功道路。《朗读者》因此成为中国电视节目不依赖国外节目模板的引进，而凭借自主创新大获成功的典范案例。《朗读者》以此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电视节目走本土化自主原创道路令人期待的前景。

④从整体上来说，《朗读者》是一档以文学作品朗读为主导的电视文化类节目。但是《朗读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自己陷于单一的文学朗读，并没有将自己陷于“大雅”的文化之中，而是巧妙地将新闻性的访谈、纪实性的纪录和娱乐性的综艺与文化类节目融为一体，将多种电视节目类型有机融合，从而探索出中国电视类型节目创作生产的新路径。

⑤《朗读者》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经验与启示呢？

⑥从角色担当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应该自觉担当起主流文化与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中国电视人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这种使命与责任，不仅是要很好地承担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使命，也不仅是要收获电视产业的良好效益，更要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电视文化。《朗读者》以独特的精英文化视角，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家国情怀融入节目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予以了很好的传达，充分地体现了主流文化的诉求。同时，又将普通百姓的情感和爱等大众文化的内涵与视角，融入其中，实现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有机结合与融合，创造了当代中国难能可责的多种文化有机结合的新经典。

⑦从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既应顺乎潮流，又不可盲目追逐潮流。作为电视技术与艺术本身的探索，无论是从全球视野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都会在某个阶段出现潮流性的景观。在中国电视这些年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进程中，娱乐节目不断造就着阶段性的景观。尽管满足了百姓的基本娱乐需求，但是过度娱乐化也容易导致低俗化乃至恶俗化的取向与问题。《朗读者》的成功恰恰给了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追逐单纯的收视率，不追逐引进洋模式的潮流，同样可以取得叫座又叫好的了不起的成就。

⑧从创新理念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的创新不呈现为一种线性状态——从开始径直走向结束，而是呈现为一种循环状态——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有新的内容与形式加入，推陈出新。近年来，电视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新兴媒体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很多关于“电视将死”的呼声甚嚣尘上。《朗读者》坚定不移地进行新的探索，将已经有的多种元素进行新的配置，从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全新模式，有力地回击了那些宣称电视节目终结、电视将死的声音，让中国的电视节目在困境中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未来。

⑨《朗读者》作为2017年重要的现象级电视节目，以其独特的气质与特质，为中国电视类型节目的探索创新，提供了新的成功经验，体现了其走中国电视本土化道路的文化自觉，为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开辟出令人兴奋的新天地、新空间。

（摘编自《民族艺术研究》）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就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耽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