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色

张玉

一

1942年冬，临沧出奇地冷，澜沧江上下起大雪，24岁的曾祖父从作坊回来，手脚冰凉。他回到家，曾祖母已经烧好一大盆滚水了，趁热再煮一小锅米线，细碎碧绿的葱花、晶莹雪白的米线，汤清线齐，他热乎乎地吃下去，暖身子。

那天半夜时分，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曾祖父的堂兄，前几年过河去了缅甸，在那里的赌石场做工，过年时才捎钱回来。

他的堂兄回来，是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堂兄说：“绍田啊，跟我走吧，我现在在孙立人将军的部队，38师……孙将军要带我们去缅甸、印度，把小日本赶回去。”

曾祖父远走缅甸是那年腊月二十，天寒地冻，澜沧江静得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释放出冰冷的光芒，曾祖父喝了些白酒，在堂屋里生了许久，去厨房盛了一碗酸笋汤，喂一双儿女喝下，把碗放在桌上。

他搬过一个高凳，从房梁上取下一只布包，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昏暗的屋里顿时一亮。那是一条深紫色的玻璃底翡翠珠链，艳如春水，美若朝霞。长长的小粒珠链，108颗，细碎的珠子只有绿豆大小，但是颗颗精圆，打磨得莹润无比。这是身为琢玉匠的祖父从无数的边角料中挑出来，一颗一颗琢成的；链子下面坠着一块满绿的玉牌，只有小手指大，精雕细琢地刻着一对鸳鸯，羽毛纤毫毕现。曾祖父把珠链给曾祖母带上：“玉罕，我这一去不知何时回来，你带着它们，好像我在你身边一样……还缺一副手镯、一副耳坠，我原想着做齐了再送你的……”

曾祖母拉着两个孩子将丈夫送出镇外，曾祖父深吸一口澜沧江上清冷的空气，自言自语：“多美啊，我的家。”他又回头嘱咐妻子：“柴火要烧得旺哪，快过年了，烧得旺，明年才好过呢。等开春我兴许就回来了，明年我和你们一起过泼水节。”

二

明年，曾祖父没有回来；后年，他还没有回来；大后年……抗战胜利是1945年，他离家已有3年了，杳无音讯。曾祖母把院子临街的厢房开了一间小店，给街坊邻居做衣裳维持着生计。

每年冬天，家中的炉火都烧得很旺，可曾祖父始终都没有回来，也没有音讯。日子一天天过去，曾祖母把老人们都送了终，又拉扯儿女长大成人；她有了儿媳、女婿，有了外孙、孙子，然后孙子孙女也有了儿女，我的父亲是她的小孙子，我在80年代出生，是她最宠爱的曾孙女。这一年，她已年过花甲，她的丈夫离开她整整40年了。

上世纪末，我家搬到市里，想接了曾祖母到家里住，她执意不肯，要留在小镇度过余生。她说她要等曾祖父回来，如果他回来我不到她怎么办呢？

三

2005年，我带男友回到嘉禾镇去见曾祖母。到达时正是腊月二十，小镇很冷，天早早地黑了。

院落外的山茶树上挂着一对红灯笼，它们随风摇着，温暖喜庆，提醒我们快过年了。西南边陲的嘉合镇民族众多，各有各的年节。因此虽然年关将至，小镇也没有多少年味，只有我的曾祖母，年年都挂着灯笼等候良人归来。

堂屋里有一台很大的电视，是几年前我父亲买回来的，曾祖母终日开着它，说屋里有声音，热闹些。

晚饭是酸笋汤，清亮的汤水没有一点油星，上面飘着一些切碎的雪里红，雪白的笋丁在下面隐现，绿白相间如翡翠，我小口小口喝着，笋汤清香异常，洋溢着满满的年的味道，曾祖母爱怜地看着我，看着男友，絮絮地说：“那一年也是这一天啊，你太爷爷喝了一碗笋汤，还喂你爷爷和老姑喝了一碗……”我知道她是把我们当作她当年的小儿女了，我抬头笑一笑。

吃了饭，我们在炉前围着一边聊天，一边看电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特辑里，播放的是中、印、缅二次会战纪录片，并有字幕在滚动：会战情况，日军在我国南部所犯的滔天罪行，一长串死难者的名单。我看到曾祖父的名字，流水样漂移着，消失在无数名字中间。

我看向曾祖母，她神色平静，我的心落了下来：没事的，她是傣族人，不识汉字。

曾祖母是在一个多月后去世的，离泼水节不远了。地的遗物存放得很整齐，衣服都在柜子里，重要的东西分门别类地装进一个个小箱子，在一只黄杨木匣中，我翻出一本泛黄的账册，一幅一尺见方的小像，还有一大叠零碎的字条。

账册是我曾祖父玉店的流水，上面有往来账目，账目之后是他的签名：林绍田。

小像是他画给我曾祖母的礼物，画中的少女娉婷而立，左下角是曾祖父的字迹：“爱妻玉罕小影，林绍田辛巳苦夏手绘。”沉静的中锋运笔，清秀无比。

我又翻了那些零碎的字条，上面全部是三个字：林紹田。那却不是曾祖父的字迹，是一笔稚拙的字，起初是不连贯的，每一笔都歪斜细弱，后来就流利了，渐渐像方块了……

（有删改）

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葵花朵朵

刘学刚

①葵花，不在城市里生长。

②城市里，只栽种脚手架混凝土，还有高跟鞋和红绿灯。

③饱满的葵花籽是城市的，它们很气派地站在大超市的柜台上，期待-双红唇烈焰般地亲吻。

④低头是民间，仰首是长天。葵花依恋土地，它的唯一的低垂的头，不停地诉说着秋实的赤诚。葵花是我们举手即可触摸的天空，而远在葵花之上，那一轮流转的金黄，不过是更高的花朵，晨开昏谢。谦卑的葵花、热烈的葵花，是茫茫黄土的太阳，从早春到深秋，一直伴随着农事而荣而枯。

⑤田垄上，沟渠边，篱笆旁，随便一处地方，都有葵花在生长。葵花，在农忙季节里灿烂着。在乡间，随处可见它们游动的身影。天刚放亮，早有几棵站在日间地头察看庄稼的长势，抬头就是一脸的阳光。畦埂上的那些，长得特别高大强壮，看起来更像一群“锄禾日当午”的汉子，拄着锄把，擦去汗水，看看头顶的烈日是不是又毒了几分，这样，能晒死地里的杂草，免得再糟蹋禾苗。许是常在井台旁转悠的缘故，村头莱园里的三两株，叶子尤为青翠，晚炊里，那该是母亲手搭的凉棚吧？

⑥在葵花的注视下，我们点点长大。每每抬头仰望，总能看见张灿烂的笑脸，读不出它的一丝忧伤，也听不到它哪怕极细微的叹息。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一些些籽粒，被葵花高举在头顶，眼睛只注意了远方的风景。这情形，极像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晚上还驮着我去大队的场院里看电影。就为电影的画面看得再仔细一些，我骑在父亲的头上，双腿夹住他的脖子，他抓紧了我的小手，仿佛只有这样才牢靠些，才成为父亲身体的一部分。那时节，放映场上最神气的我，除了偶尔感觉到父亲肩膀的宽阔、身体的温热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葵花，承受着生活的重负而又了无抱怨。

⑦总是在葵花灿烂的季节，我们一次次远走他乡。黑黑的籽粒成熟，太阳消失了，只有枯萎的葵盘，像一张沧桑的脸。去年冬天，我把一个葵盘带回我蜗居的城市，供在我的书房。有天，三岁的女儿问我，爸爸，等我长大了，你会怎样呢？我会老的，模样就像这个葵盘。爸爸，我不要长大！我不要长大！我鼻子陡地一酸，硬是把泪水咽回肚里，然后一脸的阳光，遍遍对女儿教唱“葵花朵朵向太阳”。她，是葵花的后代，她应该保持一颗“向阳心”。

⑧土地太辽阔了，黄色一铺千里。葵花，是站起来的土地。它浓得化不开的色彩，正是从土地上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的。

⑨葵花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葵花，注定是黄天厚土的太阳，它每一朵花瓣上都闪耀着农人的光荣与梦想。

（选自（《安静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