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节选）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甡国、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样。“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篮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進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糢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闳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幂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地、冷冷地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地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草原文化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以个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进取性文化。北方草原具有独特性，它既有深远悠长的民族牧歌情调式的生活方式，又有严酷杀伐的沧桑、厚重的历史，从而导致了草原民族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殊认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直接、密切，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突出，因而对自然的亲近之感、迫近之念、忧虑之情更为突出、深挚；它不似江南山水对人的细腻轻抚，更不像士子优游于小桥流水，流溢着别致而精微的艺术感触，而是将民族生存与自然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把对草原的关切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联结起来，发出了“草原不在、民族何存”的呐喊，汉代流传的《匈奴歌》就是其中代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架构起初步的生态美学桥梁。蒙古民族第一部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当中就显现着极为浓郁的生态观念。

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酷、险恶、千变万化，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存观念异常鲜明。草原民族生存的“动态”和“变化”的特点使人的适应能力和冲破自然环境束缚的能力分外突出。草原民族强调人在强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面前的力量、智慧、意志力，从而形成一种对英雄的崇拜的观念。《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和《蒙古秘史》中的札木合就是鲜活的例证，只不过后者还显现着强烈的崇信重义之美。

北方草原多地处边陲，因而在地域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又不得不产生与外界文化交融的必然性，于是草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出新的文化，对于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动机和活力较农业文化更主动、更积极。这在元代西域文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著名学者刘大杰曾称元代萨都刺的诗歌“代表了元诗的活力与变化的趋势”。也由于草原自然环境的险峻、生存的艰难，致使草原文化的忧患意识中多了一种实践意识和冒险精神。忧患意识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成长、成熟的标志，就农业社会而言，忧患意识往往侧重于对深厚精神苦闷的自我消解、自我提升；自我肯定、自我壮大是农业社会忧患意识的主体内容。草原文化景观下的忧患意识，虽然也是在生存困扰下的一种自我拯救、自我飞扬，也充满了焦虑、深痛之感，但并不专力于自我精神领域的别有洞天，而是将原始初民时期产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加以发展，剔除了其中包含着的精神层面的穷力追逐，进而催生个体抗拒灾难和挫折的行为力量。

（摘编自温斌《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的精神风尚》）

绝 鉴

何一飞

隐逸斋是做玉器生意的。老板姓陈,叫陈若尘。原是历史老师,不知什么原因,辞了职,开了家玉器店,取名隐逸斋。陈若尘四季皆藏好茶,有两个半茶友。

那两个,一个是他的发小,县教育局长冯有为,用陈若尘的话说,冯有为斯文还在,可以为友；一个是宝峰寺的方丈法缘和尚,轻易不说话,一开口则是口吐莲花,让人醍醐灌项。有次喝完茶,法缘和尚盯着陈若尘端详了许久,幽幽地对他说,施主面相与佛有缘。

至于那半个,本县县委书记,是冯有为带过来的。喝过几次茶后,发现并无半点官场俗气,就被陈若尘列为半个朋友。

陈若尘做玉器生意是因为他善鉴玉,尤其善鉴古玉。曾经有省城玉器玩家高价购得一枚汉代龙凤纹玉环,却被专家鉴定为高仿品,也不知玉器玩家从哪打听到陈若尘,跑过来请他鉴定。陈若尘拿着放大镜看了又看,最后对玩家说从玉质和线刻技法可以断定是真品。后来玩家又把龙凤纹玉环拿到北京,北京的大师也鉴定为真品。陈若尘一鉴成名,被人誉为省内古玉鉴定第一。

鉴宝这行只要肯放手是能赚大钱的,所谓放手就是玩家给钱,拿假货让鉴家出个真品证明。许多玉器玩家都找过陈若尘,陈若尘冷面相拒,再高的价也不做。隐逸斋的生意不好不坏,陈若尘不像他老婆那样着急上火,说是要老是想着挣钱,那就是人被钱玩了,不值得。

豁达的陈若尘最近也有些豁达不开,那是因为女儿的事。女儿大学毕业两年,因右脚残疾,找工作辗转了几十次,都被用人单位拒绝了,弄得女儿连家门都不愿走出一步。

这事不知怎么给县委书记知道了。这天晚上,县委书记和冯有为喝茶,书记从包里拿出一份调令递到陈若尘手里,明天叫孩子到财政局报到,孩子学财会的,正好学以致用。陈若尘犹豫一会把调令接了,说；古人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这样的大恩,当得以死相报啊。

时间就这样不急不慢地走。

茶友们很久没来了。陈若尘有些想念,想打电话约他们过来喝茶,拿起电话又放下了,笑自己像没经过事的人。这天晚上正念着,书记一个人来了,陈若尘喜得连忙去泡荼。喝了一阵茶,书记从带来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用黄绸裹着的东西说：若尘,你给看看。

陈若尘小心接过,揭开黄绸,心就扑通、扑通跳了,一只品相良好的青玉碟子在灯光下发出幽幽的沁人的光。这碟子叫清代菊纹盘,清中期皇家用具,虽说不是孤品,但存世的也不足五枚,香港拍卖行前几年拍卖过一枚,拍出了近百万的价。

仔细看过几遍,确定无疑后,陈若尘才对书记说：这是真品。

书记笑着说：这碟子是家传的,我岂不知它是真品。

那你拿来叫我看是什么意思?

书记踌躇着说：若尘,我们是朋友,你帮个忙,给它出份赝品证明。

陈若尘明白了,他这是要把真当假,只不知是为了送个安全还是收个安全,聪明啊。

陈若尘内心挣扎着煎熬着,良久,站起来踉跄出了茶室。片刻,拿了印鉴纸笔回来,坐下写好鉴定证明书,盖上自己的印鉴递给书记,懒懒地说,你要它假就假吧。

然后,端起茶做了个送客的手势,书记尴尬站了起来,从包中拿出一个大红包,陈若尘不接,把书记半拖半拉推出了门。

第二天,隐逸斋关了门,门上贴着八个字：若尘已死,停止营业。街坊邻居不信,问陈若尘老婆,老婆又气又恨地说：死了。死了好。他死他的,我活我的。陈若尘哪去了？有上香的人在宝峰寺看见了他,原来已皈依佛门。

书记也听说了,怎么也想不明白,陈若尘为了一件小事就去做了和尚。

（选自《2013年中国微型小说选》）